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纳粹毫不费力就使德国人相信，必须把新的德俄战争打到底，这样下一代人才不会再重复同样的命运。从1914年到1917年在东线打过仗的老兵，到刚离开学校参军的年轻士兵，再到还在家里的青少年，这些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在为纳粹政权而战，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跨越辈分的家族责任而战。这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最强根基。

当战争于1939年9月开始后，它在德国是极不受欢迎的。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深刻反省为什么战争会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希特勒无故入侵波兰，不证自明正在发动一场征服战；而大多数德国人则坚信，这场战争是国家保卫战，是由盟军的阴谋和波兰的侵略强加给他们的。

对当代读者来说，当时竟然有这么多德国人真心实意地相信这样的说法，似乎非常奇怪，要知道，这些德国人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他们怎么能把这样一场蓄意和残暴的殖民侵略战争胡说成国家保卫战呢？他们怎么能把自己当成受到围困的爱国者，而非希特勒的“优等民族”战士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物资匮乏和苦痛磨难让德国人没齿难忘，以后遇到类似情况，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准来衡量。德国人在理解为何不到30年又遇到第二次战争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这就像1914年8月俄罗斯首先进行动员，然后入侵东普鲁士一样。1914年8月，德国被外国敌对势力长时间“包围”后，战争终于到来，据说这一切都是英国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保卫其世界帝国，并削弱德国。

同样的论调在1939年又浮出水面，就连语句都一模一样，德国人在他们的日记中记录波兰危机的进展时就是这样写的。英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再一次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希特勒征服波兰和1940年攻陷法国后，都曾一再提出和平条件，却被英国生硬拒绝，为英国的好战性提供了注脚。认为德国打的是防御战争这种观点不只是纳粹宣传的结果，很多对纳粹持批评立场的人也是这样看的。

每一个德国人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他们有没有亲身经历过。不过德国在最后一分钟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使德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不会遇到1914年的那种两线作战的噩梦。但是到1941年圣诞节，德国又一次同时与英国、俄罗斯和美国作战，正如1917年时经历的一样。

对“前线一代”（指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代人）的崇拜和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作品，都把经历了1914～1918年的那代人视作独一无二的，不管是埃利切·玛丽·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的批判性作品《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还是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歌颂战争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都是如此。首先，这一代人被认为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因为老一代都是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不管父辈与他们这一代是否真正有矛盾，人们都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为了相同原因陷入恐怖的战争循环，这种感觉突破了代沟隔阂，营造出兄弟般的战友情谊。当赫尔穆特·保卢斯（Helmut Paulus）于1941年被派往东部前线时，他的父亲开始像战友一样给他写信，这位父亲是一位GP，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预备役军官。当赫尔穆特的部队通过罗马尼亚推进到乌克兰南部时，他们发现父亲在上一场战争中也随德军占领过儿子现在占领的地方，而赫尔穆特的父母很快找到返回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的邻居和熟人，根据他们所描绘的地形或在老版军事地图上指出的位置，推算出他们的儿子必定会在哪里战斗。男人们以在堑壕中经过“战火洗礼”为荣，把炮火袭击与1916年打了10个月的凡尔登战役相比较。德国指挥官们也因上一场战争而感到恐惧，当他们在1941年11月逼近莫斯科时，萦绕于心的是重蹈27年前在马恩河战役中突然遇到的意外命运转折，当时巴黎也是近在咫尺。

把父子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共同经历，还有一种跨越两代人的责任感。儿子们必须实现父辈未竟的事业，必须打破命运循环，这种循环让在俄罗斯打仗的每一代人都备受谴责。左派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进步的眼光看历史，然而很多保守派则相信，历史是循环重复的，就像生命轮回一样。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文化中充斥着关于战后腐朽、衰败和堕落的预言，对此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名作《西方的没落》（Dcline of the West）有过概括。这些可怕的预言在1933年被“民族复兴”（national rebirth）驱散，但其轮回式论调根基深厚，一直没有消失。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使其成为现实，再遭毁灭的空洞威胁变成了直接的生存斗争。在东线遇到的无比残酷的战争只是让德国人急切感到，需要彻底打破这种循环，否则它又将驱使下一代人重复这样的屠杀。

这种考虑自一开始就令人关注。当士兵们在1939年秋季等待开战时，有人深思后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做好准备，然后期待不要再次卷入战争”。德国学童们世代受到的教育是把法国当作宿敌，但内心更感性的看法是把俄罗斯当作头号对手。从19世纪90年起，即使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也誓言，如果德国受到沙俄袭击，他们将在东线保卫祖国不受野蛮的俄罗斯侵犯。1914年8月，俄罗斯入侵东普鲁士，德国报纸刊发了一波极度夸大的恐怖报道，名不见经传的普鲁士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击败俄罗斯，因而成为一位不朽的民族英雄。

1941年，纳粹毫不费力就使德国人相信，必须把新的德俄战争打到底，这样下一代人才不会再重复同样的命运。从1914年到1917年在东线打过仗的老兵，到刚离开学校参军的年轻士兵，再到还在家里的青少年，这些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在为纳粹政权而战，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跨越辈分的家族责任而战。这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最强根基。

这种完全彻底的献身承诺要具有可行性，不能无休无止，必须让人看到有结束的希望。如一个士兵在1940年2月向他的妻子保证说，“明年我们来弥补这一切，好吗？”两年后，另一个士兵发誓“以后我们要把眼下错过的事情全补上……”对战后生活的梦想是他们的最大希望，对他们个人来说，获得胜利或者为不投降而战的意义就在于此。不管有多么正当和必要，战争岁月只是虚耗时光，真正的时间只能在战争结束后才能开始。一个男人多次向他的妻子许诺，“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真正开始了”。但战争绵延不绝，让一切观点都发生了改变。就在1944年圣诞节前，一个东部前线的年轻坦克指挥官给住在柏林的未婚妻写信，抱怨自己的艺术家梦想落空，担心这场战争无法打破冲突的无尽循环：“这场战争结束后，或许再过20年，很快就有另一场战争，现在几乎可以这样说了。”他警告未婚妻说，“在我看来，这一代人的生命充满了灾难。”

来源：钝角网（id：idunjiao），本文选编自《德国人的战争》（作者: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副标题: 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年: 2017-7-1）一书。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英国历史学家、作家。19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父亲是德裔犹太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目前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欧洲儿童史和纳粹德国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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