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干部》是一篇著名的官场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是由北大博士冯军旗到河南省新野县挂职两年所调查写成的，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成文于2010年。这篇报告深度反映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更是当今大部分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


比如，大部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乡发展？


各种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


每年全国大量的群体事件等等。


县级基层的一手遮天，长此以往，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又越来越臃肿，加速中国发展不平衡。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


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


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


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


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


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


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


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


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


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为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


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


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


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


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


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


王城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


王城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


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


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县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


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


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


有旁观者感慨：“咱们县的皇帝来了。”


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


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


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


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


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顾礼先生”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