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他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化巨人，他的文化观集中反映在几千万字的选集、文集、文稿、书信、电文、诗词和讲话里面，徜徉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的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最生动的内容之一。深入学习、研究、继承毛泽东的文化观，对于落实和践行习近平强调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观，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在半个多世纪中艰难形成。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毛泽东的文化观集中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

他认为，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大众的就是“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就是“革命文化”，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与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集中体现在他后来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和“文艺为人民服务”等重要论述中，他的这一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受惠。


一、“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


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同时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精华，构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意义，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源流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学养和文史知识，他批判继承先秦以来朴素、辩证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批判借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兴替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其应用到治国理政中。

毛泽东的文化观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从小读私塾，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他曾说自己是“六年孔夫子”，这六年四书五经的教育，涵养了他知往鉴今的史学兴趣和文史基础。1912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尽管他在这里只读了半年书，却留下了一篇深受国文教员柳潜褒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作文仅600字，柳潜阅后竟写下了150字的眉批和总评，称其“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同时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曾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著作，并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不可缺。” 从先秦诸子的十三经到浩瀚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116卷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从诗经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有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不管是戎马倥偬战争年代在马背上，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出行的列车上，他都手不释卷，读书是他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这部2249卷、4000多万字的史书，陪伴他终生。他一读再读，留下大量批语。他对二十四史的批语有230多处，最长的一段竟有1643个字，最少的一处只有4个字。仅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载录，他对《古诗源》等39部文史古籍的批语有300多处，6000多字。他对《三国志集解》中《魏书·张鲁传》的两条批语竟然有1370多字。

毛泽东读史，一直秉承以人论世、以世论人的历史唯物主义。1956年8月24日，他在对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中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作为大政治家和思想家，毛泽东在学习古人方面起表率作用。他在知兴替中感悟前人的荣辱得失，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确如他在《贺新郎·读史》中所写：“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歌未竟，东方白。”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

毛泽东写过两篇著名祭文。1919 年10 月5 日，毛泽东的母亲不幸病逝，他闻讯立即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在母亲灵位前，以泪水和墨水写成《祭母文》，那是一篇儿子念颂母亲的绝唱。另一篇是他在1937年写的《祭黄帝陵》，两篇祭文，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跃然纸上。1936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钻研学习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今天如果需要的话，他仍然可以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足见他对自己古文写作的自信。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体现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所收录的文稿、文章和诗词歌赋中。“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毛泽东不仅是文章大家，也是诗人，他是诗人政治家、诗人革命家、诗人军事家，他具有诗人的天赋和情怀，吞吐风云，大气磅礴。

1945年，一首《沁园春·雪》，挥洒自如，独领风骚。他的传奇人生，是他八十三年史诗般的生命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鸿篇巨制。“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他浪漫主义的人生情怀；“不到长城非好汉”“粪土当年万户侯”“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是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乱云飞渡仍从容”“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是他开阔豁达的政治胸襟；“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不爱红装爱武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他“人民万岁”的领袖情结。

柳亚子称他的诗词，“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徐迟说，“诗从毛主席，文崇马克思”；陈毅元帅以“诗词大国推盟主”来肯定他在我国诗人中的位置。

毛泽东热爱传统文化，但不拘泥于传统文化，他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一直主张要“通古今”。1939年，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他批评有些人不学习历史，“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用他的话说，是为今天活着的人所用。而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治国理政和文化学养等方面。

他看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能从“今古山河无定据……一往情深深几许……”中“看出兴亡”。他阅读欧阳修《为君难论》，对后唐的灭亡批为“不徒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他对汉元帝的“临乱之君，各贤其臣”，斥为“也是一句空话”。他看《后唐灭梁》，称“康延孝之谋，李存勗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认为后梁灭亡是必然趋势，“已成摧枯拉朽之势……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举贤任能，欲任姚崇为宰相。姚崇大胆谏议，针对严刑酷法、重用外戚、宦官干政、杀害忠良、滥造寺庙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后人称为姚崇“十事疏”。毛泽东对此大加欣赏，称赞姚崇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他读《旧唐书·李百药传》，褒奖“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南史·韦睿传》记载韦睿礼让他人，身居要职依然谦虚谨慎，毛泽东评价他远高于曹景宗，“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陈庆之幼年便追随梁武帝，团结同僚，智勇善战，深得梁武帝重用，建立功业。毛泽东一读再读《陈庆之传》。1969年6月3日，他在武汉读《陈庆之传》，写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毛泽东读史，看人重节。他主张，人无完人，不求全责备。“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因此，当他看到梁武帝用军纪不严但骁勇善战的曹景宗时，欣然批注：“曹孟德、徐世勋、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看到韩退之《与崔群书》的“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时，他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这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曾经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评价项羽和刘邦，态度分明：“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评北魏王建，是“庸人，不知政治”。他评价刘表，“虚有其表”，藏表于其中，虚实结合，掷地有声，令人叫绝。他读《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中的“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固异端之所不屑者也”，批道：“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尤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可谓入木三分。他阅读《魏书》，“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在《魏武故事》里面，毛泽东批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足见毛泽东评价人不偏颇，既不仅仅计较于一些生活琐事，也不置大是大非问题而大而化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军事家和经典战役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孙膑崇尚有加，阅览《制胜》篇时写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当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成功粉碎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曾针对打与不打、怎么打的问题据理力争，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事后他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的了吗？” 他在指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把以少胜多、集中优势兵力、围城打援，用到极致。1948年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势如破竹。1948年11月4 日下午，我军占领南阳，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这次大捷，承前启后，非同一般，拉开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序幕。毛泽东获悉南阳解放的喜讯后，激情澎湃，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洋洋洒洒九百多字，连电头导语合在一起，整段到底，一气呵成。短短的文字，谈古论今，纵横万千，从三国到后汉，从曹操到张绣，从刘秀到他的二十八宿，信手拈来，气吞山河。胡乔木认为，“像《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的很有气派，很精练、很自然，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即使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严肃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用典也是恰到好处，娓娓道来，入情入理。他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大段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一段战史，“春秋时期，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颇多，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等，俯拾皆是。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重要思想方法，都是再三扬弃。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是孔子学说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贯穿整个孔子思想体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庸就没有孔子思想。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1939年2月，毛泽东连续三次给陈伯达和张闻天写信，就中庸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并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中庸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又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毛泽东在这里指出，无偏就是偏的正，他进一步强调，“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毛泽东借鉴孔子中庸思想里过犹不及的理论，用到党内思想斗争中去诠释政治和社会生活。“‘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1939年5月，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出版，毛泽东立即阅读。在第二部分“唯物论和唯心论”中，艾思奇写道：“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为折中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毛泽东批注：“中庸思想本来有折中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中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这与他在当年2月连续三次给陈伯达和张闻天写信的内容大相径庭。再后来，他针对艾思奇的“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的方法论……不是辩证法……他是折中主义。”毛泽东在前后不长时间内，对孔子中庸思想先扬后抑，体现了他的深入思考。基于反对“过犹不及”，把中庸视为一种辩证的方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从两条战线斗争出发，把中庸思想绝对化就错了。

毛泽东把儒家中庸思想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去考量，认为它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的确抓住了根本，掷地有声。直到后来，毛泽东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始终旗帜鲜明，从不折中调和。毛泽东对孔子的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都有借鉴和精到分析。针对孔子观念论的“名”，毛泽东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实事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赋新意于“实事求是”。早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后来，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开展进一步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吸收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这是把传统文化和党的思想路线完美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用典精到，很少有人企及。如妇孺皆知的《为人民服务》，他借鉴司马迁的话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讲古比今，由司马迁讲到当下，人文历史的厚重感和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跃然纸上，既弘扬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又号召全体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自此以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的信念，更形象、更生动，逐渐深入人心。

毛泽东的名篇《愚公移山》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闭幕词，毛泽东借鉴《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经毛泽东这么一推陈出新，可以说有口皆碑，妇孺皆知，“愚公移山”成了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响亮口号，成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和光荣传统，这些都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典范之作。

西方文化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毛泽东曾打算到日本和俄国留学，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早在1918年3月31日，他在与萧三的交流中曾表示，“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有去日本留学的想法和打算，后没去成。直到1921年9月，他还有在国内做三四年预备，再去俄国留学的计划。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他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青年时，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如饥似渴，在中学就读了亚当·斯密、达尔文、约翰·密勒等关于伦理学的书，卢梭、斯宾塞和孟德斯鸠所写的法律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一直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强调，“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他认为，“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甚至赞成三分法，非驴非马也可以，不中不西也可以，只要有人欢迎。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接受人家成功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理念和价值诉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胸怀和中国价值意蕴。


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明确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观念形态，彰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属性和国家意义，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又一来源和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的文化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毛泽东，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开始，就一直在苦苦进行文化之旅，不管治党、治军还是治国，都在艰辛探索。从13岁到28岁，他用15年时间完成了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的文史知识储备。解放初，他曾对湖南一位致力于少数民族史研究的中学教师陈寄生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革命自觉、思想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人生选择。他始终认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够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何建构一个科学的文化体制和思想体系，是他终生探索的问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思想、哲学思想的继承，在他的哲学批注里有充分反映。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统计，仅在延安时期他就批注过《辩证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斯大林著，博古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等等。毛泽东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教程》多次研读，写下12000多字的批语。他阅读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满了批注，其中有许多思想借鉴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中。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批注：“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这些批注处处闪耀着毛泽东在阅读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智慧火花和真理光辉。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和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飞跃等思想，在毛泽东的哲学批注里已经清晰可见，这为他后来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实践论》才有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的结尾：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认为，一切国家的划时代体系和思想，都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以本国的发展需要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思想从来不能超越世界秩序的范围，只能超越世界秩序的思想的范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因此，“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互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强调和坚持经济条件的决定意义，文化不能脱离社会或凌驾于社会之上，它从来都是属于社会、属于时代的，它产生于社会和时代，又为一定的社会和时代服务。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社会和时代才能体现出来。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形成于延安时期，《实践论》《矛盾论》是这一时期最经典的作品。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鲜活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应该而且能够适时举起自己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总结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的自由。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实践论》《矛盾论》才能产生深邃的理论思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毛泽东基于从制度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新民主主义的全面理解，把他对文化的理解进行梳理，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应运而生。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长篇报告。据温济泽回忆，“这个长篇报告，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群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这篇报告于一个月后，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后又刊登在《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刊登时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得到完整体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对于新文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它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始终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毛泽东已经把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了，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一脉相承。

作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化观在他的新闻思想里也得到充分体现。毛泽东坚持政治家办报，而不是书生办报；坚持为人民服务，靠全体人民办报；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新闻真实性，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等。这些内容都已经成为我党重要的新闻理论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至今依然焕发巨大的生命力。


三、“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


发端于新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社会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的“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第三个来源和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伟大旗帜，历久弥新。

早在1940年前后，毛泽东就对革命成功以后的文化建设开始研究和探讨。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指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也方在开始。”无论他是自谦还是客气，他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实际上，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对新文化有了非常深刻的论述，明确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重要文化属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4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再次叮嘱，“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当新中国即将诞生时，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豪迈地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要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成“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谈何容易啊！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吸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十月革命后,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方针策略，他认为，文化建设任务应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列宁说，“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倾力倡导并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个前提下，他积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充实的过程。

旧政权留下来的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应该说绝大多数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影响，如何积极教育引导他们尽快转变世界观，使他们成为为新中国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建国初期毛泽东考虑的重大现实而急迫的问题之一。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觉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势在必行，在慎重考虑的前提下，195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他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之后又陆续开展了对梁漱溟、《红楼梦》等方面问题的批判，以求寻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学术机制、体制和价值标准。尽管这些探讨后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走了弯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大是大非问题，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经验教训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1951年3月，毛泽东为中国戏剧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8月，他在批复陈伯达关于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后，又强调了“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至此，“双百”方针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已经形成。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讲过：“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随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界出现诸多不同声音，学界、业界莫衷一是。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后，普遍反映积极良好。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提出，并进一步阐明，“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他解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在提倡百家争鸣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1956年，有一位苏联学者在我国讲学期间，曾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此事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知道后，不赞成这样做，并专门于1956年2月就此事给刘少奇等七位中央领导写信强调，“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百家争鸣的态度，包括对他自己的思想观点都可以争鸣。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同年2月，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加以深刻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名的“六条标准”。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政权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是时代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一般来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单从字面上看，是没有阶级性的，不管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谁都可以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权建设服务。而对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方法，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标准。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成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南。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是为了指导文化建设，后来他又把“双百”方针扩大到其他方面，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民主集中制时说，“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他借鉴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他反对像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二为”方向，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4年10月3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后来他又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号召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1949年，“文化为人民服务”正式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应该是我国对“二为”方向的最早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全心全意服务工农民众，要真正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积极发挥才能。他寄希望于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继续前进和工作学习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并列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但“二为”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在毛泽东的一贯论述中非常清楚，成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战线一贯遵循的思想准则和行动方向。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魅力所在，文化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意蕴，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民族价值、国家诉求，充分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特色，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知行合一的光辉榜样。“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实践的、辩证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多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与毛泽东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脉相承。


结语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具有深厚的中国底蕴和浓郁的中国韵味、中国气概、中国特色，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因此，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多维的、敞开胸怀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它的价值诉求。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种继承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反映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因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既具有非常生动的实践理性，又具有丰富的工具理性和价值意蕴。他的文化观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在前后近二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融合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思想旗帜。“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原本只是一种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后来，毛泽东又把它们运用到其他方面，特别是运用到治国理政中去，尤其是与民主集中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的文化观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政策、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既是文化形态，又是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形态，它具有一些非阶级倾向性的“非轴心”内容，这是文化的开放性所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集中了人类文化历史上最优秀的成果，因此，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普适性、共通性。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典型的阶级性和为政权服务的功能。毛泽东毕生追求，希望把一个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执着追求和理想。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对于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历史铸成这样一个事实：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底蕴。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没有文化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带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应该成为我国学界、业界努力的方向和矢志不渝的文化追求。


　(参考文献略)


　　注：原文刊载于2023年第5期《阅江学刊》


　　【作者简介】


　　方延明，笔名鲁人，1977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担任《南京大学报》主编。2003年，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奖、长江奖、韬奋奖评委，2001年获江苏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

　　方延明专长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54个一版头条重要稿件，先后出版三版《新闻文化》，被誉为我国新闻文化研究领域两个开拓者之一。他发表的《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获普遍好评。

　　方延明对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邓小平理论亦有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社会科学战线》《中国软科学》《自然杂志》《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求索》《晋阳学刊》等著名学刊发表论文150余篇，有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发表的《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被中央党校收录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

　　独著《新闻文化导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方延明文化三论》《方延明新闻作品集》，主编《新闻写作教程》《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等著作。

　　方延明文理兼通，出版三版《数学文化》，为我国高学校开设数学文化课做出贡献，获学界同行好评。

　　2011年，方延明在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下，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首席专家，尽管已经花甲之年，仍14次到藏区考察调研，走遍雪域高原山山水水，主持完成《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专著，以汉藏双语出版，填补了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大范围内影响力问题研究的空白，获学界业界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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