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袁南生：中印两国，区别最大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知识分子

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刚好一个月时。应邀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庆典上有两位主宾讲话，一位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印度公司事务部长。另一位是《印度时报》的著名编辑。两人讲话中都多次提到中国。那位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接下来这位编辑发言，一开口就声明不同意部长阁下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公开唱反调吗?一个报纸编辑居然敢在正式场合公开发表同中央部长不同的意见，敢于公开批评上面的政策是错误的。后来，这样的情况又碰到数次。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印度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可以把你认为是红的东西说成白的吗?他们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坚持操守，不说违心话。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们。柯有三个妹妹住在孟买，三个妹妹住在一块儿。柯三妹曾在联合国工作，和五妹一起终生未婚。柯家是婆罗门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作为最高种姓，她们本有条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但是，她们一生常常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的这三个姐妹，一生的事业都在行善积德。如今她们已风烛残年，家里除了1台旧的小电视，其他一切都与现代化无缘。由于家中没请保姆，身为大夫的70多岁的柯五妹，每天还负责三姐妹的饮食和其他家务。然而，她们为她们的哥哥60多年前牺牲在中国而自豪，为她们一生为病人和穷人服务而无悔。现在，柯棣华大夫家亲戚、后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医为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诊所，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诊所里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定期到大医院义务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他们“傻”，相反，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对观众来说。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至于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这更是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对面的邻居潘特先生是孟买大学教授，他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十年待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识分子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印度友人告诉我，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着神和偶像般的影响，他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识分子。甘地的榜样发扬光大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不求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之一。

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头衔满天飞，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却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这种“土”，并不表明他们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恰恰相反，印度知识分子许多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具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华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都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美国的英特尔公司等上百家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机构。印度自身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急剧膨胀，在班加罗尔和印度其他地方对软件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但在华为研究所工作的印度软件技术专家队伍却极少发生跳槽现象，尽管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说明了印度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重工作环境，重事业成败，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