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延明：与时代同行——我的学术研究40年

　　【导语】

　　“不经意间，我在南京大学读书工作退休整整50周年啦。前几年，有朋友和学生建议我写点回忆的东西。刚好，从我1982年底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也满40年了。在我七十岁的时候，中华书局为我出版了一本《方延明文化三论》，算是学术小结。与改革同行，与时代同行，感慨良多啊。

　　【正文】

　　我以为，治学还是要经世致用。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学者要想做出一点点成绩，必须基于对时代大潮的历练和思考，舍此别无他途。

　　做学问，有人一辈子深挖一个坑。也有一些人，兴趣广泛，左右开弓。我的40年学术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实务与新闻理论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主要是儒家文化；三是数学文化，三个方面都说不上精深，只能说小有成绩。无意中发现，我这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相互关照，且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文化”。我特别强调和致力于用文化的视角去做学术研究。由之，我出版了四版《新闻文化》，出版了三版《数学文化》，写了三十多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我想分四个方面来梳理一下，聊作纪念。

　　我与新闻文化

　　新闻实践与研究是伴随我时间最长的。

　　我1977年2月份毕业留校工作，就一直与媒体打交道，开始在党委宣传部负责南京大学的对外宣传。从1977年到2003年，中间除去1982年至1984年三年，协助匡亚明老校长写《孔子评传》(后面还要专门介绍)。在二十多年间，我为宣传南京大学，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写了2000多篇新闻报道。我和新闻界许多跑教育口的记者编辑成了好朋友，他们曾给我起个外号“南通社”，南京大学通讯社的意思。应该说，南京大学那些年的许多重点报道，都是出自于我手而不是外面的媒体记者，因为我对母校太熟悉了，方方面面，了若指掌，精心琢磨，精心采访，精心写作。包括像王绳祖、蒋孟引、陈嘉、陈白尘、程千帆、高济宇、戴安邦、魏荣爵、徐克勤、郭令智、任美锷、冯端、闵乃本、王业宁、王颖、张淑仪等，包括杨振宁、吴健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等，都是我的采访对象。

(2002年5月方延明教授采访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布托加利)

　　我策划报道的南京大学进行重塑理想大讨论，在30年前就直面商品经济中的铜臭意识，登高一呼，唱响“重塑理想”。1993年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中央新闻制片厂，后来还专门到南京大学拍摄有关新闻记录片。新华日报“八十年代”理论版，专门辟出专栏组织开展讨论。包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等，我一共刊登过54个头版头条。我采写的南京大学校友吴建雄教授的长篇报告文学《立于科学之巅的人》发表后，《新华文摘》于1993第二期全文转发。

　　1988年，学校任命我为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

(1988年，方延明教授在审读校报)

　　我把校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宣传窗口，先后策划报道过许多有影响的全国新闻，比如：

　　1993年3月，在全国高校开展“重塑理想”大讨论；

　　1996年10月，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展以“怎样培养面向21世纪的人才”为主题的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

　　1997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大学生保洁员的工作，着力于培养大学生的劳动观念，使他们自立、自强、自助活动；

　　1997年，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整顿学风问题的大讨论，最早从一个学校的层面上，制定出一套学术规范条列，在全国反响强烈；

　　1998年9月率先在全国开展大学生与学校签订《南京大学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工作，着力于爱护学生、保护学生，家校共管，使他们健康成长

　　………

　　那些年，南京大学的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面，时任校长曲钦岳院士特别重视学校宣传。他说，宣传也是生产力，要铺天盖地的、地毯式地宣传南京大学。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约我一起聊聊，经常打趣说，“方延明，再用用你的脑子啊?策划点什么事情啊?”

　　后来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也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在一次全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全校要向方延明学习。

　　我们这代人的个性，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讨价还价。我把宣传工作一直当学问来做，不管学校把我放到哪个岗位上，我都要去尽其所能干好。

　　我非常感谢学校把校报这个阵地交给我，使我有机会经营这块自留地。我自学新闻理论，边学习边研究，很快进入角色。1993年，我受聘为南京大学新闻学科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从199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自1992年，我先后发表了《作为一门崭新学科的新闻文化》《从“人、信息、价值整合”看新闻文化》等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其中《新闻文化的学科观──兼谈新闻文化的定义、框架结构及特征》(《南京大学学报》 1994/04)和《传播文化的发展观检讨—兼论我国传播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软科学》1997/06) 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二十多年前，《新华文摘》还是月刊，容量不大，能全文转载实属不易。

　　2003年，学校任命我为新闻传播学系主任，离开了我朝夕相处的校报，真有不舍。我一到新闻传播学系，总觉得系的平台还是小了些，在学校的支持下，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撤系建院，我成了首任院长。尔后，我又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争取到香港费彝民新闻基金会的鼎力支持，资助500万港元，参与建造南京大学费彝民楼。大楼建成后，我们的教学科研条件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那几年，学院的教学科研也蒸蒸日上，在2009年的全国学科评估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列第七名。

(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伴着学院事业的发展，我想，在名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做院长，必须拿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不然你不服众啊。因此我起早贪黑，挤时间去思考教学科研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

　　大概梳理了一下，竟然在2003年到2011年的八九年时间里，我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从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到建立什么样的新闻学学科体系；从新闻思想自觉与实践新境界，到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都有涉猎。其中，《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中华新闻报》2007/05/16)，《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现代传播》2007/05)，《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南京社会科学》 2009/10) 等三篇文章被 《新华文摘》全文转发。《中国共产党90年新闻思想自觉与实践新境界》(《社会科学战线》2011/06)，《创新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01)等二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长文转载。《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研究》被《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发表，得到同行认可，受到社会普遍好评。此间，我还出版了《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等著作。

(2005年出版《新闻实务方法论》，方汉奇先生题写书名)

　　关于新闻文化的研究，我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的。

(2011年出版的第四版《新闻文化》)

　　郑自军先生在一篇《近15年来新闻文化研究回顾》文中，把我和刘智同志称为新闻文化领域“两位突出的开拓者”之一，他评析说：

　　“另一位颇有建树的是方延明先生。他的《新闻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也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新闻文化学的著作。该论著在分析了“新闻文化”的概念之后，就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新闻文化进行了总体考察，阐述了新闻文化的框架结构、特点、功能、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并论及到了新闻文化心理学、新闻文化美学观、科技新闻文化、新闻文化写作和新闻文化的国际化趋势等方面。之后，他又著《新闻文化外延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新闻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政治观、美学观、科学观、文学观等方面对新闻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外延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另外，方先生还将新闻文化学搬进了南京大学课堂，继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年级开设《新闻文化学》之后，该学科又成为该校研究生教育的主干课程。

　　……可见，为构筑新闻文化学科体系，以上两位学者可谓不遗余力。”

　　在新闻学学科体系架构方面，我提出了新闻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以及“三元价值体系”。一经提出，就广泛被转载和引用。

　　由于自己在新闻业务和理论方面的成就，我曾四次被评选为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江苏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获得者。我还受聘为两届中国记协特邀理事，多次受聘为中国新闻奖评委。

　　我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教学科研中，有两件事是引以为骄傲的：

　　一件是我在校报工作期间，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筹建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全国一级学会)，担任两届常务副理事长。1997年，全国高校面临取消内部刊号的情况下，由我倡议发起并主持起草给江泽民等领导同志写信，最终促成了1998年3月18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新闻出版署关于设立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系列的通知》(新出报[1998]324号)。文件规定“其刊号形式为：CN(G)××-××××”，为高校校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名正言顺的身份问题。

　　另一件是在2013年参加中国新闻奖评选时，我在总结会议上发言，针对有些参评稿件质量堪忧的问题指出，中国新闻奖作为国家最高奖，应该评出范文，要像中小学课本，宁缺毋滥。这个发言，得到时任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现场高度评价和认可。田主席在总结大会上给予充分肯定，他把自己的发言稿在《中国记者》(2013年第9期)上发表，里面谈到质量问题时，他特别强调，要做到像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讲的,“评出范文，宁缺毋滥”，那位教授就是说的我。这件事间接促成了中国记协每年都组成一个中国新闻奖的审核委员会。

　　我对新闻教学和科研一直充满激情。2011年7月25日-30日，我应邀参加了在青海西宁召开“中国藏语媒体第12次工作会议暨青海藏文报创刊60周年大会”。其间，与会者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如何提高我国藏语新闻媒体传播影响力问题，形成共识。回到南京后，我又约请郑丽勇教授、巢乃鹏教授、郑欣教授进行了细致论证，形成初步方案。

　　2011年8月22日，我受西藏日报扎西班典(藏族)副总编、青海日报社戈明(藏族)副社长、甘孜日报社东风(藏族)党委书记、社长、阿坝日报社泽尔登(藏族)副总编、辑甘南日报社伊洛赛(藏族)副总编辑、迪庆日报社张国华(藏族)副总编辑、日喀则日报社阿南(藏族)副总编的委托，代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给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和分管宣传的常委李长春，寄发了关于希望进行有关提高我国藏语新闻媒体传播影响力研究的特快专递信件。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下，2011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很快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由我担任首席专家。

　　我是在正式退休之后受命担任《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研究》首席专家的。我对藏区很有感情，早在2003年，我就参与援建西藏大学的工作，受到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和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的亲切接见。

　　几年来，我克服高原缺氧等困难，在年逾花甲之年，16次进藏区，跋山涉水，走遍西藏、青海、甘南、迪庆、甘孜、阿坝等藏区的山山水水。

(2016年在日喀则召开藏语媒体座谈会)

　　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了20余万字的课题报告，在2016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以汉藏双语出版，计40余万字，1000页，蔚为大观。这是迄今为止，对我国藏语新闻媒体进行的最大规模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特别是通过大量数据图表，图文并茂，加之以汉藏双语合集出版，不仅为汉语媒体了解藏语媒体提供了极大方便，更为难得的是，为直接从事我国藏语新闻宣传和媒体工作的一线藏族同胞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条件，他们可以借助母语直接阅读。该书的出版，得到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学界、业界和管理层的高度评价，一些领导同志和专家在阅看了这个报告后称，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对我国的藏语新闻媒体进行如此全方位的大规模调查，意义重大，填补了学术空白。

(2016年在雪域高原巧遇66岁生日，藏族朋友给献哈达)

　　我觉得这个课题，带给我充实，带给我快乐。我同时也利用田野调查的机会游历了雪域高原的美丽景色，乐山乐水。

(2018年在扎囊县与藏族朋友一起庆丰收)

　　由此，我也结交了一批藏族朋友，他们忠厚、善良、好客。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和幸运的，对此我深感欣慰和知足。

(方延明教授和藏族朋友根秋多吉)

　　我与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可能始于自己是山东人吧，从小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

　　1977年大学毕业后，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成为时尚潮流。我应该是比较早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时利用工作之余，看了好多四书五经。从文革的教训中我感悟到，一个健康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理想人格，我试图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答案。《试谈孔子的理想人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成文后，我一份寄给上海的《学术月刊》，一份交给《南京大学学报》的车济炎。车老师很认真，他推荐给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家王友三教授审稿，稿件得到王教授的肯定被推荐发表。校对样稿时，白纸变成黑字，我非常激动。此时，上海的《学术月刊》也回复同意刊用。思考再三，我还是委婉的给《学术月刊》回复了一封退稿信，交由母校的《南京大学学报》于1982年第四期发表。那时期刊比较少，这篇小文被刚刚退下来的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看到，且给予褒奖。他当时正在筹建“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匡老特意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到他正在筹建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工作。他当时正在准备撰写《孔子评传》，也正在考虑要出版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尔后的3年时间里，我和历史系洪家义教授、哲学系阎韬教授(他的研究生导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中文系贾平年教授三个人，几乎天天到匡老家里去上班，一起讨论撰写《孔子评传》的问题。后来，匡老在他的后记中对我们几人给予《孔子评传》的辛勤劳作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为《孔子评传》研究制作的孔子周游列国图)

　　在“中国思想家研究室”的三年，我从匡老和三位同事那里学到好多东西。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恶补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文献方面的内容，深切感受到带着问题学的效率之高。

　　自1983年始到1989年，5年时间里我发表了15篇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论文，而且都还像模像样。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源流，到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人的塑造；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之检讨，到日本经济发展与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从孔子与“君子”到孔子思想的“境界观”；一直到关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重构等问题。其中有好几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发论文观点。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在被学界专家引用。一篇是《孔子思想民主性源流之我见》，于1983年第四期《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

　　那期杂志的前三篇作者分别是匡亚明、张岱年和我，后面还有许多名家，与匡老、张先生和一些大学问家同框，我诚惶诚恐。

　　还一篇是我借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的思路，撰写的《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刊登在1985年第五期《求索》，我一直很欣赏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即：孔子继承了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初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内容,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思想方法,以“大同”为远大理想的思想体系。

(《‘郑声’非<诗经>郑风辨》刊于篇首)

　　再一篇是《‘郑声’非<诗经>郑风辨》，刊登在1985年第三期《文献》篇首，洋洋洒洒近2万字。1987年4月14日我在《文汇报》“学林”专栏，用差不多大半个版的版面发表了一篇《“三分法”之我见》的文章，与匡老(匡老是赞成三分法的)进行学术讨论。我开头就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文章发表后，我给复旦大学的蔡尚思教授寄去一份报纸，蔡先生是研究孔子的大家，蔡老专门回信给与鼓励和称赞。

　　我很怀念那时候的期刊作风和编辑人品，不分名分，不分贵贱，唯稿件质量是举。包括好多大师级的专家，特别热忱于奖掖后辈。若是放到当下，一个连讲师职称都没有的无名之辈，要上名家名刊，比登天还难。

　　我与数学文化

　　一般讲，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愿望能给人以力量。但是，美好愿望的实现往往与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愿望越美妙，那付出的劳动就越大。产生写《数学文化》的想法最早始于1991年， 记得看到一本《数学精英》(这是美国著名数学家贝尔写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94年翻译出版)，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当我们开始从数学史中理出一条特殊的线索时，我们很快就会产生一种沮丧的感觉：数学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不断添进需要永久纪念的新死者。对这些新死者，如同对5000年前为永久纪念而安葬在里面的那少数死者一样，必须这样展示，以使他们似乎仍保持着生前充沛的活力；事实上，必须造成这样的幻觉：他们的生命从来也没有终止。这种假象必须十分自然，甚至挖掘这一陵墓的最多疑的考古学家也会为之感动，而与活着的数学家们一起宣称：数学真理是不朽的、不可磨灭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永远如此；它们是形成永恒真理的真正材料，是人类在生、死和衰退的循环往复背后瞥见的永恒。

　　还有，我们在开始学习几何时就(错误地)认为我们完全了解了的点的概念，它在人类作为一个艺术的、洞穴绘图动物的生涯中，一定出现得很晚。英国的数学物理学家拉姆·霍勒斯就曾想要‘为那些把数学点做了最高类型的抽象的无名数学发明者竖一座纪念碑，因为这种抽象从一开始就是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数学点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兰姆的被忘却了的人；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欧几里得及他的定义：‘一个点就是既无大小也无长度’；而在第三种意义上是笛卡儿及他的‘点的坐标’的发明；直至最后，正如一些专家今天在几何学中所作的，神秘的‘点’被一些更为有用的东西——以确定次序写成的一系列数——所代替。它们把被忘却了的人和他全部永久湮没了的神联系在一起。”

　　看完上面这一大段话后，我掩卷沉思，思绪万千。我想，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总是薪尽火传的。无数人都在对如数学的“点”那样去做出自己的工作，但是真正像“点”一样刻写在那块发明者的纪念碑上的人毕竟是少数，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追求。我研究数学文化，最直接的原因是我认为数学文化在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诚如一位大数学家讲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著名科学家、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在被问到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什么素养时，他回答说：

　　“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

　　《数学家言行录》一书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记录对数学的评价的，其中许多深刻论述了数学教育与人的素质之间的关系，比如：狄尔曼说，

　　“数学能够集中、加速和强化人们的注意力，能够给人发明创造的精细与谨慎的谦虚精神，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自信心……数学比起任何其他学科来，更能使学生得到充实和增添知识的光辉，更能锻炼和发挥学生们探索事理的独立工作能力。”

　　再比如数学家B.Demollins说，

　　“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

　　A.N.Rao指出：

　　“一个国家的科学的进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

　　M.克莱因说：

　　“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或一种语言。数学更主要的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满足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和对美妙音乐的冥想；甚至可能有时以难以察觉到的方式但无可置疑地影响着现代历史地进程。”

　　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这把钥匙，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这把钥匙。早在1959年5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哉数学之为用》，精彩地论述“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前任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教授甚至说：

　　“没有现代的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

　　我个人体会，那些年我接触了一些文化研究者，主要是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在与他们的交往以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过程里，我发现有些人尽管说话条条是道，或者说已经占有了大量资料和素材，甚至有的资料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做起文章来，往往不得要领，思路不清楚，立意不新颖，缺少思想火花。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素养。

　　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知识，除了从哲学中获取，还应从数学那里获取。历史地看待方法论，我以为是数、哲同源。我后来就经常介绍他们看一些数学、哲学方面的书，特别是数学方面的书。大多数人反映数学啃起来很痛苦，但有少数硬着头皮坚持下来的，说读了数学之后，顿开茅塞，获益匪浅，有点开窍了的感觉。所以，我就产生了要写一本数学方面书的想法。因为哲学这方面的书太多了，可以说汗牛充栋，无须我再浪费时间。

　　三是自己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研究，包括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结合我从事的工作而进行的新闻文化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对文化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再者从所学专业来讲，我本来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虽说读书时在文革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一些课程没有学好，加上20几年又不搞数学，以致大部分东西都已还给老师了。不过有时心血来潮，再翻一些数学专业方面的书，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温习掌握的。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我来搞数学文化，兼跨两个行当，有一定优势，既不像一些纯搞文的人来搞数学，那可以说如读天书；而对大多数一直就是搞数学的人来讲，同时具有较好的文化研究方面素养也是不多的。实际上，当时国内虽有一些人研究数学与文化的内容，但是把数学与文化连起来用“数学文化”表示，在我之前未见报道，我应该是第一个。

　　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研究，还在于它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使它的理性思维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给人提供的不仅仅只是思维模式，同时又是一种有力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武器，既反映了思维上的合理性和价值趋向，又拓展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之路，因为数学常常是自己否定自己的。

　　正是基于上面的这些原因和想法，我大胆提出数学文化的概念，同时在其学科观、社会观、哲学观、美学观、创新观、方法论等方面，尽量给人一个清晰的轮廓，最终使数学和非数学专业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知识思维的力量，推动人们的素质的提高。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数学文化在国内已经相当普及，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开设立了一门“数学文化”，现在是国内精品课。顾沛教授出版了一本《数学文化》，他列了十几个要感谢的学人，包括武汉大学前任校长齐民友；大连理工大学张奠宙教授是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世界数学教育的领导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前校长周明儒等。我也名列其中，前后都是院士和大家，真有点忐忑不安。

　　我的第一本《数学文化导论》，是199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是世界数学年，此书得以出版，也算是为这件盛事送上的一首小曲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生前非常关心数学科学的发展，他曾对谈家桢先生讲过：“我们欢迎数学，社会需要数学。”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我喜欢书法，是毛泽东书法的崇拜者，基于这两点，我在本书的封面装帧设计上，我特意从毛泽东的手书中集了“数学文化”四个字。

(方延明教授出版的《数学文化》)

　　后来，我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两版《数学文化》，在篇幅上几乎增加了10多万字。

　　最后一次修订，我特意增加了“数学文化的学科体系”一章，提出数学文化体系的“元”概念，特别是关于数学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应当说，这个思想还是有创意的。用自在价值、应用价值、工具价值构建数学文化的学科体系，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思维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其次是增加了一些较直观的图例，比如在讲到逻辑思维时，增加了一部分关于“错觉”的内容，让人在欣赏中不自觉地就获得了知识。再者就是提出了数学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概念，同时还增加了数学与信息传播的内容，这在原著中是没有的。数字化时代，数学文化的作用更大。另外，还增加了数学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还是从法律模型切入。

　　对数学文化的研究，又拓展了我对新闻文化的研究，我写的“新闻文化的数学观”(《新闻界》(四川)2007/04)，好多期刊竞相转载，在学界和业界颇受好评。

　　学者的人文素养

　　我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文素养和兴趣。

　　我在十六七岁读中学时，正值文革，我迷上了画画，我家的四壁全是我画的毛主席碳粉画。我还借鉴方格放大法，在我们几个邻村的高墙上，画大幅的毛主席木刻像，有的得搭架子，有几米高，颇得乡里乡亲夸奖。

　　我曾在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在南京大学小白楼前的迎面布告栏画了一幅由6张1开铅画纸拼接在一起的一张周总理遗像，好多师生在前面留影。刚到学校党委宣传部时，每年校工会和宣传部都要举办春天书画展。我向会画油画的老师学习，画了几张之后，简直入迷，有时通宵达旦。我曾专门到上海观看一个法国十九世纪油画展。我有十几张油画被校部机关的同事收藏。还有一张流落到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同事的儿子那里，他重新装裱后挂在客厅，成了亲朋好友的话题。

(方延明教授油画作品，绘于1979年)

　　我曾对我的学生说，最好要能够在你的专业之外，在生活情趣方面有一些特长。比如，1.能歌善舞；2.能说会道 ；3.能书、画、摄；4.文史哲基础知识；5.执着的职业理想。

　　我以为，能歌善舞是一种个人才艺；能歌善舞是一种联络平台；能歌善舞是一种交友载体；能歌善舞是一种心境外化；能歌善舞是一种阳光灿烂。

　　口才问题很重要。口才是一个人内在智慧的外化，口才可以制造幽默，口才就是学会说话。比如有人概括道：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急事—慢慢地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人的事—不能说；现在的事—小心的地说，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

　　数字化媒体日新月异，作为一个从事新闻教育的人来说，你要会摄影，留下美好的精致画面。如果再能涂鸦几笔更好。字是门面，还是要写好的，不能写字写的弄得像狗爬似的，没法看。

(方延明教授的书法作品)

　　文、史、哲、数，是采写新闻精品的最重要的人文素养。要会写文章，文是解决一个文采的问题。苏东坡有言，“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毛泽东也讲过，“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胡适对毛泽东的文字也是佩服的，他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文本，乃一文之本，一切表达态度和手段，都必须从文本出发。能即兴运笔，倚马可待。新闻是记事的学问，以人领事，以事带人。我总觉得，一个学者的文字功夫一定要过关，遣词造句，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否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史是解决一个定力的问题，博古通今，内外兼备。哲是解决一个思维的问题，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维。

　　星云大师在扬州讲学时说，

　　“朱自清的文章写的好得不得了，希望扬州人：要有哲学的思想；要有文学的意境；要有历史的常识。有了文、史、哲，你再有理学、工学、医学，如虎添翼。”

　　除此，做学问要有几个意识。一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意识是一种历史观；问题意识是一种认识论；问题意识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意识是一种方法论。有了问题意识，你就可以耳聪目明，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时代意识，时代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入世境界。见人之未见，彰显你的预判和眼界，走在时代前面，诠释时代，记录时代，讴歌时代。马克思在1842年说过，人们读报是为了“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三是担当意识，担当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理想，你的职业良心。四是人文意识，人文情怀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底色，报人要有大爱、大善、大情、大理。五是特色意识，特色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个性使然，不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民教师，说到底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一定要入世入流，有你的担当和责任。

　　我在做新闻文化、传统文化、数学文化的同时，同样关注高校的改革发展。我于1990年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上分两期刊登的《论世界高等教育的‘九化’态势》，被《新华文摘》1990第九期全文转发，上了封面要目。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里面的一些观点，仍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巨变，使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人们思考的大问题，我及时写出《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论邓小平思想的时代性》(《南京大学学报》1993/03) ，《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全文转发，上了封面要目。

　　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中央党校编辑的《新世纪党的建设文库》。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关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新技术革命赋予高校的使命，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我以为，学术研究还是要杂一点，宽一点，这样可以左右逢源，相互借鉴。

　　我特别感恩母校的《南京大学学报》，在1982年就发表我的处女作。正是因为有了这篇处女作，我才有幸结缘匡亚明老校长和几位专家教授，在两三年时间里，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撰写《孔子评传》的经历，才有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续研究工作。

　　我特别感谢《中华文史论丛》《文献》《自然》等名刊，在几十年前就在突出位置，刊登我这个无名小辈的文章。我特别感谢 《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史学理论》、《社会科学》(沪)、《求索》(湘)、《晋阳学刊》、《中州学刊》(豫)、《社会科学辑刊》(辽)、《社会科学研究(川)、《东岳论丛》、《南京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理论与现代化》(天津)等全国多个省市的著名杂志刊登我的文章。

　　我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天津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扬州大学学报》等著名高校的学报，刊登我的文章。

　　我特别感谢《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等业界杂志刊登我的文章。

　　我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在2009年第六期(未定稿)，刊登我的文章《当代中国传媒的价值取向研究》。

　　我特别感谢《新华文摘》的厚爱，他们从1984年就开始关注我的研究工作，有九次全文转载，还有十多次以论文摘编的形式转载我的文章，有两次还上了封面要目。

　　四十年，岁月无情，倏忽之间。

　　我想起了两位名人的话：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祉而献身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但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并长存于世,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注：原载于公众号【新文化视线】2023.6.27

　　【作者简介】

　　方延明，笔名鲁人，1977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担任《南京大学报》主编。2003年，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奖、长江奖、韬奋奖评委，2001年获江苏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

　　方延明专长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54个一版头条重要稿件，先后出版三版《新闻文化》，被誉为我国新闻文化研究领域两个开拓者之一。他发表的《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获普遍好评。

　　方延明对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邓小平理论亦有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社会科学战线》《中国软科学》《自然杂志》《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求索》《晋阳学刊》等著名学刊发表论文150余篇，有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发表的《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被中央党校收录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

　　独著《新闻文化导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方延明文化三论》《方延明新闻作品集》，主编《新闻写作教程》《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等著作。

　　方延明文理兼通，出版三版《数学文化》，为我国高学校开设数学文化课做出贡献，获学界同行好评。

　　2011年，方延明在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下，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首席专家，尽管已经花甲之年，仍14次到藏区考察调研，走遍雪域高原山山水水，主持完成《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专著，以汉藏双语出版，填补了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大范围内影响力问题研究的空白，获学界业界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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