我们既要看到中印、中外知识分子的异同，也要看到中印、中外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更要看到在人才方面的竞争。作为知识分子，要发挥好社会公民的作用，“留得清白在人间”；发挥好社会良知的作用，“我为人民鼓与呼”；发挥好社会引擎的作用，“各领风骚数十年”。

大国与人才分不开，中印都是发展中大国，都发展很快，都得益于各自拥有大批一流的知识分子。中印都在努力使大国变为强国，都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虽然人才各行各业都有，不见得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个个都是人才，但作为社会脊梁，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大显身手的人才，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如何，对大国兴衰命运攸关。我因曾担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在印度工作两年多，与印度知识分子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在印度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有深切的感受。印度知识分子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确实值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琢磨和研究。

印度知识分子整体来说有四个特点——

一是与旁门左道保持远距离。在印期间，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有谁为了考上研究生需要事先向导师进行感情投资。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博士”和“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博士生导师”，是否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更没有见过“系副主任（主持工作）”之类的名片。印度高校和科研单位是学术殿堂，不是衙门，在孟买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里，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也没有厅级、处级官员之类的概念，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机钻营或傍大款，也没有哪个高校为了创收去办什么研究生班。

二是与科技前沿保持近距离。印度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科技进展，看重的是工作环境和事业成败，而不是名利地位。他们工作态度最大的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不浮躁，更不屑作假或剽窃。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会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之后美国英特尔公司等上百家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机构，印度自身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急剧膨胀，因而对软件人才的争夺非常激烈，但华为的印度专家却极少跳槽，尽管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更优越。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于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在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某些基础科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印度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甘坐冷板凳，一个课题研究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也心甘情愿，自然比较容易出扎实的成果。

三是与官员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保持等距离。印度政府没有机关报，国大党和人民党等也没有党报，因此知识分子对社会舆论导向起很大作用。印度知识分子关注的是公正和正义，需要为官员说话则为官员说话，应该为民众说话时则为民众说话；既不是富人的传声筒，也不只是穷人的代言人。印度知识分子坚持操守，是一说一，不说违心话，这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2年9月7日，我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印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和《印度时报》一个编辑分别演讲。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编辑演讲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讲完后，两人亲切握手致意。主持庆典的商会秘书长莫格利则致词：今天的发言是印度民主的典范。后来，这样的情况又碰到数次。印度知识分子看重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宽容，所以印度社会没有“造反有理”、“为富不仁”、“十官九贪”这类“理论”的市场。印度贫富悬殊，但社会上没有仇富心理，这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四是与道义责任保持零距离。印度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一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二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我亲眼所见，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了以反对全球化，保卫贫苦大众利益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来自130多个国家的7万多人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印度知识分子和各国会议代表一起，在孟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走在队伍前头。一时间，反对以强凌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印度的主流舆论，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人士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一切免费，还自带干粮。私立医院的医生，每周必须到公立医院免费出诊一天，他们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思想上看，印度知识分子受印度传统的苦感文化，特别是受甘地精神的影响。甘地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从宗教上看，印度传统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造福社会。从体制上看，印度是小政府大社会，知识分子不只是某种皮上的毛。从政策上看，为了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印度2003年开始实行双重国籍政策，等等。

毫无疑问，我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印度，包括财富总量、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印度10亿人口中几乎一半还是文盲。可喜的是，中国人才总量还超过了美国人才总量，许多指标已居世界首位。但也应该看到的是，我国人才数量居先，质量却堪忧。学历与学力、能力脱钩的现象并不罕见，一些博士、硕士的含金量恐怕不如印度的高。学术界风气浮躁，静不下心来，为了评职称、得奖项或获得研究基金，有一点点成果就忙不迭宣传上报。不少优秀人才不愿搞基础研究，博士纷纷扎堆在政府机关。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攀龙附凤，谋权营私，追逐名利，贪图享受，甚至出卖良心、指鹿为马的现象不时出现。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量流失，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北大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的人才还大量流失到了英、法、澳、加、日等国，中国社科院2007年报告说，中国流失的顶级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在科技领域，至今大陆没有培养出一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人辩解说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有9人获5次诺贝尔化学或物理学奖，又怎么解释？

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上述不健康的情况，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的“士”（类似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职责不是入世做官实际从政，就是维护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不少知识分子难免受传统的入世文化和乐感文化（李泽厚语）的影响，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憧憬“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享受，即使一时坐冷板凳也是为了永久坐热板凳。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大政府小社会的环境，使知识分子对官员难以摆脱依附性，一定意义上，官员是皮，知识分子成了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印度知识分子说到大国与人才，我们既要看到中印、中外知识分子的异同，也要看到中印、中外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更要看到在人才方面的竞争。作为知识分子，要发挥好社会公民的作用，“留得清白在人间”；发挥好社会良知的作用，“我为人民鼓与呼”；发挥好社会引擎的作用，“各领风骚数十年”。

对于有关当局，在招商引资上已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情况下，应转向招才引智。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7%左右，而欧美国家高达30%，有的甚至高达50%，怎么能说我国大学生“过剩”呢？现在，中华民族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借鉴印度的经验，解放思想，拓展思维，完善和出台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战略，使人才留得住，引得进，用得好，从而打赢攸关国家兴衰的这场“人才战争”，使中国早日从发展中大国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强国。

作者简介：袁南生，前外交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1967-2000年在湖南省3家企业和省党政机关工作，2000年调入外交部，历任驻埃及使馆二把手、驻孟买总领事、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旧金山总领事。
来源：微信公众号“钝角网”（ID：idunjiao），本文选编自《被我们误读的世界》一书（作者：袁南生，台海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原题《从印度知识分子说到大国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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