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代表，对问题的分析必然存在片面性。

　　比他稍早一点的孟子，就是一位齐王的“不召之臣”。孟子与齐王的分歧就在于，双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观念不同。

　　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有这样的内容：一天，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听说后，让使者来传话：孟子有这种想法，就如同双方见了面一样亲切，但国王得了“寒疾”，伤风感冒很严重，害怕受风寒，希望明天早朝时，孟子能到朝廷上来与齐王相见。

　　孟子已经听出话音来了，齐王根本就不想见他，于是就对来人说：“啊呀，不幸得很，我也生病了，明天不能去朝廷见齐王。”

　　孟子根本就没有生病，第二天，他就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

　　他的学生公孙丑见老师要出门，就忙劝阻说：“老师，昨天你托辞说生病，把齐王今天要召见你的事给拒绝了；今天你却又要出门去参加吊唁活动，这种情况被别人知道了，恐怕不好吧?”

　　孟子回答说：“我昨天生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能出去办点事?”坚持要到东郭大夫家去。

　　谁知齐王听说孟子病了，还真当一回事，第二天就派人来问候孟子，并且还带来了一名御医。

　　孟子这下子要露马脚了。

　　齐王派来的人到了，孟子的堂弟孟仲子忙着打圆场，撒谎说：昨天国王召见孟子时，孟子确实“有采薪之忧”，不能到朝堂上去见国王；孟子今天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在去到朝廷上朝的路上，但不知道到还是没到。

　　好不容易把齐王派来慰问孟子的人打发走了，孟仲子又立即派几路人马外出，设法在半路上拦住孟子。见到孟子后，大家告诉孟子，千万不要回家了，赶快到朝廷去见齐王。

　　孟子才不理会呢，朝廷不去，家也不回，干脆来到老朋友景丑家里住宿。

　　景丑说：“在家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呀。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恭敬你，却没有发现你尊敬齐王。”

　　孟子叹了口气，回答说：“哎哎!你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人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的。他们的心里是这样想的：这样的国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我认为有这种想法，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如果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周礼》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一声就起身了；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前往。可你呢，本来就准备去朝见齐王，现在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与《周礼》上所说的不大相符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你还记得吧?曾子说过：‘晋国人和楚国人的财富，没有人能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难道不是道义的体现吗?天下有三样东西最尊贵：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村邻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齐王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凡是将来大有作为的君王，必有所不召之臣，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应该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是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所以后来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所以后来也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诸侯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国君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君们只喜欢用听他们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我呢?”

　　孟子一席话，把他成为“不召之臣”的理由说得头头是道，认为想要有所作为的国君，对于有能力的臣子是不能用直接召唤的方式来对待的，而必须以礼相请。

　　孟子的这种做派，已经与孔子的春秋时代有所不同了。《论语•乡党》篇中，孔子对于国君的态度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孔子的做法与《周礼》精神相一致。

　　由此可见，士阶层的政治地位，在战国时已经明显提高了。(未完待续)

束有春2025年5月1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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