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则“刮胡子”，重则“摘帽子”，干部“达标焦虑”如何解？

年关将至，基层干部们应对各项任务指标忙得焦头烂额，压力山大。基层最贴近群众，但同时基层工作环境复杂，基层干部面临着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发展空间有限等难题。基层人才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处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最前沿，对基层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解决好基层人才的问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收到预想的良效。

在关爱基层干部过程中，如何帮助基层干部应对压力、消解焦虑，培育起自尊自爱、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心态，激发出勇立潮头、奋力搏击、锐意进取的干劲，需要深入思考。

作为党政组织工作运行方式的一种理论描述，“压力型体制”特指我国地方党政组织为完成上级机关下达的目标任务而采取的任务数量化分解管理方式和物质化奖惩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基于宏观目标指引，上级党政机关对目标任务以指标方式进行量化分解，以签订目标责任书形式，层层落实到下级组织和个人，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上级机关最后根据下级组织和个人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其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奖惩。

压力型体制作为我国党政组织的工作运行方式，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结构：首先是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上级机关将目标任务量化分解为精细的数量指标，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形式将任务指标层层传导，最后直到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求其全力以赴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指标。其次是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机关制定的目标任务，常被冠以“政治任务”形式，并辅以“一票否决”的奖惩评价，要求下级组织采取“一把手”方式贯彻落实。下级组织和个人接到任务后，及时调整资源和工作重心以确保下达任务按照其量化指标体系的要求全面按时完成。最后是物质化多层次评价体系：上级机关对照指标体系对下级组织和个人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多层次评价，对于任务指标完成得好的组织和个人，在给予先进称号、发放奖金、提高薪资等精神和物质奖励的同时，亦可能辅以晋级提拔等政治激励。而一旦下级组织和个人没能达到指标要求，先进评奖、提拔晋升等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压力型体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地方扩展至中央的压力型体制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并延续至今。压力型体制在我国的形成、发展具有其客观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首先，压力型体制与党的自我压力驱动有着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和困境中，始终带领全国人民化危为机，在走出困境的同时，更取得超乎世界想象的巨大成就，党的内生压力以及建立其上的自我压力驱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其次，压力型体制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领导制度内在契合。正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力、渗透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实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高效有序地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和严格执行。最后，压力型体制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给某些目标任务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提高它们在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诸多责任中的地位，突出它们的重要程度，能够有效控制下级组织和个人的消极抵触或执行不力的思想和行为，实现政令统一，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有力贯彻落实，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我国压力型体制的良性运行突出了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和个人，尤其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所要承担的主要责任和必须实现的明确目标，推动了重要问题和关键难题的有效解决，确保了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部分基层干部在多项任务指标层层传导的压力型体制下表现出的“达标焦虑”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困扰基层干部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央政策的落实和人民幸福的追求。追根溯源，部分基层干部“达标焦虑”的诱发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不适应超强工作任务，精疲力竭而引发“达标焦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作为庞大组织系统的“输出”终端，基层干部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接合部，承受了较大的行政压力和社会压力。在压力型体制层层加码的“漏斗效应”下，基层干部通常面临比预期目标任务更多的超额任务，其中不乏与“一票否决”挂钩的关键指标任务。上级机关强调的是结果导向与量化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干部轻则“刮胡子”，重则“摘帽子”。在“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驱动下，上级机关的各种经济、环保、稳定、安全、综合治理等任务指标就像无形的鞭子，使基层干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松弛，日日疲于奔命，夜夜心事重重，心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部分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由此而生。

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代理人，同时还是拥有独立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行为人。受精疲力竭、“达标焦虑”的负面影响，面对决定其升降去留的压力型“政绩”指标时,少数基层干部的工作思路可能会偏向不正确的“自保之道”，即保证身份位置稳固的“消极于任务，敷衍应付；积极于达标，费尽心思”的工作逻辑，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们将完成考核指标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在由多个单项任务组成的“任务丛”中进行选择性执行，当任务本身的“可视化程度”不足时，他们就消极应对，敷衍了事；面对权重指标，则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以既无行动过程又无实质效果的“名义达标”“数字达标”欺骗上级，蒙混过关。

能力素养匮乏，手忙脚乱而引发“达标焦虑”。近几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巨大成就。部分基层干部坐惯了顺风车，开惯了直行道，一定程度上懈怠了学习主动性，放松了提升素养的要求。他们缺乏掌握引领和驾驭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领与能力，缺乏做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出现了不悟新政、不学新业、不求新知而导致的能力素养匮乏问题。少数基层干部在既往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被打破后，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常常在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陷入了“老办法不管用、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不敢用”的尴尬境地。在新时代压力型体制下，面对层层下沉的任务和指标，少数基层干部的压力陡然增大，抱怨“为官不易”，产生“达标焦虑”。他们开展工作不得要领、力不从心、手忙脚乱，被现实无奈所迫，或者在日常工作中找寻惯例、人云亦云，靠“堆盆景”“造风景”、做表面文章、使花拳绣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者对职责不清晰的工作推诿扯皮，选择绕过阻碍、躲避矛盾，明哲保身，不敢担当作为。

官本位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不愿担当、不想作为而引发“达标焦虑”。习近平总书记曾严厉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些党员干部出行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也正是少数基层干部的官本位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让“达标焦虑”的心理问题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形影不离。他们首先是怕担责任，不敢作为。面对自上而下的层层压力，高度紧张、精疲力竭，抱着“宁愿少干事不干事，也要保证不出事”的观念，想方设法规避责任风险，“达标焦虑”自然出现。其次是患得患失，不愿作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事业仅仅当作自己的谋生职业，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在压力型体制下很容易出现“达标焦虑”。最后是利益受损，不想作为。随着我国反腐行动与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少数基层干部感到“当官没‘钱’途”，他们在思想上不认真思考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工作上更是敷衍了事、被动应付。越是消极被动的工作态度，越是容易出现“达标焦虑”心理问题。

▲ 改革创新压力型体制，为基层干部卸负减压。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过去片面追求量的增长转向强调提质增效，追求经济发展质的提升。这就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在推动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的同时，着力完成结构转型、产业优化的工作任务。此外，还要高度关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治理有序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与此相应，基层干部所面临的压力也从过去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唯GDP论英雄”的单项压力，转向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加强党的建设、优化环境、促进公平正义的综合压力。

基于中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伴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念的树立，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这些多维度的愿望诉求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工作提出更高更全面要求，这些要求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以“一刀切”的数字化指标方式简单考量。与此同时，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频繁的社会动员，靠层层施加压力来驱动党政组织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这就要求对我国现行压力型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完善干部考核奖惩机制，强调法制化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在党政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职责中的权重。

▲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增进基层干部的使命担当。基层干部只有思想认识到位，理想信念崇高，才能在繁杂的工作任务面前，既积极主动地消解“达标焦虑”，变压力为动力，正向发展，又努力实现各项工作抓得准、做得实，忙出人民的美好生活。基层干部消解“达标焦虑”，必须在思想根源上正本固元、自我净化。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要在对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悟透的基础上，自觉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以此克服自身的浮躁之气，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利益观等触及灵魂深处的人生大问题，在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高度统一中涵养高尚情操、锤炼政治品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讲政治、顾大局、勇担当的政治情怀诠释对党的忠诚和人民的赤诚。

▲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基层干部的执政本领。面对新型压力体制下诸多不适应，基层干部消解“达标焦虑”不仅需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理想信念，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日益发展，对基层干部能力和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基层干部增强本领、提升素养、善于担当。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信念和决心，基层干部应自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原则，把对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成果，积极主动地转化为执政本领中化解矛盾的能力、攻坚克难的精神、锐意进取的气魄、真抓实干的行动，既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掌握新技，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和“多面手”，又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锻造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烈火真金”。

▲ 健全激励关爱机制，纾解基层干部的身心压力。稳定持续地消解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各级党政组织考核监管、激励关爱的制度建设意义重大，不可或缺。上级党政机关通过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唯才是举，量才使用”的干部考核制度和“为官务必做事，做事务求实效”的工作监管机制，营造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治氛围和“有为才有位，有位需有为”的政治生态，确保秉持实干、成绩卓著的基层干部能及时脱颖而出，以此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广大基层干部积极主动地化压力为动力，在干事创业中消解“达标焦虑”。健全关爱机制与完善监管制度对消解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上级党政机关坚持严管和厚爱的有机统一、问责和关心的内在融合，既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敢抓善管，晒出“负面清单”，通过体现上级机关的监管力度，倒逼、鞭策沉溺于“名义达标”“数字达标”的基层干部随时“自我体检”、及时“自我修复”；又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权责利相统一”的人事待遇政策，给基层干部撑腰鼓劲、对基层干部关爱宽容，让基层干部生活体面，通过体现上级机关的关怀温度，让“想干事、有作为”的基层干部有“敢干事”的干劲、“干成事”的奔头，激发基层干部办实事、出实招、讲实效的主动性，鼓励基层干部崇尚实干、不务虚功的工作作风，帮助基层干部在激励关爱中纾解“达标焦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