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我的学生武斌教授让我给他们的学生写点寄语,草成此稿;为了让更多人分享,特意用“青橘滋味”公众号再配图转发一下,以就教于读者。
大凡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新闻人,我以为需要多方面的素质。比如:身体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理论素质、艺术素质、交际素质、生存素质……。
在这些素质里面,文化学养无疑是最重要的。
范曾在一次中国记协的讲座中,寄语新闻工作者:有品、有志、有学、有德,“以霜雪之洁求其品,以岱宗之高求其志,以潭壑之深求其学,以大地之厚求其德”。我以为,一个人要有文化学养,要有气质,有精气神,这些东西大多时候看不见。但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修行和素养。我先讲一点题外话。冯友兰刚到北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在走廊里偶遇一个人路过,即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问旁边的路人,方知刚才路过的是校长蔡元培。这种春风拂面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气场。我们今天随便到哪所著名高校走走,即使是在清华、北大、南大、复旦、浙大这些学校,恐怕你个把月,甚至一年都很难碰到一个陌生的、让你如沐春风的人。
2005年,钱学森感慨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啊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后来的“钱学森之问”。钱老同时叮嘱,“大学培养杰出人才,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学文学的要学点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的也要学点文学艺术。”再后来又有一个陈传席之问,“今天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大师?”特别像吴昌硕、齐白石,一百多年来,更是无人出其右。
新闻也是如此,我检索了国内外一些大家,有许多著名报人和新闻人,他们并非专业出身,可后来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让人高山仰止,我们现在很难有这样的人。我想,这与他们的经历与学养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专业知识在他们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乔木于1946年9月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人人要学会写新闻》的文章,他说,“我建议:我们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说起来写新闻的好处真不少。”“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正是辽阔无垠。如果人人都学会这门科学和艺术,不但对于我们的新闻工作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对于我们的全部工作乃至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品质,一定都有极大的好处。”胡乔木把新闻称之为“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这是对所有人而言。
今天学新闻的大学生,今后大都希望从事媒体工作,媒体人需要多方面的素质,尤其在当下。包括与人交往能力,体质体力能力,个人品格魅力,会采访各类人,会写多体裁新闻,会写多种文体的公文等。
学养对一个人的成人、成才、成业,尤其重要,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非常重视人文素养和个人学养,特别是学好语言,要先过语言关。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通过语言完成的,记者采写也都要通过语言,语言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交流手段,它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你的认知发展。达尔文常常一连数小时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拜伦、司各特的诗篇。他酷爱文学,尤其崇拜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还亲自动手写过小说和剧本。因之,诺贝尔奖中设有文学奖项。饶有趣味的是,由医生成为作家、诗人的也相当多。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阿拉贡,英国的济慈,德国的沃尔夫和西班牙的巴罗哈,都当过医生。善写侦探推理小说的柯南道尔还是个医学博士。我国的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并获杰出成就的事例更是为人们所熟知。
文学爱好和文学素养使科学家们的笔谈或言谈,常常妙语连珠。诺贝尔曾写道:“生命,那是自然付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简直是像诗一样的语言。甚至,连一向以善于抽象思维著称的数学家,也并非只是满足于抽象论证而与文学绝缘。高斯的数学著作极其简洁、严谨,且平实好读,读者很难从中看出他是怎样获得这些成果的。因此,阿贝尔说:“他像一只狐狸,总是用尾巴扫平沙地上的踪迹。”雅可比称高斯的论证是“坚硬的和冻结的……以至于人们必须首先融化它们”。高斯本人则说:“当一座精美的建筑物落成之时,不应再看见脚手架。”
相反,曾经有许多大科学家,因为不重视语言和写作训练,尽管他们有很重要的科研成果,但不得不遗憾地吞下苦涩之酒。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列·达·朗道,从小天资聪颖,尤其喜爱数学,但他对文学很厌烦。有一次,语文教师布置让每个学生都写一篇对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达吉娅娜的人物分析文章,朗道搜肠刮肚也只写了一句话:“总之,我认为达吉娅娜是个讨厌的女人。”当朗道的父亲指责他语文成绩太不像话时,他竟出人意料地争辩说:“倘若我的语文考得的成绩比及格还好的话,那才真叫人害臊呢!”正因为如此,尽管朗道在数学、物理等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超人才能,但由于写作基础知识差,缺乏写作技能,一生中的大部分论文和著述,不得不靠与他人合作才得以问世。有人问朗道的合作者之一粟佛席茨,那本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理论物理教程》是谁撰写的,粟佛席茨坦城地说:准确地讲,这本书虽然写作的人是我,但构思的人却是朗道。
19世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曾对光电磁说提出过超越前人的理论,但由于他不善于写作,论文晦涩难懂,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人注意。一直到有一个比他小40岁的麦克斯韦出现,用明快通俗的文字把他的理论阐述得清清楚楚之后,法拉第的光电磁说才被世界所公认,然而命名的却是“麦克斯韦方程组”。
17世纪欧洲的天文观察大师布拉赫·第谷,孜孜不倦,潜心观察天象达30年之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天文资料,遗憾的是他仅仅只善于观察、记录,而不善于思考和写作,无法从那些成捆成箱的天文观察资料中提炼凝结出规律。幸好到了晚年,他的一个叫开普勒的徒弟,充分利用他的珍贵资料,总结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被公认为“星空的律师”。而现在人们知晓和记忆的是开普勒,而很少有人提及他的老师布拉赫·第谷。
曾经获过诺贝尔奖的卢瑟福,就曾专门给刚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玻尔写过信,语重心长地要求他在论文写作方面苦下功夫,并以“天使般的耐心和热情”接待玻尔,逐字逐句地与玻尔一起商定,修改他的论文,终于使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成为划时代文献,玻尔本人也因此荣获诺贝尔奖。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新闻理想,热爱这个职业,为此奋斗,为此献身。英国一位著名学者马丁·沃克讲过一句名言,“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从“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最早是1915年的《青年杂志》,后于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可以说唤醒了整整一代人。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尤为重视言论,大部分文章由毛泽东亲自执笔。毛泽东甚至讲过:“我要做的工作,一个是教书,一个是新闻记者。”普利策曾用这样的话比喻记者:“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他不计较自身的成败荣辱和老板的喜怒盈亏,而是为信任他的人民服务。”
优秀的新闻作品,重要的文章,通过媒介传播,对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范长江曾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时写过一句话,“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国内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共中央曾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让他们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访问。经宋庆龄介绍,当时急于探寻中国苏区奥秘的斯诺成了最佳人选,同行的医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海德。当时,斯诺是带了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他采访了毛泽东等红军政要,于1936年10月12日离开保安。10月25日到北京,同年11月14日、21日,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发表了斯诺的《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的长篇报道,以及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那张有名的照片。后来又有好多报纸刊登,而后斯诺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整理为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闻名遐迩。
1950年12月中旬,魏巍与新华社的同志一起赴朝鲜战俘营调查美军战俘情况,在志愿军中他目睹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感人肺腑的事情。因此,他主动要求留下来,进行了3个月战地采访,写成《谁是最可爱的人》。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看了之后十分激动,破例决定放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强烈反响。朱总司令看后说:“写得好!很好!”毛主席阅后,立即指示:“印发全军!”。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整整鼓舞了几代人,即使是在今天。包括后来像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名片和符号。1992年1月19—23日,当时有关方面通知暂不报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内容,但陈锡添想着日后能否以通讯的形式报道,留意作这方面的准备。3月22日,南方日报上一则报道使他受到启发,在社长支持下边写边排。24日,一篇11000字的通讯写成,借用李贺诗中的一句“东方风来满眼春”作标题。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全文刊登。30号《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同时播发。
应当说,像上面这些作品,普遍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们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无论今天我们怎样去评价,我以为都不会过分的。
通常讲记者是无冕之王,并不是无法无天,实际上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见,什么人都可以采访,不唯上,不唯权,勇于担当,敢于牺牲。曾有一个统计数据,一个社会组织对77种职业从业人员的寿命进行排名,记者平均寿命是最短的,而且每年都有好多新闻记者牺牲在第一线,全世界每年几乎有近百位记者牺牲在他们挚爱的岗位上。
我们有不少记者,为了伸张正义而遭报复,比如光明日报驻福建记者,为了帮别人打官司,被人盯梢,往家中打黑枪,还有人甚至遭绑架。9.11事件中,新华社记者钱瑜,8:50听到爆炸声,马上打开电视,然后乘电梯到5楼,8:58取照相机,9时拍照片,瞬间拍到有飞机的照片。原新华社记者郭超人,1960年3月15日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海拔6600米的冰坡上采访,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就是由两位记者扳倒了大总统,他们不仅改变了尼克松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新闻人要学会思维。科学以逻辑思维,“晓之以理”见长;文学以形象思维,“动之以情”取胜。新闻兼而有之,相得益彰,既要有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和顿悟。比如:黑土地握手红土地,小车不倒只管推,尿里淘金,斗鸡上海滩………。也要有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归纳与演绎。要学会逆思维,反弹琵笆。诚如,凡人伟事,伟人凡事就是好新闻。新闻求奇,求异,求新。
新闻人一定要是一个好的写手,文采飞扬,才华横溢。文采可以涵养人的气象、提升人格境界、增加一个人的魅力。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主席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何谓好文章,陈从周在他的《说园》中有:“万顷之园难以紧凑,数亩之园难以宽绰。紧凑不觉其大,游无倦意,宽绰不觉局促,览之有物,故以静、动观园,有缩地扩基之妙。而大胆落墨,小心收拾,更为要谛,使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修·阿诺德说过,“新闻是匆忙的文学”。玛格丽特·杜拉斯讲,“新闻报道只有充满热情时才能变成文学作品”。萧伯纳曾在两个不同场合说过,“新闻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和“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悲剧”,其中韵味值得思考。
新闻写作要学会借鉴。文学是“人学”,以人领事。新闻是“事学”,以事带人。梁衡先生曾就文学与新闻的本质不同概括出十二点,值得细细研究学习:
一、在本质上,新闻是信息,文学是艺术。
二、在功能上,新闻是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文学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
三、在选材上,新闻以事为主,以事带人;文学以人为主,以人领事。有人无事不成新闻,有事无人不成文学。
四、在作品的视点上,新闻面对社会,文学面对个体的人。新闻作品的作用是社会的回响。文学通过对人心、人情的打动,审美功能而发挥社会功能。
五、在构思上,新闻要绝对真实,文学却常用虚构。
六、在写作过程上,新闻重采访;文学重虚构
七、在作品形式上,新闻要求尽量淡化形式;文学则尽量强化形式,渲染效果。
八、在主客体关系上,新闻要求无我,文学讲究有我 。
九、在文章风格上,新闻重直白,文学重修饰。
十、在修辞分野上,新闻属消极修辞,文学属积极修辞。
十一、在文章结构上,新闻力求简明;文学则将作者思想深藏于复杂的形式之中。
十二、在审美取向上,新闻求质朴简洁的美:文学求绚丽多彩的美。
除此,我们还要借鉴数学的方法。数学语言简洁明快,讲究结构、模型,逻辑性强。一部电视剧,那么一丁点事,就弄个几十集。让我们数学去搞,一个方程就解决了。
除此,还要借鉴审美的方法,主客观统一,内容与形式统一,和谐协调统一。
我始终认为,新闻人是一种职业,与医生和律师差不多。因此,能力培养很重要。我曾给我的学生说过,除了你要学好专业知识以外,我送给他们五句话:
1、能说会道;
2、能歌善舞;
3、能书画摄;
4、文史哲数的基础知识,
5、执着的新闻职业理想。
能说会道,是锻炼你的交际能力和说话本领,能说会道是个人智慧的外化。我很赞成有人说的:
能说会道
大事——清楚地说
小事——幽默地说
急事——慢慢地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开心的事——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
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做不到的事——别乱说
伤人的事——不能说
现在的事——小心的地说………
能歌善舞,就是做人要敞亮。我以为,能歌善舞是一种个人才艺,能歌善舞是一种联络平台,能歌善舞是一种交友载体,能歌善舞是一种心境外化,能歌善舞是一种阳光灿烂。
能书画摄,就是要多才多艺。现在有的年轻人,字写得没法看。字是门面,我希望一个人要写一手好字,哪怕写个便签,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如果再会画画则更好了。我在十五六岁读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迷上了画画。我家的四壁,全都是我画的毛主席碳粉画。我还借鉴方格放大法,在我们几个邻村的高墙上,画大幅的毛主席木刻像,画画时好多地方需要搭架子,有几米高。因这件事,我颇得乡里乡亲夸奖。我曾在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在南京大学小白楼前的迎面布告栏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由6张1开铅画纸拼接在一起的周总理遗像,好多师生在周总理遗像前留影。我1977年刚到学校党委宣传部时,每年学校工会和宣传部都要举办春天书画展和秋天书画展。我向会画油画的老师们学习画油画,等画了几张之后,简直入迷,有时通宵达旦。我曾专门到上海观看一个法国十九世纪油画展。我有十几张油画作品被校部机关的同事收藏,还有一张流落到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同事的儿子那里,他重新装裱后挂在客厅里,成了亲朋好友造访时的谈资, 颇能唬一些人。
(1979年临摹的法国十九世纪名画:《阿图瓦的冬夜,埃米尔·布雷东》)
(这是1978年临摹的一副油画的原作。我临摹的那副作品被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学院终身教授贾小平收藏。)
(2007年9月摄于降落夏威夷的飞机上)
特别是在当下新媒体的环境中,媒体人不光会摄影,还要会摄像,会出镜,要全能型。
文史哲数的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上面已经讲过了,文是解决一个文采的问题。梁衡说,让新闻穿上文学的衣裳。练就一手写出好文稿的功夫,遣词造句,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星云大师在扬州讲学时说,“朱自清的文章写得好的不得了, 希望扬州人要有哲学的思想;要有文学的意境;要有历史的常识,有了文、史、哲,你再有理学、工学、医学,如虎添翼。”
史是解决一个人的定力问题,博古通今,内外兼修。
哲是解决一个思维的问题,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维,都要懂一点。
数学是解决归纳、集约、解构、重构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曾为我出版过两版《数学文化》,颇受好评。
数学是一门原创学科,数学是智慧。数学与哲学同源,数学家 B.Demollins说,一个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数学,一只眼睛是哲学,“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 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A.N.Rao说:“一个国家的科学的进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恩格斯称,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成熟的程度。培根说,数学是“通向科学大门的钥匙”。
新闻文化是对人类生存世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诸多关系,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客观描述、报道,是一种历史记录,它记录过去,诉诸未来。数学是宇宙这本大书的语言符号,数学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数学不仅仅是对人们的生存样态的描述,它还是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一把尺子。世界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从数学那里得到。
另外,新闻人一定要有担当。对新闻人来说,要突出几个意识。一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意识是一种历史观,问题意识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意识是一种认识论,问题意识是一种方法论。有了问题意识,你就可以耳聪目明,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时代意识,时代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入世境界。见人之未见,彰显你的预判和眼界,走在时代前面,诠释时代,记录时代,讴歌时代。马克思在1842年就说过,人们读报是为了“到报纸上去寻找当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三是担当意识,担当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理想,是你的职业良心和人格操守。四是人文意识,人文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职业底色。报人要有大爱、大善、大情怀,要懂大道理。五是特色意识,特色意识是采写新闻精品的个性使然,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
王国维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专心读书,一门心思学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说的是执着如一,不改初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苦尽甜来,水到渠成。
寄语同学们:
要敏于学习,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汇百家之长,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只有这样,你才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堂入室,成才成角。
【作者简介】
方延明,笔名鲁人,1977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担任《南京大学报》主编。2003年,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奖、长江奖、韬奋奖评委,2001年获江苏新闻最高奖---戈公振新闻奖。
方延明专长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54个一版头条重要稿件,先后出版三版《新闻文化》,被誉为我国新闻文化研究领域两个开拓者之一。他发表的《今天,我们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论纲》《我国媒介传播中的悖论问题》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获普遍好评。
方延明对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邓小平理论亦有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社会科学战线》《中国软科学》《自然杂志》《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求索》《晋阳学刊》等著名学刊发表论文150余篇,有9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发表的《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被中央党校收录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
独著《新闻文化导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新闻与文化研究》《新闻文化研究》《方延明文化三论》《方延明新闻作品集》,主编《新闻写作教程》《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等著作。
方延明文理兼通,出版三版《数学文化》,为我国高学校开设数学文化课做出贡献,获学界同行好评。
2011年,方延明在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支持下,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首席专家,尽管已经花甲之年,仍14次到藏区考察调研,走遍雪域高原山山水水,主持完成《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影响力问题的研究》专著,以汉藏双语出版,填补了我国藏语新闻媒体大范围内影响力问题研究的空白,获学界业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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