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职业支持的农民，进县城之后，变成消费不低、收入不高的“伪中产”。庞大的县域人口改变了城乡稳定结构。


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目的是通过消除歧视性政策，赋予农民进城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变成“以吸纳人口”为目标。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逻辑一致地诱导农民进城，以推高县城房价来获得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采取激进政策。最典型的是将进城买房与县城优质公立义务教育捆绑，农民因此不得不进城买房。


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有进城的意愿。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手段，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进而改变了城镇化的自发性。


农民被动地卷入到城镇化潮流中。受收入限制，农民不可能到北京上海安家，也很少到省会甚至是地级市城市买房安家。县城是农民进城的主要空间。


被地方政策加速的急速县域城镇化潮流，对基层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晋南某县。我们调查的晋南某县，当地农民种植水果，该县是山西农业大县强县，一年水果产量平均到全国，每个人可吃4斤。该县农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种水果，与其他中西部地区相比，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早，因此较早致富。该县农民2010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在县城买房，一些村庄超过60%。


很多农民一次性付清房款。麻烦出在进城之后。农民买房主要是为儿子结婚。当地形成了老年人在村庄种水果、年轻人在县城生活的状况。


由于较早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当地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习惯。我们调查的某个村，自2018年之后，才零星出现10多个已婚中青年人外出务工情况。


最近几年，北方很多地区的水果种植规模扩大。水果效益下降。该县农民面临着转型问题。由于没有早期外出务工的经历，当地农民除了种水果没有其他手艺，社会资本也积累不足，四十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只好继续种水果。


难就难在那些靠父母买房帮助结婚并且已经在县城生活的年轻人。与其他中西部县城一样，这个晋南县城的企业很少，就业机会不多。那些在县城生活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小夫妻，在本地的就业机会不多，但是县城的生活标准却不低。他们试图在本地就业。年轻女性一般是到商场、餐馆上班，一个月两千多，男青年开出租、跑滴滴、送外卖。机会少，劳动力多，因此工资越竞争越低。


在县城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容易。已经进城的年轻人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外出务工。这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乡村留守问题。进城并不意味着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


第二种是本地就业、创业。开门店？开餐馆？能够成功的并不多。不少年轻人是拿着父母的储蓄折腾一番，钱没赚到，甚至负债。因此，县城的门店往往是一年换一个主人，年关四处贴着门店转让的广告。


第三种是啃老。一些年轻人在本地就业不行，又不愿意外出务工，只好靠着父母的资助。过去父母帮儿子建房子娶媳妇，今天农村父母不仅要帮儿子买房子，还要负责孙子的支出，资助儿子婚后的生活。农村代际剥削加重。


在调查中看到，一些家庭的老人没有支持儿子的能力，年轻人在县城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现儿子媳妇吵架离婚现象。


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东部地区的县域工业化先于城镇化，东部地区农民进城是由城市就业拉动，农民积累资金、提升人力资本，实现身份转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是依附性的，县域城镇化由政策拉动，工业化滞后于人口转移，因此出现了社会竞争加剧、家庭关系紧张、借款消费等现象，即“内卷化”。


第二个是皖南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在安徽属于佼佼者。当地的城镇化率也很高。当地一个村2010年通过政府“增减挂钩”完成了整村搬迁，农民到乡镇集中上楼。该乡镇有200家企业，主要是服装加工和铸造业。这些十年前已经到乡镇生活的农民，又逐渐开始向县城迁移。农民迁移到县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子女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当地实施学区划分。县城公立教育需要“房产本”与“户口本”双证。当地很多人，他们并不喜欢县城的生活，他们直言，等到孩子考上大学，会返回乡村生活。


城市是“美好生活”之地，农民却不这么认为。农民拼命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子女的教育。农民压碎牙齿去提高子女教育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子女通过教育离开县城。令人深思的是，农民为了教育进城，进城的目的反过来是通过教育离开县城。


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一代尽管不再将乡村当做目的，他们同样也没有将县城当做归宿。农民进城的动力恰恰来自于有机会便逃离县城。从这一点来看，县域城镇化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皖南这个乡镇的企业在2010年之前最为红火。目前当地经济出现衰退的趋势，企业订单不好拿，用工成本也在上升。或者说，正是因为人工成本上升，造成服装厂、铸造厂的订单不好拿。仅从这个乡镇的情况来看，当地存在着去工业化趋势。


一方面是环保政策从严，另一方面是县域城镇化带来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两项叠加，加速了工厂订单的流失。


中西部县域城镇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受进城后生活成本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限制，农民不可能承受较低的工资。这就是说，当中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与企业在东部地区招工，所面临的人工成本是一样的。县域城镇化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对于东南亚，中西部地区并无吸纳产业的人工优势。


这样一来，中西部地区就出现人口城镇化挤压工业化的悖论。


早期东部地区走的是一条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道路。今天的中西部面临的是人工成本高企，工业化优势弱化的状况。


如果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没有产业支持，则这样的城镇化就很难再像东部地区那样，走出一条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推动市民化的道路。


没有产业支持的县域城镇化，带来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县城治理问题。乡村是熟人社会，县城是陌生人社会，人口聚集在县城，社会治理难度提高。


二是社会结构问题。没有职业支持的农民，进县城之后，变成消费不低、收入不高的“伪中产”。庞大的县域人口改变了城乡稳定结构。


三是社会“内卷化”问题。县域内的教育竞争、就业竞争、创业竞争加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内部压力增大，对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养老、生育等都有影响。受生活成本以及社会流动空间限制，未来县城的生育率很可能不仅低于乡村，甚至还会低于大中城市，出现低生育陷阱。


四是社会流动空间压缩。县城由于收入不高、消费不低，则进城农民的大量资源被用于日常消费，储蓄率下降，未来发展能力不足。


等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避免陷入“开发商”的逻辑，避免盯着房价地价。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角度看，县城房价越是不高，农民的生活就越有质量，社会越有活力。


城镇化具有必然性。地方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对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市场因素做一个“反向”运动，提供“公平”的正义。具体是指，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应当聚焦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是靠国家转移支付，并且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的财政转移。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当关心如何将国家财政转移用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尤其要避免将基本公共服务变成拉动农民进城和刺激消费的手段。


对此，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到了这一点，要求“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中西部地区或许很难重走东部地区的城镇化之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发展应当定位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将县域建成乡村的核心，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县乡村建成中国现代化的“大后方”。


2021.1.27

作者：桂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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