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

　　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大陆是很热的人物。可惜两人的遗产被划在不同营垒里，左派称鲁夫子乃精神的先驱，自由主义者则说他们在沿着胡适之路寻找未来。这其实是单值思维之见。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可怕。细细分析，他们确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们的相似处，才知道他们何以分道扬镳的原因。这是不能不进入我们视野的大话题。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得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鲁迅留学日本，读了尼采之书，受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诸人影响，思想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并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学的理念，这些是讲究确切性、绝对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尔凯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使他的认识论带有了非确切性、反本质主义的色调，这主要反映在文学文本的深结构中。新文化运动初期，与保守的群落论战的时候，鲁迅与胡适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绝对化的话语方式，与各种复古者战。进化论、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种本质主义思想的外化。新文学的建立，没有这样的意识是不行的。而这里，胡适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性模型，颇为完整，也最为有特色。说他是领军人物，也的的确确的。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我们知道，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章门弟子，多有狂士之风。在学问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则延续了清人的某些传统。就是说，在学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写文章，词语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达里诞生了反流行的思想。他们多为文章家。鲁迅、周作人都是文章家。文章家，旧式的以桐城派为主，把思维变窄了。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可是胡适重规重矩，过于老实，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而气韵除了一清如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胡适的学术又不通佛学、禅宗等等，章门弟子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看他们在《新青年》、《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格局与气象之别是明显的。一个不太正经，一个过于正经。《狂人日记》把时空颠倒成混沌无序之所，灰暗的背景流出的却是最本真的东西。而胡适的《终身大事》、《差不多先生传》，系正面的透视，理性清晰得似线条，繁而不乱。前者像天外来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则是儒者之声，乃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者的独白。

　　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

　　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就是说，鲁迅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总的看法是，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新青年》同人对彼此的审美差异还是能够理解、包容的，但他们后来的分歧与政治因素的出现有关。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对知识分子的角色的理解上的不同。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鲁迅讥笑胡适与政府的暧昧关系，自有其道理，但社会进化也少不了胡适这类有帮忙的人。好在胡适还能进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是择术不同罢了。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仅有洋人的标准，清代乾嘉学派的套路也有。许多人以现代孔夫子来喻之，多少有一点道理。我们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国最为核心的东西。鲁迅面对己身则有拷问的意味，不断审视内心，并渴望旧我的消失。他认为自己有两种东西是不好的，一是旧文人气，士大夫的遗风残存在躯体里。这弊端在于留恋某些自我的东西，易出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洋个人主义影响，黑暗的体验无法排除。他很想消除这些痼疾，却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凉袭来，乃挥不去的苦楚。所以，与其说面对社会问题，不如说在直视自己的问题。胡适没有这种自虐式的审视，心绪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复。鲁迅对己严，无意中对人易见苛刻，他对胡适不改其道的怡然自乐，有误读也有中肯的评价。怡然自乐，就可能自恋。鲁迅对于胡适记日记的卖弄、做学术领袖的专心致志的不以为然，都是自然的。

　　胡适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乃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略》，未尝不是如此。但鲁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历险，希望在不规则之旅抵达精神的高地。这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相遇了。这个存在哲学的话题，胡适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不感兴趣。在作家中，他喜欢白居易、易卜生、托尔斯泰，因为这些人是确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在一个能够掌控的图式里。其实鲁迅的观点是，人的精神有无限种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与精神隐含，恰恰可能左右这个世界。隐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逻辑的思维捕捉，否则将擦肩而过。鲁迅善于以不正经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别人，胡适自然也成了他笔下的对象。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鲁迅思想靠近俄国，胡适则一直在美国文明之间游动。前者在俄苏文化里浸泡，观点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国为师，避免社会暴力冲动，无法与鲁迅为伍则是自然之事。三十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后来的历史显示，20世纪大多时段，中国在模仿俄国的路；而80年代后，美国的元素增多。胡适热与改革开放有关。现在的中国，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纽约的色彩和好莱坞的声音；而学术上，美国大学的精神基本把俄国大学理念代替了。

　　俄罗斯文学是宗教深处流出的声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飘忽不定里，有坚韧的东西。那些最美的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嘈杂、血色里喷射出来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俄国某些地方很像，压抑、单调、毁灭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间者，方有亮光的闪动。鲁迅是这样的穿越者，自己遍体鳞伤，样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狱里的鬼气。胡适乃美国现代实验主义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图里，规划解放的路，不是非理性的、扭曲着抵抗的身躯。他在对西方思想的译介过程，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宁与朴素，是一个远远关照病态社会的清醒的审视者。他拒绝血腥、呐喊，把美国制度作为楷模，以理性之思处理文化难题与社会难题，这在那时侯的中国不是能够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来之难也可想而知。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术界自由思想者的许多研究理路是从美国来的，但这些自由精神浓厚的作家喜欢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这可以证明历史母题的延续性。在摄取域外文化的历程里，俄国的魅力不减。他们的忧伤、绝望而带着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点燃困苦里挣扎的人们。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是不能够以美国的理性之尺简单测量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是社会进入改革之后才深化起来的。乱世与嘈杂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便更为有效。我们在阎连科、余华的小说里，感受到一个事实是，在思想上欣赏美国的民主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表达却难以摆脱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纠缠，往往在俄罗斯的忧患无序的时空中思考。同时，他们成了鲁迅精神忠实的继承者。

　　我觉得胡适与鲁迅的不同，系文化生态的两翼，有点像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差异。胡适与托尔斯泰都在可视层面操作自己的选择，朗然于尘世之间，显示圣洁之思。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与存在的残酷的审判者，在幽暗和污浊里荡起涟漪，非确切性与相对性系着可怜的人间世。当然，两国的作家是没有可比性，胡适自然也无托尔斯泰的伟岸与宏大，鲁迅亦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调式的跳跃和惊世的咏叹，但他们都丰富了文学与文明之路。我们现在谈现代文化的流脉，是不能把他们割裂起来的。

　　民国的文化生态，其实都很脆弱，民间的声音不大，台阁间的文化积累又多不足。鲁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学，弄翻译，做出版，搞创作，在缝隙里觅出路来。胡适从大学的顶层设计做起，把影响辐射到政府和知识阶层。在野，就非正经的文章，思想在权力者之外，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胡适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顾及江山社稷之业，遂以民间身份参政议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间的价值。但因为不得不与蒋介石应酬，思路就难免有非民间的因素，闻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保持立场的不变，但方式就与传统文人有了重叠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其苦衷，遭到鲁迅的讽刺是必然的。

　　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前者的选择的结果是革命之路，后者的归宿乃改良、劝善。革命要大的磨难，历辛苦，受摧残，得烦恼；改良，则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这都是大难之事。做不到这两点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钱玄同、刘半农只能在象牙塔里无声地叹息。不过鲁迅所理解的革命与胡适不同，非斯大林主义者也。而胡适的改良被鲁迅视为奴性之举，其实也未必搔到痒处。他们的不同，自己不能说清，我们这些后人要理解的同时，替他们找到内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当代研究鲁迅、胡适的人，彼此不太接触，隔膜的地方导致了双方的对立。其实，把他们割裂起来，就简化了存在的丰富性。五四那代人，他们焦虑地去思考解决着人的解放的问题，肯于牺牲自我。他们既整理国故，又译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遗风中拓出新地，终于让现代性的艺术破土而出，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问题在于那路途如何去走。鲁迅选择了战士的路，胡适则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做政府的诤友。这两个选择，其实很难，都要做常人难忍之事。鲁迅冒风险而解救他人于苦海，自己孤苦无援。胡适以学问的姿态和良知的表达，规劝蒋氏王朝改邪归正，成了不受欢迎的异己者。他们的气量与胸怀，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们的人，不学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爱，与两位先贤比，我们的许多学者，境界不如他们不说，就智慧的走向而言，没有他们的广博而富有，那是悲哀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面对鲁迅与胡适，应得其文学、学术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经引用高远东的话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诊病者的话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听。百姓是要生存，胡适的那些存在，我们一天都不能分开。可惜，在战乱的时代，这两种人对话的可能性被战火、死亡所阻，鲁迅、胡适的传统成了对立的存在。我们这些后人，今天了望他们，尘雾已经消散，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时代精神版图。这成了我们民族记忆紧密相关的遗存。许多年前我说过，在我们精神的地理上，要有高山，也应有湖泊。有大漠惊沙，亦有无际的绿洲。这些都是生态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是这样看，丝毫没有什么变化。自然，他们的遗产也有诸多暗点和瑕疵，我们可能会挑出无数遗憾的所在。可是总体而言，这两位思想者与先驱者，为我们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许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们的文本里。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还是鲁迅、胡适面临的问题，还是他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作者：孙郁(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理想国读书(ID：lixiangguodushu)，本文是作者2014年9月18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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