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辞宗的南京足迹

　　沈约出生的那年，是南朝的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元嘉时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却是南北朝政治文化相对稳定且有所回升的时期。所以，《南史》上这样评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

　　沈约出生的地方，当时属于扬州的吴兴郡武康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地势有点斜，自西向东倾斜，西部是天目山的余脉，多溪流、塘库；中部是“三溪”河谷，是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地带；东部地势低洼，是平原水网区，水系属太湖流域，河港纵横。

　　沈约出生时有异相，《梁书》记载：“左目重瞳子，腰有紫记。”重瞳子，即目中有两个瞳仁，乃是一种贵相。腰有紫记，也预示未来是富贵命。

　　沈约的颜值，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瘦腰美男子。“沈郎腰瘦”的典故，就来源于他。《法喜志》中这样描述沈约的相貌：“以风流见称，而肌体清癯，时谓沈郎腰瘦。”这个典故，在后世文学中经常被引用。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破国之后，在《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用“沈腰”来形容自己因忧愁而消瘦：“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沈约的祖父沈子林，不仅军功显赫，诗赋也颇有建树，曾被宋武帝刘裕封为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沈约的父亲沈璞，学优才富，断案公正，曾任盱眙太守，他既是朝廷命官，亦是文帝的家臣。正是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后因无意中卷入刘氏王族的内讧，被宋孝武帝诛杀，年仅三十八岁，而此时的沈约，才十三岁。

　　沈约的童年和少年，大环境是国家的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小环境是父亲的早逝成为牺牲品，家道中落，陷入困境。为了躲避株连迫害，少年的沈约只得四处逃窜潜伏，过着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沈约年纪虽小，却很倔强，在孤苦之中，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亲担心他积劳成疾，常常用减少灯油和熄灭炭火的办法，限制他夜间读书。家道的突然中落，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使得沈约重振沈氏门风的愿望，自小就十分强烈。

　　二十岁那年，沈约来到京城建康，创作了一篇《丽人赋》。首句的“有客弱冠未仕，缔交戚里。驰鹜王室，遨游许史。”便说明了创作的背景，也是他自己当时的写照。此时的沈约，虽获赦免，却仍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获得功名，于是他开始四方拜谒，既攀附宗人沈庆之，经常为之代撰辞让之表，同时又出入于西阳王刘子尚门下，以期从中开辟仕途。期间，年轻的沈约在京城四方交游中结识了一位丽人，两人曾相互爱恋，晚上私下偷偷相会。沈约的这篇《丽人赋》，即是为此丽人而作。

　　南朝宋大明五年，在沈庆之等宗亲族人的帮助下，二十一岁的沈约，终于恢复了勋门子弟的身份，得以“起家奉朝请”。所谓“奉朝请”，古称春季的朝见为“朝”，秋季的朝见为“请”，奉朝请者，非为官，有参加朝会和陪侍的资格。南朝时，常用以之安置闲散官员。

　　沈约起家“奉朝请”后，一次，他侍从孝武帝次子西阳王刘子尚游览钟山。钟山，在南京的东郊，山水城林，浑然一体，雄伟壮丽，气势磅礴。战国时楚国在此建金陵邑，古称金陵山。汉代开始称钟山，余脉中的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屏列于南，三峰相连，蜿蜒起伏，宛如游龙。

　　钟山的南麓，六朝时称为“东田”，是当时的大族和名士的青睐之地。沈约在陪侍中，即兴赋诗《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此时的西阳王刘子尚，大概十一岁左右，此次陪侍，实际上成了沈约的一次钟山自游。他盛赞钟山的壮丽灵秀，飘逸幽静，感慨钟山的地灵人杰，同时也流露出他初入仕途时的自得与踌躇。

　　宋明帝刘彧即位之初，沈约奉命撰写《晋书》，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一百二十卷，他谦虚地自谓：“条流虽举而采缀未周。”

　　宋明帝泰始三年起，沈约离开建康，辗转外任，先后前往郢州、会稽、荆州为官。

　　宋顺帝昇明元年，沈约随刘燮回到京城建康，改任尚书度支郎，时年三十七岁。此时的文坛，正在盛行“竹林七贤”的声名，各种评赏之声络绎不绝,然而褒贬不一。于是，沈约萌生研究“竹林七贤”。他从“七贤”的其人、其世、其诗入手，注重研究高士的品行，以此推求他们的出处行藏，重在挖掘其思想内涵和言外之音。他在《七贤论》中说：“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他将嵇康、阮籍二人并称，列为七贤之首。认为：嵇康是上智之人，阮籍才器宏广，其余五人，皆为志趣饮客，相与莫逆。

　　永明元年，四十三岁的沈约，深受文惠太子的宠信，升任为太子家令。永明年间，文坛风气大变，帝王宗室爱好文艺，他们招纳文士，组成较大的文人集团，尤以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人集团影响最大。

　　永明五年，萧子良正位司徒，移居建康鸡笼山的西邸。鸡笼山(如今的北极阁)，高约百米，以其山势浑圆、形似鸡笼而得名。萧子良广召天下有才之士，集众多学士，在此抄《五经》和百家著述，依《皇览》范例，编成《四部要略》千卷。同时，他召集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期间，沈约与王融、谢朓、萧衍等人都去应招游学，成为著名的“竟陵八友”。其中，萧衍招纳文士撰《通史》，梁僧祐著《弘明集》，沈约、谢朓、王融开始用“四声”创作新体诗，世称“永明体”。“四声”，最初由五音发展而来，也与当时的释道乐曲有关。沈约在专著《四声谱》中，以春夏秋冬为比，用四声来定韵，韵同调和，音节和谐，同声相应，这是沈约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

　　“四声”如何运用于诗作?沈约总结出“八病”之说。他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五言诗应该避免的弊病，称为"八病"。沈约和周颙带头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四声八病”，这一声律要求是“永明体”产生的基础。

　　“永明体”，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特征是：讲求声律，用韵考究；篇幅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追求流转圆美和一俗易懂的诗风；讲求首尾完整，构思巧妙，追求诗的意境。此后，诗即从自由状态开始走向格律化。在此基础上，沈约还提出文学创作要遵从“三易”原则，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

　　自永明五年起，沈约开始奉命俢撰《宋书》，至次年完成。《宋书》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记载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几乎都以建康城为舞台和背景。就说城南的老门西吧，有关凤凰的地名，譬如：凤凰台、凤游寺、来凤街、鸣羊街、凤台路等等，这些地名在《宋书·符瑞志》中早就有记载。再如，“白下”的地名，《宋书》中也有记载：“甲申，车驾于白下阅武。”还有玄武湖的名称，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书·卷五·文帝本纪》里：“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

　　齐明帝建武三年，沈约结束东阳太守的三年外任，回到建康，进号“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后迁“国子祭酒”。此时，他身居闲职，郁郁不得志。一天，他收到好友谢朓(此时为宣城太守)的诗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谢朓在诗中向调入京官的老友沈约倾吐自己的心思，以汲黯自喻，说明自己来宣城是遭弃逐，而非真正的股肱之臣。沈约当即写了《酬谢宣城朓》劝慰他：“昔贤侔时雨，今守馥兰荪。将随渤澥去，刷羽泛清源。”一年后，谢朓因告发其岳父有功，奉调建康，升任尚书吏部郎，然而他却三次上表辞让，引起朝廷怀疑其动机，沈约勇敢地为其辩白。不久，谢朓又卷入一场皇室内斗，冤死于狱中，年仅三十六岁。谢朓死后，沈约作《伤谢朓》一诗：“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壁尔何冤，一旦同丘壤。”赞颂谢朓才德杰出，在文坛独树一帜，哀叹他死的冤枉。

　　沈约入梁以后，位居朝廷重臣，然而他的居所却很简陋。天监六年，六十七岁的他在钟山之麓的东田，盖起一幢向往已久的郊区别宅，还专门精心撰写了长篇巨制《郊居赋》。赋中，他回忆家世、国史，流露晚年“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向往鱼鸟一般的自得自在生活。

　　沈约在齐梁时代引领文坛，被誉为“一代辞宗”。而自负才学的梁武帝却不以为然，经常猜忌且为难他，从此沈约失去宠信。天监十二年，沈约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谢世，梁武帝将他的谥号由“文”改为“隐”，称“沈隐侯”，意即：“怀情不尽曰隐”。

　　纵观沈约的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其诗歌成就与谢朓齐名，有“沈诗任笔”之誉，被推崇为“一代辞宗”。他在南京的足迹，遍及宫廷、府邸、街巷，涉猎远郊，晚年隐居于钟山之东田。

　　回首当年的“鸡笼西邸”，没曾想到竟然开创了南京的千年文脉，也成就了如今的南京“世界文学之都”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