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自治、法治与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是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特点的重大决策。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大前提。如何将中央提出的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落地实施，最重要的反思与改进，就是我们不以城市治理思维来设计和推进乡村治理。
一、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
对乡村治理的反思，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的这个特点和大前提，不能简单引入外来制度，使乡村食洋不化，陷入治理的困境。
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治理者对乡村治理的思维，基本是以治理城市的思维来治理乡村。在这种思维的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前提：乡村是愚昧、落后的，需要引入先进的现代化治理制度。其实，所谓现代化先进治理思想和制度，主要是来自西方城市的治理思想和制度。
要搞清楚乡村需要什么样治理思想和模式，必须先搞明白乡村与城市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生人社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高度透明的熟人关系。乡村熟人社会遵循的伦理逻辑是人之初、性本善。
为什么中国儒家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儒家的创造发明，而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必然逻辑。一个在乡村出生的孩子，从过满月到周岁，给孩子的教育，就是让他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互爱互利的亲情社会中。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乡村的孩子是可以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熟人社会中，形成的是崇尚道德教化，辅助于村规民约的法制治理模式。在一个熟人社会，决定谁能成为乡村治理者，不需要竞争投票来决定，而是由有威望的长者与村民协商推荐有德、有能的乡贤来治理。
城市社会与乡村恰恰相反，城市是一个开放、人口流动的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形成的伦理逻辑是，人性本恶。在城市，我们不能以乡村教育的方式，来教育城市的孩子，告诉孩子可以吃百家饭。而是要告诫孩子不要吃陌生人给的糖，不要跟陌生人讲话。
因为城市是生人社会，必须以人性本恶的逻辑来教育孩子。由此就可以理解，西方哲学家从奥古斯丁、霍布斯等人都认为人在胚胎中就有罪恶,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私利。
其实，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就像中国儒家思想一样，不是他们个人创造，而是对西方社会关系的描述。在一个认为人性本恶的社会中，调节人的关系，最好办法是通过法制，在惩恶扬善中实现社会有序化。在一个个人信息不透明的生人社会中，选拔管理者，最好的办法不是推荐制，而是投票选举制。
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实行了以法制为主、民主选举制，而古代的中国乡村形成了完善的以德治为主的协商推荐制。这不能简单认为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由于古希腊、古罗马属于生人关系的城邦社会，而中国乡村属于熟人社会。
二、走出误区，重新认识熟人社会的中国乡村
基于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的原理，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唯一的普世治理模式。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误区，认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民主制，一开始就是先进，而源于中国的熟人社会的治理，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我们也错误地认为，只有西方法制社会才是实现民主、公平正义的唯一途径。
其实，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正义有序的社会，是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目标，就像人类追求幸福一样。但是迈向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有序社会，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有不同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乡村社会已经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在新的背景下，适应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特点，需要导入适应生人社会的法制与民主治理。但我们也必须清楚，无论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化。
由此决定了乡村社会治理，必须在立足熟人社会的特点的基础上，也要走出一条适应现代开放性要求，迈向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治理之路。
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与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大定位。这个定位充分说明，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必须走一条复合的自治之路。乡村像麻雀一样，虽小却五脏俱全。乡村是一个浓缩的微社会。中国作为乡村文明为根基的国家，解决好乡村治理模式，是解决国家治理长治久安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对乡村社会治理最大的认识不足，就是以单一的治理思维解决乡村问题。现代乡村是一个集熟人社会与现代开放生活、经济与生活、历史与文化的复合体。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城市治理，应建立立足于传统熟人社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治理体系。
三、探索迈向新时代的乡村复合治理之路
根据目前各地的乡村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的复合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改革的方向。复合治理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德治教化治理是灵魂。德治的教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也是乡村长治久安的原动力。中国古代推崇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之道，实施的主阵地就是乡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合，是乡村德治教育探索的新方向。
党的领导和乡贤治理是核心。乡绅是古代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乡村，共产党员是乡村治理的中坚。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员与新乡贤的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是乡村党的领导的重要民间力量，是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民主自治是根本。实现民主公正与正义，是乡村治理的目标，也是几千年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的本质要求。探索适应熟人社会的有效的民主管理、公开公正管理、公共事物管理是乡村治理的难题，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乡村法制是保障。乡村是中国法治薄弱环节。乡村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决定了乡村必须搞法治建设。特别是乡村经济发展，如果没有现代的法治意识，乡村经济无法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未来的乡村将是城市来的新村民与老村民共同居住生活的地方，如果缺乏现代法治保障，乡村将无法容纳多样化的外来人口。未来的乡村是一个人口多元化的乡村，生人要素对乡村的注入，也需要乡村置入与此相匹配的法治治理文化。
家教传承是基础。家庭是社会细胞，耕读传家、修身齐家是千年乡村社会的优秀传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家教在国家治理中作用。如何做好乡村家风家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张孝德，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天地农大（ID：tdn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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