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的治世，特别是后半期几乎都在后宫里度过，完全是消极怠工的状态。由宦官主导的“矿税”，直到他驾崩之前才在“遗诏”中予以废除。在位期间民意汹汹的批判和劝谏，都没有让他发生任何改变。可以说，旧有体制的矛盾以内外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通过“神宗”的个性暴露无遗，这就是名为“万历”的时代。


　　万历

　　张居正的遗产?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也就是万历年间后期，明朝作为一个政权，其功能事实上已经画上了休止符。“明亡于万历”，这是后世脍炙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说是正确的。

　　正如武宗正德帝那样，明代昏君的肖像是很有特点的，万历帝的肖像画似乎也不例外。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掺入了世间的评价有意为之。

　　同样是万历年间，前十年也就是16世纪70年代，是张居正发动强权推行改革的时期。改革本身获得了一定成果，对后世也有不少影响。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张居正自身所期待进行的事，被遥远后世的清朝继承了。那么，为什么说“明亡于万历”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起。

　　如上文所说，15—16世纪是民间力量上升的时期，因此也是政权或体制对民间控制力相对缺失的时代。权力和官僚制不再能够管制和保护民间，因而民间各地以多种关系独自形成了中间团体，创造出自我规则和保护机制。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关系：民间社会交回给民间，由民间自主运营，政府和官僚制主要考虑自己的生存。但是，官僚是来自民间的精英，相互关联的通道仍然存在。这样的通道比如科举、地方乡绅等，但是科举合格极为困难，流通也是很有限的。

　　通道既狭窄又稀少，无法进入官僚制和政权的人们数不胜数。这些人会扰乱社会的安定，引发政治性的叛乱，类似事例反映为全国性经济问题的典型，比如沿海的“倭寇”和蒙古边境的“板升”，也就是“北虏南倭”。

　　虽然眼下需要个别处理，但这样做并不充分，必须制定整体的措施，因此需要对制度的原理加以修正。中央统一的直接掌控已经难以实现，只能将地方事务交给地方，但为了使一定的管辖范围在整体上不至于产生矛盾，必须尽可能临近并加以有效的监视和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将拥有一定裁量权和抑制力，也就是拥有较大权限的官员从中央派遣到当地。

　　他们就是管辖一省范围的所谓“督抚”，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以前由蒙古设立、被明太祖废除的“行省”制度，在经历明朝一代的试错过程后重新复活，并且被清代所继承。督抚在明代还是临时、暂定的职务，经过明清交替的17世纪后固定下来，最终成为常设的官职。

　　为了在这样的趋势中保持权威而规律的行政，不至于陷入无秩序、无轨道的状况，中央政府一面对地方加强监视，一面承认其应对实际事务的裁量权力。换言之，既要确保集权的立场，又要尊重地方的意向，不得不成为中央政府的方针。这可以说是在地主义、现场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组合政治体系，既是张居正理想的政体，也被后来的清代所继承。

　　万历帝的个性

　　如果既要维持明朝的体制，又要和有效行政达成平衡，就只有采用张居正的方法。如果真心以这样的前提运营政治，就更是如此了。务实的清朝在几百年后继承了张居正的理念，这是值得认同的结果。

　　反过来说，如果不把行政实效性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考虑在内，又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张居正以后的明朝历史，执其先鞭的正是万历帝自己。“明亡于万历”的评价，自然与此深刻关联。

　　这种失去平衡的现象，在三百年后的19世纪也能看到。只要想象一下李鸿章、袁世凯掌握权力的时候，或是清朝在辛亥革命中灭亡、发展为军阀抗争的过程就可以了。所谓明末和清末，可以说都是这样的时代。

　　清朝尊重并继承的张居正改革，从明朝的政治史来说，却几乎没有对他的尊重和持续。张居正去世后，很快出现了对强权的反动，改革本身遭到否定。不仅是改革，张居正自己及其一族也都沦为了罪人。

　　铁腕宰相张居正是“首辅”，也就是首席内阁大学士，本来也是皇帝的师父和家庭教师。他和幼年万历帝的关系正是过去的老师和徒弟，何况张居正还是异常严厉的老师。

　　今天称为“学术骚扰”“权力骚扰”的行为，在过去的教育中普遍存在，以前的中国人也认为，“教不严，师之惰”。张居正正是个毫不偷懒的“魔鬼教师”，作为儿童和学生的万历帝非常怕他。张居正死后，最开心的人据说就是万历帝了。

　　万历帝庆幸于老师已不在人世，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这也是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所能共通的感情。然而，身为万乘之尊的天子此后数十年一直维持着松懈的状态，始终如一地消极怠工，这是不寻常且难以理解的，大概也是时代、体制和立场不同吧。

　　万历帝的肖像和正德帝一样，看上去都是极具特征的风貌。他三十多年一步也没有踏出过紫禁城，基本都是在后宫中生活。

　　万历帝并不是没有政务可做。前文提到，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正是民间势力增大，同时对外状况不断恶化的时代。在关乎天下的内外危机中，万历帝本人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关心。

　　“三大征”

　　对外危机俗称“三大征”，也就是有三次大规模的远征，而且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首先是1592年的宁夏之役。宁夏在现代中国的同名地区，位于陕西以西，虽然是干燥地带，但因黄河的灌溉形成了肥沃的农田。因此，当时也是九边重镇之一的军事要地。哱拜在此发动叛乱，他原本是投降的蒙古军人，与此前的“北虏”有很深的关联。

　　虽然像俺答汗包围北京那样与蒙古游牧国家的全面对抗已经消解，但和平关系的持续需要双方的协作、调节和努力。如果努力不够充分，则随时可能引发边境的纷争和骚扰。“哱拜之乱”就是将这一情况以负面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子。

　　“哱拜之乱”起于和汉人官僚的纷争，他还联络蒙古，持续抵抗达八个月之久。明朝出动大军，好不容易把叛乱镇压下去。

　　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北边的蒙古，与“北虏”几乎无关的西南边境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第二次“大征”是播州之役，播州就是现在贵州的遵义，在那里发生了军事叛乱。叛乱之人是贵州的土司，名叫杨应龙。

　　“土司”指当地非汉人集团的酋长，杨应龙是自古生活在此地的苗人的统帅。16世纪90年代，他不断反抗中央政府，多次在附近展开掠夺。由于和后文的朝鲜之役时间重叠，骚乱延续了很长时间。等到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后，明朝的军队才转向西南，1601年终于平定叛乱。这也是对不同习俗的集团和势力的控制问题。

　　最后就是我们熟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丰臣秀吉的出兵本来将“入唐”，也就是进攻明朝作为目标，在日本军队席卷朝鲜半岛之际，阻挡其攻势的就是明军，因此也可以称为“明日战争”。如果朝鲜半岛被占领，北京就在咫尺之间，因此明朝必须亲自出兵作战。

　　丰臣秀吉的出兵完全无视了明朝所设定的东亚“华夷秩序”，并且议和后两国关系再度破裂导致二次出兵，其原因也是围绕对日本及丰臣秀吉的“册封”。这依然是与旧体制的摩擦，其间经过此处不再赘述。

　　如此，所谓万历“三大征”都是由明朝边境对外秩序的矛盾而引发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可以视作“北虏南倭”的延续。“北虏南倭”在16世纪中叶影响重大，但这是以前就存在的“状况”，不如说是对策失误而引发的事态。因此，其规模普遍很小，只要应对“状况”采取回归常态的措施，骚乱就能恢复到以前的平静。这就是“隆庆和议”和月港开放，所以也被称作“苟且目前”。

　　“三大征”则是在这些“状况”常态化、平静化以后发生的“事件”。因此，眼前的外部威胁已不再是16世纪以前“状况”的阶段，而是发展到了“事件”和“事变”，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17世纪里，“苟且目前”的补救措施已经无法维持安定的“危机”阶段。

　　缩影

　　天生的挥霍家

　　外部的威胁加大了军费开支，太仓银库的岁收约为400万两，花费是接近其三倍的1000万两以上。当时的财政制度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无法进行精准的统计，但财政困难是肯定的，于是出现了巨额的增税。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三饷”，目的是应对对外战争及国内的治安维持。这样的财政困境此后一直持续，加速了政治社会的混乱，成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不只是边境上，也就是外来的威胁，更成问题的是内政。借助张居正的强力改革，税收得以丰足，财政理应出现结余，然而由于万历帝的挥霍无度和政治混乱，财政很快又陷入了困境。

　　万历帝在位近半个世纪，除了张居正执政在世的最初十年，可以说就是反复地胡作非为。比如他热衷于建造自己的陵墓，那就是拥有宏大地宫的北京定陵，其规模现在也保存了下来。怎样把定陵造得更加繁华，这是亲政之初万历帝最关心的问题，为此不惜动员手头和手边的财富和权力。到竣工为止，总共花费了六年时间和800万两费用。

　　定陵完成后，施政也没有发生变化。既然被评价为“天生的挥霍家”，自然不单是陵墓的问题，对于现世俗事，万历帝也毫不逊色。爱妃之子福王的婚礼费用就达到了定额十倍的30万两，后宫的调度和衣装都不惜投入重金，既不会犹豫不决，更不会感到羞耻。

　　“矿税之祸”

　　这些支出原则上来自内廷费用，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天子的家用。但在中国历代王朝，天子家庭的“宫中”和皇帝办公的政府都在紫禁城内，内廷费用和政府财政往往相互融通，这是历代王朝的惯例。

　　于是，万历帝出于自身的奢侈，常常挪用公家财政充当私人的内廷费用，也就是说公私之间出现了争夺财源的现象。雪上加霜的是，紫禁城中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发生火灾，进一步加速了财政的恶化。

　　手头不如意的万历帝又想出了新方案，能够不断想出方案，说明他头脑并不笨。为了确保收入，他又开始利用起作为仆人的宦官。当时的钱币就是白银，要把白银从全国范围内聚拢起来。

　　想要获得白银，最迅速的方法就是直接开采银矿，于是宦官们被派去矿山开采。这是大约万历二十年前后，即16世纪90年代的事情。

　　当然，他们并没有发现白银。正因为没有白银才需要从海外调度，由此才引发了“倭寇”。即便如此，忠于天子的宦官们也不能空手而回，他们假称发现了白银的矿脉，不仅强制当地的居民撤离，还抢夺他们的财物。

　　既然土地里没有白银，那就从百姓身上搜刮。拥有白银最多的应该是商人，于是万历帝又把宦官派往全国各地的都市和市场。这样以增加商税为目的的宦官派遣并非没有先例，这种宦官称为“税珰”。珰是宦官身上的一种装饰品，因此也是宦官的别称。商税的情况自然也和矿山一样，进行了疯狂的压榨。

　　以上统称为“矿税之祸”。虽说是“矿税”，但不是矿山的税金，而是“矿”和“税”，也就是“矿山”和“商税”所蒙受的灾祸。这是万历朝内部骚乱的代表性事件。

　　显露

　　“矿税”的宦官派遣是天子万历帝的授意，未必是明朝政府的正式政策。即便如此，民间社会依然作为政策执行，因而带来了灾祸。这不能单纯用昏君、暴君来解释，而是天子将天下“私有化”的体制原理，经由万历帝的个性终于暴露出来的现象。上意下达的权力执行与张居正的方法相通，主导者由强权的天子之师变成了天子忠实的仆人。宦官代替宰相重新登场，这又是固定模式的重复。

　　将“私有化”作为制度的正是明朝中央政府，“矿税之祸”只是如实反映这一政治过程的缩影。民间与政治政权的乖离和矛盾也越发显著，面对“矿税之祸”那样权力的肆意行使，民间不可能默不作声，各地都发生了反对宦官的暴动，称为“民变”。

　　如果只是民众发起变乱的意思，那么内乱也可以包含在内，实际上也确有这样的用法。但狭义上的“民变”是指当时频繁发生的都市暴动，拿现在比喻的话，就如同暴力的反政府游行。在经济最发达的苏州，民间因商税而引发的暴动最为著名，包含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庶民阶层是核心，其中也有知识分子参加。

　　同一时期，江南农村也不断出现拒交佃租的现象，称为“抗租”，这也是当时风潮的产物。都市也好，农村也好，庶民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主张，并且诉诸实力，不再甘心居于下位了，这是民间社会活跃化的反映。

　　如前所述，万历年间是“孕育丰稔文化的时代”。李卓吾登上舞台，我们平时称为“文学”和“小说”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真正开始发展，这都是民间社会力量活跃化的结果。这些力量与“私有化”政治共存，也是当时的特征。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万历帝对政治依然没有任何关心。四十八年的治世，特别是后半期几乎都在后宫里度过，完全是消极怠工的状态。由宦官主导的“矿税”，直到他驾崩之前才在“遗诏”中予以废除。在位期间民意汹汹的批判和劝谏，都没有让他发生任何改变。

　　“明亡于万历”的命题其实来源于《明史》中“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评价。从王朝兴亡史观的角度看，似乎也确实如此，但如果从构造着眼，当时的制度和体制在此前后并没有变化。可以说，旧有体制的矛盾以内外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通过“神宗”的个性暴露无遗，这就是名为“万历”的时代。

　　万历年间“其实”已经灭亡的明朝，此后又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这一过程是名副其实的政权灭亡之路，体制矛盾也越发显露出来。

　　党争

　　东林党

　　万历帝驾崩后，长子光宗泰昌帝继位，时值1620年。然而，泰昌帝之名几乎无人知晓，因为他在继位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比起父亲长达半世纪的统治，这样的对比实在过于鲜明。

　　后继者是其长子熹宗天启帝，继位时15岁，在位七年后早逝。然后是天启帝的弟弟，毅宗崇祯帝继位，在位十七年，没有子嗣，明朝在崇祯帝时期灭亡。

　　父亲几乎可以忽略，只要看兄弟两人的治世就够了。古今中外，愚兄贤弟是通例，就个人资质来说，天启和崇祯兄弟也是如此。但从实际政治过程来看，善贤恶愚是很难定论的。事实上，背上亡国之君骂名的正是贤能的弟弟。天启帝十分愚昧，施政无疑很糟糕，但要说贤明的崇祯帝更好，事实也不那样单纯。

　　“明亡于万历”的命题，似乎也表现在后继者的问题上。总之，政治史上万历时期显露的问题，此后几乎都没有得到改善。局面已经难以收拾，只能进一步恶化。

　　至于愚兄贤弟的治世，那就是“明朝亡于党争”，这几乎成了一句套话。党争、党派、派阀之争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古今中外都是人世间最普遍的现象，现代日本也丝毫没有不同。但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个性，中国17世纪初期的党争有着独特的意味。

　　发起党争首先要有党派，当时的代表叫作“东林党”。16世纪末，一位名叫顾宪成的中央官僚失势后回到故乡无锡，重建了东林书院，当时大获好评。东林书院本是宋代杨时所建的著名建筑，而以此为据点开展言论活动、拥护顾宪成的人们就被指责为“东林党”。

　　中国自古采用天子独裁的政体，侍奉君主的官僚原则上直接与君主相连，官僚间的横向联系，即结成党派、派阀会被视作蔑视天子的行为。因此，“党”“朋党”这些词语都带有负面的语感和意象。

　　认为政党必然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我们恐怕很难理解这些，总之“东林党”就是反对派贴标签的蔑称，后世出于方便沿用了这一称呼。既然如此，当然不能忘记还存在反对派。

　　背景与经过

　　“书院”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私塾”，是当时中国与家庭并列的主要教育机构，旨在培养科举合格的知识精英，考上以后也可出入书院增长学问。

　　科举考试的学习当然也在这里进行，但不管是否及格，考试结束后，书院就成了与考试学习无关的学术场地。

　　当时的学问主要盛行阳明学，反书本主义的“讲学”是主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讨论组、团体、沙龙之类，比起读书更主流的形式是讲演和讨论，书院正是提供活动的场所。

　　在此进行演讲和讨论的人士并不专属于某个书院，他们通常出入多个书院参加讲演，同时也在各地听讲，不觉间成了书院和讲学网络的一部分。

　　地方乡绅开始拥有势力的情况也与之相关。维持书院经营、参与讲学、创立书院网络的正是乡绅，他们的势力就是驱动网络的原动力。

　　学问和政治自古就是一体的，科举也是如此，书院讲学不论在朝在野都属于政治活动，其势力也会隐然对政界产生影响。比如嘉靖、隆庆两朝的大人物宰相徐阶，作为阳明学者十分著名，他以这样的势力为背景，一时间权倾朝野。

　　当时的东林书院就是这种网络的一大中心。书院的讲学，也就是讨论组和讲演议论中必然涉及当代政治，对政府的评价和对政策的批评都会有热烈探讨。这样的议论遍及书院网络，逐渐形成舆论势力，进而推动社会，也推动政治。

　　当时党争的开端是万历后期的宰相人事问题。反对“矿税”、拥护顾宪成的人物没有得到任用，因而引发了不满。下野的顾宪成等人抨击“奸臣专擅朝政”，政权则责难其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处士横议，将顾宪成等人污蔑为“东林党”。

　　魏忠贤

　　党争从万历末年持续到天启初年，双方互有胜败，而转变局面的依然是宦官的登场。

　　如前所述，天启帝是典型的昏君，此时必然会出现照顾天子起居、深得天子宠信的宦官。明朝几乎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位著名的宦官，比如15世纪英宗朝的王振、16世纪武宗朝的刘瑾，以及17世纪天启朝的魏忠贤。

　　魏忠贤掌握权力之前，即嘉靖、隆庆、万历初期，都是首辅专权。这是因为武宗正德帝时的宦官刘瑾专横无比，可以说是一种反弹。但首辅专权在张居正去世后崩溃，出现了跋扈的“税珰”，结果中央政界再次出现了宦官专权。

　　这依然是政治的构造性框架没有改变。既然没有天子的领导，就需要他的替代物，那便由天子最亲近的人物来担任。就连家庭教师和仆人间的区别，也和之前一样。

　　宦官魏忠贤因天启帝的信任而发迹，党争的焦点继宰相人选后又有了新的题目，那就是“三案”。“案”是事件的意思，“三案”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事件，都是与万历帝继承人相关的怪异事件。

　　万历帝还在世的1615年，有可疑之人以杀害皇太子为目的，拿着棍棒潜入宫中，这就是“梃击案”。皇太子于1620年继位成为泰昌帝，后来因身体不佳服用了红色的药丸，不久去世，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的继承人是天启帝，围绕养育他的女官是否移去别宫的骚动就是“移宫案”。

　　这三大事件都没有得到明快的解决，变成了政争的靶子。皇太子杀害未遂也好，天子被毒害也好，抚养天子的女官插手政治也好，这些确实称得上大事件，因此东林党和非东林党都以死相争。

　　此时乘虚而入的就是魏忠贤。东林党曾批判他的权势，魏忠贤出于报复联合了非东林党人。他借着天子的威望，利用围绕“三案”不断升级的党争，将东林党人的意见全盘否定。“三案”解决的同时，东林党人士及一系列书院也都遭到了镇压。就这样，党争以东林党的完败告终。

　　魏忠贤解决了动摇朝廷的疑难事件，被视为不世出的英雄，他成了仅次于“万岁”天子的人物，号称“九千岁”。各地纷纷建起了魏忠贤的生祠，生前就已经香火不断，其身份尊贵可见一斑。

　　本质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九千岁”和“生祠”都早已脱离了常轨。然而，当事者们却是十分当真的，能够引发如此怪异事件和事态的社会政治，就是当时的中国。事实上，经济也已经发展到了无法以常识理解的地步，但如果考虑到政治也是如此，那就姑且能够接受了。

　　东林党批判宦官魏忠贤的专横，意图复活以内阁大学士为首的官僚士大夫的权威和领导，但他们几乎都回天乏术地遭到了镇压。这既是因为天启帝对魏忠贤的信任，同时也是官僚们看到宦官得势而溃不成军的结果，总之是敌不过宦官一派的“阉党”。

　　表达宦官的汉语其实很多，这也是宦官深入根植中国文化的证明。由于日本不存在宦官，这对于日本人只是难懂的汉字，前面的“太监”和谈及“矿税”时的“珰”都是如此。但更加常见的，还是使用“阉”这个汉字。

　　虽然“东林党”也是蔑称，但“阉党”的侮辱性更高。乍看之下以为成员都是宦官，其实并非如此，“阉党”的大部分是臣服于魏忠贤的士大夫官僚。通过把对手贬低为攀附刑余之人的浊流，也就给自己贴上了清流、正义派的标签。

　　标榜清流和正义派，在强权镇压下败退的东林党当然感慨悲壮，为了党争获胜而对天子阿谀谄媚的“阉党”也没有值得赞美的行径。但是，两者党争的目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必须争论的问题呢?

　　比如魏忠贤完胜的“三案”，虽然都是关乎天子的大事，但终究只是天子家里的纠纷，与关系天下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没有任何关联。此前的党争也不例外，争论点基本都是阁僚的人选，极端而言就是权力之争。

　　在我们看来，这就叫作“政治不在”。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中已经不存在政治了。但在当时的士大夫官僚看来，这无疑就是政治。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宫廷礼仪的是非和发生事件的结果。他们只关心这样的事情，把这些事作为政治的议题。

　　在中国历史上，党争最激烈的就是宋代和明代。宋代的党争是新法党和旧法党之争，新法和旧法此后毫无疑问堕落为权力斗争和单纯的政局，但其争论点仍然围绕着社会变革的是非和改革政策的可否，至少也是高举着这样的旗帜。在这一点上，同为党争的宋代和明代有着云泥之别。这终究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时隔五百年后政治社会构造变迁的结果。

　　终焉

　　崇祯

　　“九千岁”魏忠贤的庇护者终究还是“万岁”天启帝，所以天启帝难逃昏庸的责难。这位暗弱的昏君在位七年后去世，因为没有嗣子，继承人是他的弟弟崇祯帝。魏忠贤的时代也就到此为止了。

　　崇祯帝确实是贤弟，他仿佛注视着愚兄的作为一般，继位之初就迫使魏忠贤自杀。天下士大夫都为这一决断拍手称好，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上任的天子。

　　否定“首辅”、宦官取而代之是在天启朝，那么在否定宦官的崇祯朝，是否就是“首辅”和内阁大学士的天下呢?

　　这里介绍一则史料，是对内阁大学士的弹劾，出自礼科给事中倪仁桢之手。他弹劾内阁大学士谢升曾在不经意间说出：“皇上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也就是说，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竟然将罪责归结于天子，真是荒谬至极(《崇祯实录》卷一五，崇祯十五年四月戊子)。时值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的末日已经逼近。

　　当然，谢升遭到了左迁，但发言是否有误则是另一个问题。“自用聪明，察察为务”，这着实是反映崇祯帝面貌的生动评价。

　　总之，崇祯帝这个人特别聪明，什么都能感觉到，所以对犯错的官员和偷懒的臣下无法容忍。他过于看重别人的失败和过错，而且从来不给予原谅。

　　如果不信任宫中的宦官，就要依靠政府里的大学士。但崇祯帝认为内阁大学士都是无能的，于是接连抛弃，当时的谚语称“崇祯五十宰相”。最初逼迫魏忠贤自杀，任用宰相(大学士)后又觉得他们无能，前前后后更换了五十个人。崇祯帝就是这样不信任臣下，但他身边只有如此平庸的人才也是事实。

　　于是，崇祯帝只能孤军奋战了，因此也不可能拿出成绩。所有责任和权力都集中于天子，“私有化”的明朝体制已经濒临极限，这是崇祯帝一己之力所难以应对的局面。

　　绝望

　　再让别人来说说当时的情况。有一位叫刘宗周的东林党知识分子，他也是后面登场的硕学黄宗羲的老师。之前遭到魏忠贤打压，崇祯帝即位后重新任官。

　　崇祯初年，刘宗周在“危急存亡之日”上言道：“舍天下士大夫，终不可与共安危。”即明朝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如果不能和天下士大夫一起坚持下去就毫无办法了。他还说道，要像亲近宦官一样信任官僚，像重视武官一样尊重文臣，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这很像东林党人的口吻，也提到了信任宦官还是士大夫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明朝皇帝给出的答案是，宦官和士大夫都是坏的，只能适时登用稍好的一方。因此，崇祯帝舍弃了宦官魏忠贤。但这不是刘宗周所期待的答案，“崇祯五十宰相”以后，他还是任用了自己亲近的宦官。因为换了五十个宰相都不管用，所以只能信任宦官，这就是“聪明”的崇祯帝的结论。

　　刘宗周说“危急存亡之日”，后来谢升称“天下俱坏”，其实崇祯朝的记录里有很多类似的表述。民变的规模不断扩大，女真等外族日益兴起，谁都能够看出“危机”正在逼近。但是没有办法，并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和态势。虽然人事调动频繁，但面对恶化的事态只能袖手旁观，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

　　死胡同

　　“聪明”的崇祯帝当然不会没有察觉到这种绝望。《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弟子，在他的名著中记载了刘宗周和崇祯帝的对话。

　　崇祯帝迎面就问，“国家败坏已极”，明朝已是危急存亡之际，要怎么办才好?询问之后又准备处罚官员。刘宗周回答道：“当敕下法司定之，遽置诏狱，终于国体有伤。”

　　崇祯帝气愤地说：“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

　　处罚犯错的人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崇祯帝的立场。“聪明”的天子无法忍受官僚资质低下，但暗弱无能的天子只会放任宦官，这正是明朝政治的循环。

　　最后崇祯帝仗着“聪明”对刘宗周说：“如此偏党，岂堪宪职?”这就是崇祯式的裁决。如果不断换人能提升业绩那也可以，但结果终究令人失望。当这种天子的臣下，实在不是好事。

　　尽管如此，这里并没有为刘宗周辩护的意思。他在思想上确实是优秀的学者，发言也是正论，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对当时的士大夫和官僚又有多少作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天子看来，这些全都是空论。

　　当明朝面临“存亡”之时，君臣间的对话仍在重复，宛如走进了死胡同。将这样的窘境放入整体中定位，对于理解当时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重新与党争激烈的宋代做个对比。时值11世纪，北宋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一同推行新法，老臣文彦博进言道：“天子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则回答道：“不然，百姓称便亦是善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差异转变成了党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语意也和刘宗周的口吻没有差别。

　　宋、明两朝何其相似，但也有着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对待“百姓”的态度。宋代无论对新法赞同与否，社会和民生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但明代恐怕不是这样。崇祯帝自不待言，谏言的刘宗周眼中也没有反映民间社会，至少在逻辑上未能和政策相联系，因此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面对“国家败坏”，北京政治所遗弃的社会将会走向何方?放弃民间的政权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终于来到了最后的时刻。

　　作者：[日]冈本隆司，译者：马云超，来源微信公众号“合众声”(ID：Hmedia)，本文原载于《历史学人》，原题为《明朝的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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