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是人类学者和自杀研究专家。他说中国老百姓要过日子,离不开“人”、“财产”与“礼仪”三个基本因素。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的要素,才能构成一个家庭,也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单位。“日子”过得不好,就可能引起自杀。


家庭首先是由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它既是个生活单位,也是个经济单位。人是过日子的主体,没有人无所谓过日子。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来维系家庭的存在,即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出生、婚姻、丧葬的仪式,都是维护家庭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看重的主要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也以家庭生活为核心展开。但礼仪是较为弹性的东西,外人很难评价。财产是过日子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过日子,尤其谈不上过红火的日子。若收入相当,面对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礼仪和规则就开始发挥作用。即便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仍然不能缺乏独立的财产。


于是,吴飞教授认定,评价人们日子过得好坏,最客观、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财产。



所谓财产最重要,讲的是经济条件决定家庭日子过得好不好,过不过得下去。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人就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然而,我们的农村调研发现,财产不是家庭生活的决定性要素。人的因素才是最为关键的。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人决定了日子过得有没有劲,有没有奔头,是否红火。要是缺少了某些人的话,日子就可能中断,或者过得很不好,“过日子”就会成为“混日子”,整个家庭对未来都没有追求,没有奔头。


我在湘南农村调查,某村有个家庭一个月内接连三个人去世。起先,女儿为情自杀,父母着实悲痛,但是很快就从悲痛中恢复了过来——因为尽管感情上放不下,但是家庭中其他的人还要过日子,儿子还要读书、要成长、要建房子、要娶媳妇,等等,做父母的尤其需要振作,怎能因为女儿的不懂事而荒废了这些呢。但是,当听到独子在医院逝世的消息后,该家庭的男主人甚至没有去医院看望儿子,径直回了家,在家悬梁自尽。母亲因儿子的死亡而昏厥过去,等医生将她抢救过来后,又得知丈夫已死,就连昏厥的力气都没有了。众人怕她重走丈夫那条路,就一连数月派人陪伴在她身边。最后她恢复过来,成了生活没劲的人。


家庭中,什么样的人不存在了,会影响过日子?女儿自杀,日子虽然受影响了,但是可以恢复过来,而儿子的死亡,却导致了父亲的自杀,使家庭的日子过不下去。所以,儿子是农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缺少了他,家庭的日子就缺少奔头,缺少红火的理由。父母在儿子身上寄寓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生命意义、生活价值和基本情感等。


相对而言,对于家庭,丈夫与妻子任何一方(特别是妻子),皆没有儿子重要。如果有儿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会把儿子抚养成人,日子照样有奔头,至少预期中的未来可以过得红火。“老来伴”其实没有想象的重要,各地农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还与伴侣分居,甚至一辈子不说话。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背着锄头追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满庄子跑,这种现象不只皖北农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人并没有在伴侣身上寄予过多的情感和价值期待,他们寄予的对象是儿孙。



礼仪即行为的规范轨迹。礼仪不仅仅是按照程序走的花架子,其背后就是价值,是人对人的寄托与期待。在家庭里,礼仪体现的是父母对儿子的价值寄托。


在家庭关系内部,如果儿子不按照礼仪来行为,父母就会气得要死。比如,子代若不按传统的生育规范,给父亲生个孙子,老人就觉得儿子不孝顺。在湖北大冶农村,很多老人自杀都是在端午节、中秋节当日或前后几天,只因儿子或媳妇没有在这些节庆里按照传统礼仪礼节来对待老人(如盛情招待,送包子馒头),老人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其人生的莫大悲哀,甚至感觉丧失了整个人生价值,于是回家喝药自杀。


在这些老人自杀案例中,老人显然认为,平时儿子对自己怎么样,可以不管,因为儿子有儿子的事,顾不了这么多;但是过年过节,儿子却一点都不顾及自己,不按照礼节程序来走,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敬,老人自然来气。这说明,礼仪礼节不仅仅是形式而已,里头暗含着老人对儿子的诸多期待。


礼仪礼节旨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是价值期待。为什么要养儿子?为了顶门户,尊重“我”,养老送终,传宗接代,等等,这些都是“我”对儿子寄寓的期待。而“我”希望从儿子身上得到的回馈,就通过礼仪来表达。当儿子没有按照礼仪的行为轨迹行为时,父亲的精神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认为价值期待没有实现,整个价值系统都行将崩溃:我养儿子干什么,这样对我,儿子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


所以,我发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人依然秉持着过去的“老礼”,要求儿子对自己如何做才是得当的。当儿子没有按照礼节规范来办时,就会造成父辈感情上受到伤害,价值感失落。平时的礼节可以忽略,比如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很久没去看望父母,父母虽然觉得怪不是滋味的,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但是也理解,能够说服自己,因为这是小礼节,不涉及大是大非。节庆的礼节是重要的,因为节庆时的礼节体现了儿子对父母的基本尊重,体现了最基本的长幼有序,更富含着父辈太多、太厚重的情感、价值。很多老人对我说,儿子孝不孝顺,就看节庆时儿子、媳妇拿了多少东西给自己;虽然老人都吃得少,但他看重的不是儿子送的东西,而是儿子的心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儿子对老人的孝心,老人才能安心,才觉得没有白养儿子,才觉得这一辈子累死累活是值得的,在人家面前也有面子。在这些重要礼节方面,若老人没有得到预期的、过去一向如此的待遇,就会产生价值幻灭的感觉,自己的内心过不了这道坎,在别人面前也没面子:别人在节日都吃好的,自己儿子、媳妇却什么都不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节庆,儿子打骂父母,或者说了重话,或者没有按老礼行事,老人会容易选择自杀的缘故。 



调查还没发现仅因贫困直接导致老年人、妇女自杀的情况。在农村,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个根本问题。人们常说的,自己可以生活差一点,拮据一点,但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可见,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围绕着孩子。有孩子,特别是儿子,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选择自杀。湘南的兰戈老人,50多岁才结婚得子,到70多岁的年龄,儿子初中毕业读上技校,他还要去外边找钱——给人看病,挖煤,一点也没有懈怠的意思。一般的老人到这个年龄都开始享儿孙福了,而他的生活却仍然很窘困,很劳累,但这并没有冲淡他对生活的憧憬,他依然信心满怀,从不埋怨什么。他之所以不服老,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相反,邻村家境富庶的书全,却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他很富裕,儿子是“吃国家粮的”,每个月都有预期的生活费用寄回家,三个女儿都在外打工,也会寄钱给他。因此,相较一般村民,他是很悠闲很阔绰的。他50多岁,还身强体壮,完全可以干农活,但是他已经丢弃了农活,整天跟酒精打交道,一天几乎要喝一斤白酒才能松开酒瓶;整日到处闲逛,吊儿郎当;一出口就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论辈分、调戏妇女,还养成了上寡妇家门的习惯;对自己老婆又骂又打,甚至把老婆赶到城里打工。不仅如此,他从2009年就不去给父母上坟了,认为人死就是一抔土,死了就是死了;家里一些要好的关系也被他弄得很糟糕,甚至跟自己的哥嫂也闹僵了。为什么书全会落入这样的颓废境地呢?


问题就出在儿子身上。书全只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大学毕业后进了体制,在工作的地方娶了个老婆。2008年这个媳妇给书全生了个孙女。村里人都知道,他儿子是“吃国家粮的”,只能生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这样,他没有抱上孙子。作为传统一代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绝代了——没有后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希望了,又何必去做呢。他现在的生活就形如行尸走肉,已没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此,他才会“变坏”,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


与他相反,书全的哥哥,比他整整大十岁,有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他还有很大的动力去做事,因为他相信他的两个儿子不仅会有出息,而且肯定能帮他把“一房人”传下去。因此,夫妇俩在家,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却有使不完的劲。虽然两个儿子要毕业了,也用不着家里的钱,但他们还是拼命地做农活;在湾子里的社会交往也很好,对这个家门的评价都是积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为两个儿子挣面子,父母在家做得很好,以后儿子回来才有面子,人家不会说他们父母在家怎么怎么样。这是一对有奔头、有希望的父母。


书全在自认为“断绝孙子”后,人就“废”了,前半辈子“做杨白劳”,把儿子养大成人,后半辈子晚节不保,现在看来做得很不值,于是失去了为人、生活的动力。他埋怨自己的儿子,因而也就不需要给儿子在湾子里挣脸面。他甚至说,这个湾子他都不要了。



在农村,传宗接代是个礼仪的问题,即作为儿子的,必须给父亲、给祖宗传下血脉,才算对得住他们,才算礼仪到位。否则,就是在礼仪上有差池。年轻一代的传宗接代思想淡薄,但是老一辈对子辈的期待还是如此强烈。当儿子的行为与此期待相差甚远时,就会造成价值失落,父辈因此而感到生活的无意义感。


在解放前出生,经过集体时代和改革开放的一辈人,他们的儿子如今也逐渐成家立业,代际之间出现了一个成年儿子对父辈的礼仪问题。老一辈人尽管经历了集体时代,但是一整套旧的思想、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长幼尊卑、父为子纲等伦常规则还很浓厚,对子代还有价值寄寓。但是,他们的子辈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已经脱卸了传统的规矩。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集体时代后期,村里就有年轻人打赌敢不敢揍自己的父亲。1980年代后,这批人陆续结婚成家,敢于公然反抗父亲的权威。这样,两股都很强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具有强烈价值寄托的父亲所遭受的心理、精神的创伤最重,因为他属于被挑战者。而挑战者儿子即使没有挑战成功,也不会有太多的气出不来。所以容易决绝地自杀的是被挑战者。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化,旧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打击,越来越遭到封建性的批判,进而成为农村的政治不正确后,父辈的期待就少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集体时代成长的一代人成为了已婚儿子的父亲,他们在仪式上对子代的期待就更少了,在养儿防老、长幼尊卑方面的期待,以及对儿子在物质、精神上的回报的期待也逐渐减弱。老人面对残酷的现实,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即使儿子在重大的节庆期间不去看望老人,老人也自认栽了,这是在南方村落出现的趋势。就算儿子对自己恶语相向,甚至拳脚交加,老人也认命,这是河南等中原农村的变化。当儿子不养老,甚至将老人从家里驱逐出去,老人也只能自认倒霉,而不会像以前那样“一口气出不来”就决绝自杀,这是荆门地区的现实。当价值寄寓减少,期待弱化以后,老人决绝自杀的现象就减少了。


老人自杀现象减少,并不意味着老人对子辈没有了期待,只是将期待降低罢了。比如对子辈传宗接代的期待,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是很浓厚的。但当老人没有能力规劝儿子、媳妇后,也只能认命,苟且活着,而不是自杀。对诸如礼仪的期待,则在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所以当儿子在礼仪上没有做到位,老人也不再表现出激烈的情绪——“你要骂就骂,要打就打,一把老骨头了,还能有什么反抗”,“你骂,给你端水,端凳子”。


更大的发展是,传宗接代的价值期待没有了,养儿防老的期待也在消失,人们看到太多不孝顺的事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生育行为。老人当下的际遇,给后一辈父母,现在四五十岁,还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了个醒:不能光为了儿子,还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后路就是存钱养老、买养老保险等。而更年轻的一代,则认为养儿子也不能保障养老,还不如不养,生一个,不管是男是女,都不再要了,自己落个清闲。所以,生育观念就彻底转变了,代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平衡。


这以后的自杀,就是老人觉得日子过着“没有意思”的自杀。老伴作为“老来伴”越来越重要。当老伴去世之后,就会觉得没有意思,随即选择自杀。



总结起来,一个家庭中,当“过日子”有价值支撑的时候,“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儿子。没有他,日子就过得索然寡味。礼仪作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涉及子代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背后蕴涵的是父代对子代的价值寄寓。当儿子在礼仪上有所偏颇的时候,就会造成老人价值的失落和意义的崩溃,老人的日子不好过,或过不下去。当老人对礼仪礼节看重程度降低之后,对儿子的价值寄托就减弱了,儿子在这方面失误也就不再造成老人的价值失落问题,自杀减少。当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对儿子的期待都被看空之后,儿子在家庭中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财产”是过日子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评价日子过得好、红火与否的唯一因素,只有在“人”和“礼仪”等前提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其作用才会凸显出来。

来源: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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