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清明，又想起父亲。


　　父亲去世整整十六年了，倏忽之间。我退休也已经十二年了，时间精力都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终生遗憾。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短文，最近又陆陆续续记起一些点滴，写成这个美篇，追念父亲。


　　因远离家乡，每年清明节，难得回去上坟，只是在父亲去世三周年和十周年的时候回去上坟。爷爷是有文化的私塾先生，他一辈子信奉孔夫子那一套，“敬鬼神而远之” ，“不语怪、力、乱、神”。

　　小时候，我们家从来不上坟，过年也不祭祖请神。父母受爷爷影响，也是无神论者，我从小没见过大人们烧过纸香。那时，不管哪家有人去世，娘总喜欢讲一句话，“人死如灯灭”。

　　我们家开始上坟，始于我爷爷去世以后，逢年过节想爷爷啦，这才学着大祖父三祖父家的伯伯叔叔们，弄几个小菜，水果和点心，半壶小酒，去给爷爷上坟。


　　大哥平时喜欢填词赋诗，每年寒食清明，他都会写一首，寄托哀思。


　　2015年，我小孙女和弟弟家的孙子都三岁了，回家认族。我们一家五口回老家约上哥哥、弟弟一起到父母坟上烧纸香、磕头。望着面前那一堆不大的黄土，感慨万千。我特意带了一瓶好酒，在父母的坟前祭奠。我在想，不管是酒还是纸钱，父母能在那边享用吗?胞兄延英还在父母坟前吟了一首诗：

　　清明扫墓年复年，

　　冢前祭奠泪潸然。

　　思亲空望白雲飞，

　　敬老扶幼代代传。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清明，教人做人。

　　清正、清廉、清醒，清白；

　　明事、明理、明法，明道。

　　清明是感恩，清明是传承。

　　认知清明，过好人生!


　　回不去的泰安市青年路77号，一楼最东头一家，那是三十多年的家。


　　80周岁的父亲，每天还能喝点小酒。

　　2007年3月31日，我正在参加孙玥的婚礼，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父亲病危。孙玥是我们学院的体育特长生，品学兼优，她的婚礼，特意约请我参加。我赶紧退席，和儿子连夜乘车赶回家，等我和儿子赶到医院见着父亲时，老人意识应该还是清清楚楚的，但已经说不出话来，看到儿子孙子的那一刹那间，父亲的泪水从眼角溢出。这种生死离别没人能有体验说出。


　　陪父母一起逛泰山，老人的开心是一种天真的笑.

　　4月1号整整一天，我和哥哥就忙着准备老爸的后事，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当着父亲的面说一些后事的事情，没有刻意避讳。我想，父亲一定是清楚眼前即将要发生的这一切，他神情中透露出的对家庭、对子女的不舍，全在不言中。

　　2号凌晨，妻子也从南京匆匆赶到泰安，还没坐定，就接到哥哥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我们急急匆匆赶到医院，父亲已是弥留之际。老人总算在最后的时刻，看到他最远的儿女来到跟前送行。我们看着父亲，泪水夺眶而出。

　　临床一位大嫂讲，这个时候不能哭，泪水不能滴在要走的人身上，要把老人的眼睛合上。我用双手慢慢捂上父亲的双眼和嘴巴，老爸的体温慢慢消去……

　　我们没有老爸了，爸永远走了。

　　儿子用剃须刀，给爷爷刮了胡须。


　　爸妈和他们的四个儿女。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老早就参加工作，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开始是在莱芜县公安局，后来到章丘县公安局、平阴县公安局，1973年到泰安地区公安局，后来娘也把户口迁到泰安，泰安就成了我们的家。我妹妹、妹婿、侄女、侄女婿，也都在公安系统工作，应该是公安世家了。

　　父亲脾气好，内向，不多言语，没见过她和母亲吵架。母亲心直口快，路见不平一声吼，说过去就算了。万一有不同意见，爸爸也是从不多说话，静等母亲气消了再说。所以，娘老说父亲是好人主义，不得罪人。


　　父亲做人做事，忠厚踏实，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那时机关的荣誉含金量很高。弟弟出生的时候，刚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晚上起来侍弄弟弟，因没有煤油点灯，经常瞎摸糊，后来想出一个土办法，用一根细铁丝串起一些蓖麻子点着救急。而当时，父亲在公安局工作，经常查处一些倒卖煤油的货物，但父亲从来没有往家拿过一分钱东西。

　　父亲是一个很知足的人，他从不与人攀比，做好自己就行。他提职慢，工资低，知足常乐，直到退休，才是一个科级干部。

　　父亲一辈子秉持孝道。记得早年我们家还没迁到泰安市时，在鲁中丘陵的一个小村庄。几百口人的一个村子，仅有父亲等几个吃公家饭有公职的人，算是很有面子了。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每次回家都是骑几十公里的自行车，一般回家住一两晚就回去。临行之前，他总是要到爷爷床前和同院的大爷爷床前道别。1970年4月4日寒食节，爷爷去世，爸爸没能赶回来，事后他回来，自己一个人到爷爷坟上，也不知他给爷爷说了些什么。

　　抽烟喝酒是父亲的嗜好，后来他生过一场大病，是肺气肿，就戒烟了，不过酒照喝。父亲80岁时，每天还能喝两次酒，每顿二两。父亲退休以后，工资也不多，因为他好酒，隔三差五拿着一个塑料大桶，到泰安酒厂去买散装酒，买回家来再由妈妈分装到过往的酒瓶里，放在床底下，随时取出饮用。后来条件好一点了，我们兄妹经常隔三差五给老人备点酒。


　　1966年串联时，我在济南照的，16岁。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爸爸调到章丘工作，那时章丘县属于泰安地区。爸爸把一辆旧自行车丢给我。我们住校，每周要回家拿饭，就可以骑自行车了。从我们方家庄到学校，大概有8里路。那时我们是周六下午放学，周日下午回学校，拿一个星期的干粮，主要是煎饼和一罐咸菜。那时，我们中学只有我一个人有自行车，比现在有一辆小车还阔气。有时我星期天回学校，在路上碰到同学，我就主动把同学的干粮放在我的车子上，省下同学的辛苦。

　　这辆自行车带给我们同学好多快乐。我们在大操场大撒把比赛，把右腿搭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右手扶把，左手可以伏地捡起地上的树叶和硬币。

　　爸爸那时省下一点粮票带回家，妈妈有时给我一点，偶尔我也会从学校食堂，买个倭瓜肉包解馋。


　　在我们莱芜第第五中学门口留影。


　　上图左面是1975年在兖州展览馆前的毛主席塑像前照的，右面一张是2020年一家人在同一个地方照的，整整45年，老人家作证。

　　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也曾有一些苦恼和困惑，让父母操心。父亲专程从泰安赶到学校，与我彻夜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悉心劝说。1977年暑假，我从学校开一个介绍信，于7月20日，和夫人一起到兖州城关镇政府领一个结婚证。其实，那时就是一张纸，那是一个契约，一个承诺，对我们这辈人来说，领完证就拉倒了。2009年，要过户一处房产，需要结婚证，不知弄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据说被丈母娘藏起来了，老人已经去世15年，上哪里去找啊?只好重新补办一个结婚证。记得是9月9日去办证，领证的人多的不得了，说是图三个“9”，意寓天长地久的意思。人多我们也不凑热闹了，打道回府，第二天教师节去补办证书。拿到证后，我还在学院同事们面前嘚瑟一下，我一个同事京肃教授打趣说，没想到老哥这么多年一直是无证驾驶啊。


　　那时家里穷，父亲钱也很少。父亲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记得当时的价格是125元，而他自己戴的则是一块30元钱的钟山牌手表。


　　结婚以后，双方父母一直想着要给做一个大衣柜。那时结婚都讲究“三转一扭四不动”，三转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扭是收音机，四不动是大衣柜。当时木材紧张，先由岳父准备一点，父亲专门在泰安又筹集到一些木料，他专程从泰安送到兖州，在兖州请木工打的。记得是暑假的一个大热天，父亲送到时，汗流浃背，非常辛苦。他和岳父两位亲家只简单聊了几句，就匆匆回泰安了。1980年，夫人从山东调往南京大学时，那个大衣柜经火车托运到南京，我们一直用了近20年，后来送人了。


　　1977年，夫人到泰安看望爸爸妈妈，与我妹妹(后排右)一起和老人合影。因为父亲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比较消瘦。

　　妹妹比我小3岁，从小在农村吃苦受累最多，那个年代又无学可上，读到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她出去在建筑公司做临时工。爸爸为了让妹妹早点有一个正式工作，提前退休让妹妹接班。


　　我们兄妹四人，我和哥哥、妹妹、弟弟，弟弟最小。从我记事起，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四人中最调皮的就数我了。记得有一年父亲回家，我想拿他公文包里几张公文纸，一不留神把父亲的公文包拉锁弄坏了，他也没责备我，倒是母亲把我数落一通。

　　那时上学买不起纸订本子，我把爷爷的线装本四书五经拆了，用反面折叠起来做作业本，不少同学羡慕。我也经常带几本与要好的同学分享。现在想起来，追悔莫及啊。


　　父母明大理，家国情怀浓浓。1964年送大哥当兵，1978年又送三弟当兵。这是两位老人到北京看望三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孙子，天伦之乐。


　　1989年，父母亲到南京来玩玩，那时条件很差 ，只有18平方米一间房，钱少也没有住招待所，就安排在校报的一个资料室，临时找个铺板拼一个床，住了几天。直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照顾好两位老人。

　　陪父母亲在中山陵游玩，三代人的幸福时光。


　　父亲对我们兄妹四人是很欣赏、很知足的。哥哥喜欢书法，1999年，父亲75岁生日，他给父亲写了一副中堂裱好，上联是“松寓深山知风雨”，下联是“鹤意清高宜延年”。妹妹又请一个画家画了一幅寿桃，装裱后挨着挂在墙上，与哥哥的字相得益彰。


　　我临摹的油画原作。

　　1979年，我临摹了一幅西方油画，特意带回老家，装上框子，挂在堂屋的正面墙上。有亲朋好友来，父亲也都毫不吝啬地给他们推荐、夸奖。

　　算起来，兄妹四人中，我和父亲是聚少离多，亏欠最多。父母在的时候，每年父亲的生日和春节，我都尽可能赶回去，尤其是春节。在家最开心的就是弄几个小菜，和父亲一起喝几盅酒，后来儿子大了，也加入其中。

　　老爸骨折后住院，我曾几次回家在医院陪他。2006年底，他和母亲一起住院，特意安排在一个病房，我陪他们一段时间，说长道短，记忆犹新。

　　那些年，父母健在的时候，每次我回家探亲再回南京时，老娘都要起早给我煮上一二十个鸡蛋带着路上吃，煮好之后还要在冷水里一激，说是好剥皮。父母亲都要送儿到小区大门口，直到望不见我的影子，他们才回家。


　　父母亲健在的时候，我出版了书，总要带一本送给老人，算是交作业。爸爸总是要翻翻看看的，妈妈不识字，但她也很开心。


　　后来我又出了五本书，没有机会再向爸爸妈妈交作业了。

　　2007年，是我在老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三十那天晚上，父亲身体虚落(肺癌晚期)，没能在桌子上和儿子孙子喝一盅酒，他半身靠在床上，我满上一小杯酒端在床前，老爸只是吁了一点点。他一会看看我们吃饭，大多时候背着我们，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流泪，老娘身体也不见好。

　　回南京的那天早晨，老爸老妈没能再送儿到门口。从那以后，我再也听不到爹娘依依惜别的嘱托，再也听不到父母亲的叮咛。


　　父亲过世时，老娘是在同一个医院住院，我们瞒着她，生怕她经受不住打击。后来娘有一次给我说，父亲走时，她心里都清楚，跟明镜一样。54天之后，老娘也去找父亲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成了没娘的孩子。

　　十六年了，如果父母在的话，多好啊!四世同堂，三十多口子人，曾孙辈也已经有两个大学生了，一个已经工作，一个在读研究生。

　　思念是沉重的，思念又是温馨的，思念是幸福的，思念有诗和远方，真想和老爸再喝几盅酒……


【作者简介】


　　方延明，笔名鲁人，1977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担任《南京大学报》主编。2003年，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奖、长江奖、韬奋奖评委，2001年获江苏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

　　方延明专长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54个一版头条重要稿件，先后出版三版《新闻文化》，被誉为我国新闻文化研究领域两个开拓者之一。他发表的《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获普遍好评。

　　方延明对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邓小平理论亦有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社会科学战线》《中国软科学》《自然杂志》《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求索》《晋阳学刊》等著名学刊发表论文150余篇，有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发表的《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被中央党校收录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

　　独著《新闻文化导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方延明文化三论》《方延明新闻作品集》，主编《新闻写作教程》《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等著作。

　　方延明文理兼通，出版三版《数学文化》，为我国高学校开设数学文化课做出贡献，获学界同行好评。

　　2011年，方延明在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下，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首席专家，尽管已经花甲之年，仍14次到藏区考察调研，走遍雪域高原山山水水，主持完成《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专著，以汉藏双语出版，填补了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大范围内影响力问题研究的空白，获学界业界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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