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干部”有6个“跟不上”，该怎样修炼升级？

翻开台账可以看到：大年三十，当地启动应急响应。而疫情溯源记录却表明，公共场所、商超、社区管控措施直到初二、初三才真正开始。一层层组织开会、一级级等待部署，乡镇社区真正动起来又是几天之后。这期间，家庭会餐、走亲访友等聚集活动已进行大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英勇奋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疫情大考也暴露出干部能力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一判断，在过去1个多月的疫情应对中被充分印证。特别是在一些疫情严重的省份，有的地方工作不推不动“等安排”，防范风险“慢三拍”。有的地方，社区治理还停留在“纸笔时代”未跨越“数字鸿沟”，群众工作遭遇“灵魂三问”。有的主管部门干部甚至对防控情况“一问三不知”，或是出现“一律断路劝返”等不依法现象。

疫情大考的结果表明，当前亟待增强干部队伍的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跟上时代要求，跟上群众期待。

风险治理能力跟不上

回顾疫情发生之初各地启动应急响应的节奏，一张风险治理答卷铺展在眼前。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防控措施。1月23日，离汉通道关闭。仅仅5天前，当地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4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的“万人宴”。1月23日，浙江、广东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4日，湖北等多地陆续启动一级响应。

多位公共卫生专家指出，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人措手不及，此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经历了17年长足发展。但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地方在疾控预警体系、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防疫物资储备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行动迟缓。这表明，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防范重大传染病暴发的风险意识和治理能力不足。

一些医卫人员和基层干部坦言，一些地方“承平”日久，思想麻痹，对社会治安、洪灾火灾等公共安全事件关注较多，对公共卫生及其他潜在的非传统风险缺乏警惕，无备必有患。

不久前，湖北省英山县政府的一份捐赠明细公示火遍全网——1斤茶叶、2箱方便面、2桶84消毒液、30元现金都一一列明，被网友称为“满分作业”。提交这份“作业”的英山县县长田洪光在回应网友时说：“捐赠物资去向都必须说清楚，对百姓有交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干部精细治理能力比较薄弱。疫情初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医用物资是否紧缺，某省不同层级领导的表述自相矛盾。一边是仓库内捐赠物资堆积，一边是前线物资短缺十万火急；一边是转运患者应收尽收，一边是人员车辆配合不到位。

基本情况不清，就难把事做出好效果，统筹全局、综合调度、抓实抓细的能力不足也被“直播”。

疫情突发，一些地方干部不能因地制宜采开展工作，稳稳当当“等安排、抄作业”，简单转发甚至直接照抄上级防控文件。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三道岭镇应急处置预案中，竟然出现“哈密市中心医院全力做好隔离救治工作”的语句，涉嫌抄袭。因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镇党委书记和镇党委副书记、政法书记先后被免去现职。

隔离居民被“锁死家门”；确诊或密切接触人员被封户封门；被隔离人员的姓名、房号、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被披露；擅自阻断国省干线公路、挖断农村进出公路，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疫情蔓延之初，于法无据、违法任性的管理乱象频仍。

复工复产之初，一些地方举措也出现简单化、一刀切现象。有的地方对湖北、浙江、广东、河南等地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要求“外来人员一律只出不进”，或者“没有房产证一律遣返”“没有房本，先交50万元保证金”，等等。

疫情防控也是一场法治大考，可以试出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成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这些行为将严格执法异化为过激执法、暴力执法，不仅阻碍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还引发纠纷、激化矛盾，违背了“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要求，反映出制定这些土政策的干部法治思维欠缺，依法防控能力不足。

“5G时代还在上门排查、填表，治理手段有些滞后。”不少受访者表示，大数据时代，一些基层干部主要仍依靠“人找人、填表格”等方式搜集信息。在疫情快速发展阶段，一名社区干部要服务上百名群众，手工填表、层层上报，工作量大，效率低、跟不上形势的要求。

“治理手段上的路径依赖，凸显了用现代技术赋能治理的迫切要求。”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副局长王伟说。

中部某省一位卫生系统干部告诉记者，该省每天要汇集新增、确诊病例和流行病调查信息，有的材料报上来还是手写的。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堆数字，未经比对分析，构不成决策依据。

比如该省一个确诊病例过百的地级市，按部就班上报了当地3个相邻小区共出现的6例病例，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但对病例居住地点、活动轨迹等信息进行大数据综合分析后发现，这些病例有过聚集活动历史，存在社区扩散风险，这才采取措施遏制了潜在的传播风险。

群众是谁？群众在哪？群众在想什么？面对群众工作的“灵魂三问”，一些基层干部答不上来。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才发现，本应最熟悉基层情况的基层干部，却对社区底数摸不清、动员组织力不强。”安徽省一位市辖区区长说。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但有的干部表现出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少让人民群众认可的工作方法。

疫情就像是放大镜，照出了那些“文件干部”“会议干部”的本领恐慌。一位县委书记说，当地从市直机关下派的副县长，平时开会念稿子可以，宣讲时腿肚子发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下到基层不会说群众语言，老百姓不买账。有的群众不听指挥，出现聚集性、扩散性疫情，原因之一就是政策宣讲没讲到他们心里去。

基层人手少、资金少、任务多，需要有突破力、能够协调群众多方诉求的好办法，否则就会手忙脚乱、张皇失措。武汉一度出现的社区患者转运没人管现象，就暴露了这一问题。

“干部在干，群众在看。”一些地方志愿者多是基层干部党员和退伍军人，普通群众不愿参与。浙江省一位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尤其是那些人口上千的大村，组织发动群众就更难了。疫情防控需要建几个疑似病例集中观察点，选址屡屡被群众拒绝，不得不换了好几个地方。乡镇党委的调控力、干群之间的信任度，备受考验。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十余位各级卫健委主任上阵“掉链子”，因防控不力被免职，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专业能力不足。

黄冈市是湖北省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武汉的地级市，存在疑似病例筛查力度不够、送检进度缓慢等问题。该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对收治能力、收治人数和核酸检测能力等数据“一问三不知”，成为此次疫情防控中全国首位被免职的市级卫健委主任。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卫健委主任曲秋伟，只转发上级来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措施少，对疫情底数不清、上报不准、应对乏力，导致疫情快速扩散，被就地免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对疫情防控部署不严不细不实，管理上存在漏洞，重大事项请示汇报不及时，该市卫健委主任冯小红被免职。

科学决策来自专业判断。即使不苛求每位干部都是专家型领导，但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决策尊重专业判断也是基本要求。

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特别是疾控部门人员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导致流行病学调查、病毒分析、疫情研判、重症救治等工作不达标，一度影响防控大局。比如，中部地区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市疾控中心77名员工中只有8人是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由于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分析整理人手紧张，无奈之下当地从统计局抽调了4人帮忙。

“疫情防控是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次极限考验。这提醒我们，‘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转变治理思维。方法用对了，问题迎刃而解，用蛮力只会适得其反。”安徽省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受访干部及专家建议，要补治理能力，首先要升级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

升级风险思维。“特别要强调问题导向，不怕暴露问题。”多位地方干部建议，要鼓励干部讲真话、说实情、不遮丑。完善负面问题上报机制，比如年度总结、政府工作报告中必须专项列出潜在风险短板，增强发现问题的能力，防止治理“失明”。

升级互联网思维。浙江台州市天台县洪畴镇党委书记谷峰说，干部要苦干加巧干，应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打破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此次疫情防控中，浙江省用“大数据+网格化”治理方式实现了信息的上下联通，助力中高层精准研判、基层有效落实，大大开阔了干部的治理视野和思路。

升级科学法治思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说，一些地方在应对重大疫情中表现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背后是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落实群众路线，违背了科学法治原则。应把尊法守法、科学决策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加快提升干部科学决策、依法决策能力。

新闻深一度

思想上缺乏时代感。“一些干部对风险危机不敏感，没有认识到新时代、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一位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谈到，由于没有悟透中央重大判断的深层次内涵，一些干部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不足。

危机来临时，不知应对、贻误时机。“这种时代感缺乏，还体现在对信息时代的不适应。”安徽省一位县委书记说，有的干部视频会议不会开、智慧程序不会用，走到哪都带个秘书、提个包，里面装的全是文件。“其实一部智能手机全能搞定。”

行动上务虚功多、练真功少。一些干部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没有头绪；平时工作主要是开会、看文件，一线调研浮光掠影，对基层问题了解不多、研究不深。“平时用这个套路还能勉强应付，疫情来临就露了怯。不‘结硬寨打呆仗’，不练真功夫，工作成效怎么能好？”湖北省一名县级干部对记者说。

作风上未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说实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这次疫情应对中，一些干部这方面表现不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有的干部面对重大风险时，畏首畏尾、不敢担当，导致信息通报遮遮掩掩，部分群众诉求被漠视，中央要求得不到及时贯彻。

受访专家和干部认为，提升干部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迫切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完善相关制度。

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高利红说，面对频繁的督查、检查，基层干部普遍怕被追责，思想上谨小慎微，行动上瞻前顾后，关键时刻不敢独立判断，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应不断优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减轻基层不必要的迎检负担，同时建立完善容错机制，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完善选贤任能机制。湖北省一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要从培养选任环节抓起。现在一些地方对干部能力缺乏精细化研究，没有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干部进行能力分类研究，配备干部时“缺什么补什么”，地方经济上不去就配经济干部，发生了群体事件就配社会干部，忽视了对干部全方位能力的培养锻炼，一些干部环境一变就力不从心。

专家建议，干部选任应坚持专才与通才并举，提升干部专业素养。进一步加大从基层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力度，打通基层干部往上走的通道，选拔更多熟悉群众、了解基层、有真本领、能经风浪的干部。

完善新时期群众工作机制。疫情之下，一些地方“上面一个榔头，下面一块石头”现象更加凸显。上级任务压得透不过气，下面群众又不理解，干部只得孤军奋战。浙江温州市文成县峃口镇党委书记邢越锋说，这说明一些老旧的群众工作方法不管用了，干部必须掌握新时期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一方面，要组织发动更多群众参与共治，把基层党建引领功夫下在平时，力量下沉到群众中去，增强信赖感，关键时刻才能把每个网格、每个细胞都动员起来。

另一方面，还要利用“互联网+网格化”新技术新思路，做到基层“底数清、情况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街道党工委书记武斌做过一项统计，仅一户家庭，就有上百项信息要素。面对社区居民的海量信息，不能再靠传统的上门逐户排查，而是要用数字手段搞清楚群众真实情况，提升精细化治理能力。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武斌所在的街道利用社区微脑智慧平台，实现了对社区居民的精准画像和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指挥。他建议，疫情结束后，应大力推动智慧社区、未来社区建设，用数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能力，切实为基层减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菁 杨玉华 姜刚 徐海涛 张紫赟 谭元斌 方问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