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国家安全等面临新情况。


但是有的地方干部“承平”日久，思想麻痹，风险意识低下，工作不扎实，不敢啃硬骨头，习惯于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整文件”，成了不折不扣的“文件干部”。


“文件干部”把文件发放当成工作推动，导致工作“局部空转”。文件有着价值引导、政策指令、利益表达、信息沟通、推动执行等功能。在行政工作中，必要的文件必须出台。但是，滥发文件则会影响政府运转。


当前，“以文件来执行文件”成为一些干部懒政、怠政的主要途径。据报道，某贫困县的一个科级部门，年收文件3831份，下发642份。


有关调查显示，一个普通乡镇每年要接收上级文件200到300份之多，乡镇也要向所辖村、社区和辖区单位等下发文件100到200种左右。


在此次抗击疫情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曾抱怨“一天收到十来个部门文件，却无一解决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一谈到开展工作，张口闭口都是开了多少会议、制定了多少文件，而不说部门采取了哪些行动、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很显然，这是将召开会议当成了工作本身，又将下发文件当成了工作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如果政府部门都忙于召开会议、传达文件，而不是采取行动、真抓实干，地方政府运行很可能出现“在冰上开车，轮子在转，车不往前走”的“局部空转”现象。


“文件干部”以文件写作拔高工作成绩，追求“文件政绩”。崇尚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只有各级干部都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才能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行政部门的文件材料本身应当是工作实际状况的真实客观反映，文件材料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揆诸现实，很多文件的出台，都有着政绩的考量。一份文件是否可行，很多干部其实心知肚明。但只要出台了“红头文件”，就往往意味着重视了这一问题，也就可以向上级表功邀功，如果遇到一个糊涂上级，就可能蒙混过关，甚至当上“先进”，这就是“文件政绩”。


一些干部本职工作不愿意扎实干，而是花大力气在“写文件”上，单纯追求文件材料“高大上”，甚至虚构成效、编造经验、夸大创新。一些干部“脱实向虚”，整天在会议室“遣词造句”，追求“对仗押韵”，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牍上，看起来工作很忙，压力很大，身体很累，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绩。


一些干部“成绩不够，文件来凑”，通过发文件来为“不作为”作掩饰、找理由、寻借口。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贻误了实际工作。


同时，“干得好不如写得好”，以文件论政绩，还会助长政府中的“逆淘汰”现象。


“文件干部”用文件工作掩盖缺乏担当，造成“改革稀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坚持开拓改革、创新发展，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国家治理需要党政干部勇于担当，真正吃透改革精神并大力推动改革，方能使各项建设事业取得进步。


但是一些地方干部不是通过“真改革”推动治理现代化，而是企图通过“发文件”应付了事。


一些干部将上级文件改动一下签发单位和签发日期，就发给下级部门，将决策推给上级，将责任推给下级，当起了文件“二传手”；


一些干部摆花架子、做假样子，上面发一个文件，自己就下发五个文件，“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


一些干部只想“平安着陆”，发发文件对上有个交代，对本职工作心中无数、脑中无事、眼里无活、手里无牌、落实无果，成了“佛系干部”。


以文件落实文件，搞“复读机式”的制度落实，推行“复印机式”改革，造成了改革被稀释、被淡化、被形式化。


“文件干部”跟不上时代要求，跟不上社会需要，跟不上群众期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如果不加以改变，势必会影响到政府有效运行。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对症下药，根治“文件干部”。


作者范逢春系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本文原刊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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