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以群体划分社会，必将酿成仇恨和冲突

每种思想都有它形成的背景，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而不是群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这正是自由主义兴起时的积极意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将人牢牢捆死在一个等级里的制度，把个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它赋予了个人极大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个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个人之所以重要，说到底是因为人是以个体存在的，个人是人类最小的不可分的单位。
凡是属于人的本性——生命、思维、良心、道德、智慧、性格、情感、行动、利益、繁衍、死亡等等，无一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因此没有个人的解放和独立，人类的尊严和潜能就不可能发挥。
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的独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具备了足够的主客观条件，个人才有可能摆脱对小群体的依赖而相对独立地生活。
哈耶克从知识角度上分析说，“个人主义精神的发展要归功于技能、知识和劳动的分化，而发达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分化上”。

只有在分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

个人的发展和群体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个体差异增强了合作的群体的力量，使其超出个人努力的总和。协调的合作让独特的天赋发挥作用，而具备这种天陚的人若是被迫孤身一人为生存而奋斗，就会使它得不到利用。”

因此，无论个人如何独立，人仍然是社会动物，不可能完全孤立于社会。作为社会中的人，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必须是平衡的。　

在历来的宗教和世俗伦理中，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负罪感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基督教让耶稣降临来替众人背负十字架。

但责任虽然如此之重，平民个人却历来享受不到相应的自由和权利。

在自由主义早期，刚获解放的人们是非常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他们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特别是早期的美国人，当他们和旧欧洲的老乡们相比时，对自己的自由权利尤感自豪。

然而，两百年过去后，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权利和责任渐渐失去平衡——权利被视为理所当然，似乎社会和国家总是欠着个人更多的权利，而个人对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义务却少谈了。

肯尼迪大概有感于此，所以在就职演说中呼吁：“请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应该问一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此话一出，就成了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名言，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的现实。

1960年代过后，美国更是出现了“自我的一代”，人们用各种理论在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开脱责任。

权利论说：这是我的天赋权利，只能多不能少。先天论说：反正我生来如此，不由我自己负责。环境决定论说：因为我生在那样一个环境，是环境造就了我，责任在社会，所以我做什么都怨不得我。

这些说法否定了人的主观因素，否定了人作为人的责任，这样说不是对自己的辩解，而是对自己的贬低。　

人的自由意志固然有限，但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人仍然有选择的余地和能力，否则就不存在道德这回事了，也就谈不上权利了，因为一个不能作选择的人怎么会有权利呢？他要了权利又有何用呢？

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存在，而社会靠的是规则，它们规范个人的行为以保障社会和文明的维系。

社会有责任教育个人懂得这些规则，个人也有责任学会和遵守它们。倘若一个人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能说错在社会而不在自己吗？那法律何必还要治他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