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斯大林模式

关于斯大林模式，至今有许多种不同评价，也可以从许多个不同角度去评价。从俄国-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角度看，它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这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苏联在战后步入世界超级大国打下了基础。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应当承认的。但斯大林模式不只是俄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发展模式，它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种模式，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它放在社会主义演变历史进程的角度去检验。

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何在?

谈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应指出，斯大林模式并非一种经济模式或政治模式以及其他什么模式，也不是经济模式、政治模式连同其他什么模式的简单相加之和，它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同质同构、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因此，与其从不同领域去分别考察它，不如一开始就抓住它的总体特征。这种总体特征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是一个由少数领导者阶层高居社会之上，代替工人阶级去实行管理的社会，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实行民主管理的社会。

在前面已经分析过，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是，由工人阶级把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归公有，由社会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抽象原则，还存在一个通过怎样的具体形式去体现它的问题。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们设想的革命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那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会很容易地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尚未显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严重性也就完全没有估计到。在不得不涉及到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时，马克思、恩格斯有时谈论过“公社”，更多时候是讨论“国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需要首先取得国家政权，由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国家在无产阶级多数人的管理下将会很快消亡，那时将进人一个社会直接地、公开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时代。按照这一思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第一代继承人那里，都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同时他们又都认为，这一国有化必须贯彻民主制原则，以保证国家不致脱离社会的控制而成为凌驾其上的异己力量。从这个原则出发，他们当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没有人怀疑过民主在社会主义政党和未来国家中的重要性。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强调，几乎达到了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程度。他们都谴责资产阶级民主的空洞虚假，但当资产阶级民主受到威胁时，他们会立即起来保卫这一民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比没有民主要好些。而在社会主义者自己的队伍里，民主更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对纲领、政策进行讨论乃至批评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为未来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也必须珍视民主，这就是当时的一般看法。

我们知道，列宁与众不同，在1903年主张实行严格的党内集中制，但他也并没有把这看作未来社会的必然形式，而只看作是革命者在俄国夺取政权时的暂时策略需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他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管理职能高度简化，政治生活民主化，于是国家就会很容易地消亡。这种看法和到那时为止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问题在于，在夺得政权之后经过短期的试验，布尔什维克很快发现，在落后的俄国这种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匾乏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加上尖锐的党派政治斗争和内战，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初衷，结果他们不是走向理想中的民主化管理，而是走向集权化控制，把列宁1903年的党内集中制思想不断高度强化，而且扩大到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了。在整个内战及其后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维埃国家内部生活的民主程度不断削弱，党和国家权力的集权程度不断加强，整个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日益集中到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家集团手里。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好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者们，首先是列宁，对这种矛盾保持着一份清楚的认识。他们在党内外颁布和实施各种不利于言论自由、民主讨论的法令及政策时，心中是怀有歉疚的，总是一再声明说：这都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一旦形势好转，将立即解除禁令!列宁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发生激烈分歧时，尽管对他们的“左派幼稚病”恼火之至，但仍遵循着自由争论的原则，当时列宁表示说：“在单独靖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俄共(布)十大上通过了著名的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列宁对此解释说：“不容许反对派进入党内，这是当前局势的政治结论……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可见，诸如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甚至党内派别和分裂，在当时都还被认为是正常的，对这些实行禁止令反倒是不正常的，需要特别加以解释才能通得过。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列宁这一代革命家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毕竟有深刻理解，深知不能把民主仅看作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命脉。没有这个东西，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本意，变成少数人的独裁。列宁在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和人民大众，而是取决于一小批身居高位的“老近卫军”。在他看来，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斯大林模式恰恰是把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现在，国有化和准国有化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个国家也的确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了，所以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步设想似乎已经实现了。然而名义还不等于实质。实质是，这个国家由于缺少民主生活而使无产阶级大众无法正常参加国家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大权是掌握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一小批革命家手中。他们是无产阶级领袖，代表无产阶级行使权力，无产阶级却无法监督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英明、忠诚和谦逊上。于是，“领袖谦逊自律，则可能意见畅通，领袖乖庚，便导致言路壅塞，人人自危;领袖英明则政治清明、人民幸福，领袖一旦出‘昏招’，国家便立时出现大乱，整个国家生活现在都围绕着领袖个人转动。社会主义的领袖代替了‘秘鲁的太阳之子’——从反民粹派时的普列汉诺夫到1918年时的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情况，现在确乎成了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化程度愈高，领袖代管的控制力和控制范围愈大，工人阶级大众的自治能力也就愈益下降。不仅如此，由国家所有制尽快向直接社会化管理的方向现在也受阻了。应当承认，这种领袖代管制也可能做出许多有利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事情，但它在实质上却是“为”人民而不是“由”人民自己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的。

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所有领域内的方针政策，都不过是上述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而已。关于这些具体表现目前已有不少论著作了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尽量简略些。

在经济领域中，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无所不包的集中控制，从生产到流通，从分配到消费，统统按国家计划部门下达的指标执行。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宏观上缺少灵活性，微观上缺少激励机制，它对于在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统一分配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推行工业化，虽然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适合高度复杂的现代化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弊病极大。因此，这一体制历来最受垢病，批评者从自由主义者直到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者，所在多有。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早有切肤之痛，因而有直接发言权，许多分析称得上深人肌理，切中要害，我们在此不必重复。我们只想从它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关系再提出一点看法。我以为至今较少受到注意的是，废除商品经济、实行统一计划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并非斯大林的独创。计划经济思想自有其固有弱点，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却是建立在排斥民主的官僚主义决策基础上的，是按照领袖意志由执行机构制订出来的，这便决定了它与马克思的计划思想形似神离，大异其趣(布哈林有鉴于此，在和斯大林争论时曾呼唤“公社国家”，可惜晚矣)。如果说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是计划加民主，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实践却是计划加独裁。这一差别，再加上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无视俄国的落后条件，使得斯大林式的经济体制与马克思的主张虽然同为计划经济，在实质上却大相径庭。

在政治领域中，建立起了从最高领袖到地方基层严密控制垂直领导的庞大干部等级制。对于这一制度，仅仅使用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之类的描述是不够的，因为那还只涉及到形式。在实质上，它是按照领袖意志去运转的、从政党组织、国家机关、经济实体到一切社会团体统统执行最高指示的高度一体化专制结构。也不能说这里面不存在法制，干部们全都无法无天。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结构是要求各级干部严格按照法制和纪律执行自己的任务的，因为他们不论职位大小，都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中的部件而已。问题在于，法制和纪律在这里都是创造出来维持这个等级制的，即使各级干部都奉公克己无瑕可击，这架机器最终是听从一个人的操纵，而不需要接受社会民主制度的监督制约。我国学者的一部集体著作《苏联史纲》总结说：“斯大林的专制体制也具有历史上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独裁性、神秘性、随意性。苏联共产党又要把斯大林模式下国家政治生活的独裁性、神秘性、随意性，装进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框框。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泛滥起个人崇拜。”这种评价是十分准确的。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狂热程度，它既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也腐蚀了领袖本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也是排斥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还不止此，这种体制必然培育起浓厚的对上负责对下层民众不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更重要的，培植起一个具有强烈封闭性、具有共同利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政治阶层：官僚阶层。在距革命年代相去不远的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可以凭借理想主义信念为人民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回忆渐渐逝去，新的权力诱惑与日俱增，精心钻营追求升迁逐渐成为他们的生活目的，相互包庇、腐化堕落、滥用职权也就层出不穷。这一阶层日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日益特权化，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了与社会对立的异化力量。以上所说的都还只是体制正常运转时的情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当着像斯大林那样的强有力的领袖感到有特殊需要时，他还会动用正常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达到目的，例如利用秘密警察的恐怖手段，例如发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等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一开始就禁绝了一切不同声音。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了独立的思想探索。为此，在1938年推出了那部风行世界的理论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用一种不容怀疑的官方框框把整个思想控制起来。不必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只要读过这本书并拿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著作稍一比较，从印象上便很容易看出差别。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富于启发探讨性的，在思想上留有可供思考的充分余地，《联共(布)党史》则是标准的钦定教本。它在思想上是独断的，在理论方法上是斯大林式的，在文体上也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在叙述历史时，它按照现实需要去裁剪材料，把丰富复杂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描述成一两个领袖人物与一批批敌人、机会主义者、暗藏的匪徒间谍斗来斗去、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广大人民则仰望天空享受着领袖的恩泽。它把马克思学说简化成由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范畴、规律拼成的封闭体系。在其中，主客统一的精神不见了，规律的客观决定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截然划分开来，形成了一种经济决定论和主观意志论奇怪地相辅相成彼此支持的特有思想。它在把现成的理论信条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堵塞了接受融会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的途径。结果是培育出了一大批意识形态的宣传干部，却窒息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体制下，全部科学今后的目的似乎都是证明党和领袖的一贯英明正确，甚至连自然科学也被区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则连篇累犊地在那里歌功颂德，对人和事物的深人描写、细腻的艺术感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无原则吹捧。“斯大林啊，你比大海还要深，比天空还要高!”这算是一种什么艺术?但它却是当时到处流传的佳句。

如此等等。

作者：张光明，来源：知沧海（ID：zhicanghai），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