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篇佳作，观世间百态，享人文情怀

文/ 顽石山人 总编辑/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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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字法、墨法、章法，并称书法“四法”，是中华书道技法的四大支柱，既是创作的根本，也是品评作品的关键。笔法，决定线条的生命力；字法，构建文字的筋骨与血肉，统筹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墨法，以“墨分五色”营造层次与气韵，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章法，则强调整体谋篇，落笔之前已有全局，方能成就和谐统一的形式之美。

习“四法”固然须有法度，然法非僵化，因人因境而异，故有“法无定法”之说。正如寒潭泼墨，气象万千，于是衍生出“真草隶篆行”诸体，“浓淡枯润湿”诸态，共同塑造了书法艺术的具象世界。然而鉴赏书法，不止于“有法”之形，更在于品味那超越形式、“摄人魂魄”的法外意韵。这种难以言传的意境，能唤起观者心灵的共鸣，激发精神上的愉悦，甚至引发生理上的愉悦反应——这正是书法艺术魅力之深层所在。

书法史上，宋人“尚意”，在唐人“尚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升华。“意韵”虽无形无质，却如春风拂面，予人以真切的美感。前人作书，多主张抒发性情、追求意境，而非拘泥于法度。值得注意的是，书写与“创作”目的迥异。书写本为传情达意、记录信息，作者未必预料其手泽日后竟成不朽名作。

王羲之于惠风和畅、群贤雅集之际，即兴挥就《兰亭集序》，其中二十余“之”字各具姿态，无一雷同。若当时刻意求工，反而会失去那份畅达灵动，《兰亭》亦难成“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并非专业书家，身为朝廷命官，闻侄殉国，悲愤交迸，援笔直书《祭侄文稿》，满纸苍茫，涂改狼藉，却正因笔墨与心境的高度契合，使此作成为“天下第二行书”，感人至深。

此二帖皆非“创作”而来，而是心气所至，笔墨随之，情景交融，故能传世。

正如苏轼所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反观当下书坛，多重“创作”，追求形式，于是“展览体”“江湖体”盛行，内容多抄唐诗宋词，或重复《沁园春·雪》之类，虽具视觉冲击，却乏个性与意境，其目的往往在于获奖或博取流量，难以动人。

“尚意”之作，重在“心意”与“存在”的关联。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身处困厄，以行草写就《黄州寒食帖》。笔势跌宕，诗意苍凉，或疏朗如看透世相，或蜷曲似寒鸦瑟缩，将其受迫害后的孤寂、悲怆与不甘尽诉笔端。此帖若以工整隶楷书写，断难传达如此复杂心绪。《寒食帖》因其笔墨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在黄州亦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借自然风雨喻人生际遇，以旷达胸怀化世间坎坷，其词与书，皆在“无意于佳”中成就“乃佳”之境。这正是书法艺术中“存在”与“意识”的协同体现。

历代大家能即兴成篇而境界高远，除技法精熟外，更得益于其人生阅历、情操修养、意趣风骨等“法外”之功。若胸无点墨，见识浅薄，纵苦练“四法”，亦难写出形神兼备、直指人心的佳作。此即“尚意”书法“难在法外”之真义。

宋代“尚意”书风之兴，可溯至宋太祖“不杀文人”之祖训。文人地位空前提高，思想自由，创造力迸发，推动北宋文化全面繁荣，印证了“知识就是生产力”之理。书法领域，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大家，将书法从“形而下者谓之器”提升至“形而上者谓之道”，倡导“形意双全”的审美观，赋予书法哲学的内涵与外延。这正是中国书法独秀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底蕴所在。

顽石山人 于 橘井书苑

202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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