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群众工作,以及能否找到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就形成为乡村治理能否有效的全部关键。
一
2021年暑假在江苏调研,好几位乡村干部都说现在农民素质变差了。他们举例说,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村民却打12345投诉;集体为农民修路,却有人占地补偿漫天要价;村民之间相互设置路障,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来村部骂村干部;通过上访要挟乡村干部以谋取个人利益,等等,不一而足。江苏是发达地区,贫困户很少,扶贫工作不很重要。在到江苏调研之前,笔者在中西部的湖北和安徽调研,乡村干部讲到很多贫困户不知感恩的事情,也一致认为当前农民素质变差了。
那么,为什么当前农民素质会变差呢?应该说,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越来越多,提出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前主要依靠村庄内部筹资筹劳建设的农村公共品,现在变成了由国家投入资源进行建设,之前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动员群众筹资筹劳,修路架桥,维护水利设施,不然就无法保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民利益就要受损,就要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为争夺水源大打出手之类。现在村干部主要工作不再是动员群众筹资筹劳,而是配合国家资源进村落地,以建设村庄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
当前全国农村几乎都在村一级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由村干部坐班为村民提供服务。国家投入资源在村庄搞建设,村干部就要配合做群众工作。之前村干部做群众工作的筹资筹劳,有一户不同意,工作做不下去,村庄公共品就难以供给,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因此,村干部的群众工作就不只是村干部个人在做,而是事关所有群众利益,所有群众都会直接间接参与到群众工作中来,不同意的农户就会受到来自全体村民公意的巨大压力。即使这个不同意农户仍然坚持,若他不能够讲出道理,他就会成为村庄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成为全体村民的对立面,他就会被村民孤立,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人。
现在情况则大为不同,因为现在村民认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当由国家来供给,村庄公共品供给是国家的责任,村民有享受与城市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农民就不仅不愿意再出资出劳,而且也不关心公共品供给的过程。村干部在协助国家项目工程队搞建设的时候,或项目落地的时候,要与一些农户打交道,这些打交道的事情,之前是涉及全村利益的公事,现在变成村干部或国家的私事。
村庄总有一些对利益特别敏感的村民,在国家项目落地过程中,这些利益敏感村民就容易看准时机当钉子户,以谋取超额利益。这些利益敏感者在索要超额利益时,因为是向国家索要利益,且国家一定可以保障村庄基本公共品供给,也就是不会损害村民利益,他们的超额索要就不会激起村庄其他村民的不满,他们就变成了与村干部及所代表国家之间的斗争。村干部发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在上级不准出事的压力下面,他们可用手段更少。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村民闹、干部哄”,“越闹越有理”,“大闹得大好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
一旦有人靠闹而得好处,必然就会有更多人去闹,以获得不该获得的好处。刚开始村庄只有个别对利益敏感钉子户借闹来索要超额利益,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借机索要好处。村庄具有正义感和原则性的先进分子变成说不起话的边缘人群,村庄正义正气消失了,村干部里外不是人,村民素质变差了。
二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不同的人群。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社会中,先进的积极分子占少数,落后的消极分子也只占少数,大多数则是稍显糊涂的中间群体。这个社会中,如果落后的消极分子,对自身利益特别敏感的自私人群成为主导,中间的大多数人就会靠向落后分子,整个群体就会变得不团结、消极、邪气上升,会闹为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就相当困难,治理就无效。
反过来,如果少数先进的积极分子占据主导,中间大多数靠向积极分子,群众中的消极分子即使可以获得不当得利,他们也要付出声誉上的代价,成为群众中的边缘人。在积极分子主导下面的群体正气上升,团结,集体具有行动力,治理有效,且可以较低成本维持社会基本秩序。
从村庄治理来看,村庄治理有效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好群众工作。村庄是熟人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共同利益,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强,村民能组织起来,可以大大降低村庄公共品供给成本。也是因此,村级治理的关键就应当是:依靠先进的积极分子,团结和影响多数的中间群众,孤立落后分子。前提则是村干部应当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理解群众,动员群众,说服群众,逐步形成真正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同时孤立落后分子。
能否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群众工作,以及能否找到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就形成为乡村治理能否有效的全部关键。如果将几乎所有工作重点都放在边缘群体身上,甚至通过利益来收买这些边缘群体,以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钉子户索要利益的问题,威胁上访的问题,无理取闹的问题,这样就会让真正先进的基本群众寒心,让中间群众模仿,结果就是基层治理无效,农民素质越来越差了。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愿做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而只看到和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不是试图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来形成一个规范,而指望能捂就捂能躲就躲,捂不住躲不起就收买的办法,就丧失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也就不可能做到基层治理有效。
2021年8月1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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