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且至今农村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国家。中国政治本质上是农民政治，中国的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


中国改革也是由农民率先突破传统体制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正是中国农民的自主行为，一步步地突破体制的限制，改变着政策和体制，促使“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


在当代中国，率先突破体制束缚的为什么是农民？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是：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但这一两极化的经典模式已很难理解当代(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


农民对于国家：依从或反抗


在传统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表现为分散的小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说是“顺民与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由此也形成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反抗、顺从叛乱的分析框架。


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依从者，要么是反抗者。


马克思从法国小农的经济社会分散性特点出发，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保守性。他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认为小农政治行为模式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对于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积极行动者。


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经典模式来认识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农民的消极抵制和中国农民的积极革命，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则系统论述了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美国另一个著名学者斯科特，则以第三世界农民的日常反抗为样本，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


以上的研究主要是以20世纪7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农民政治行为为对象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政治行为，但他们运用的分析框架仍然是经典模式。


农民自主行为改变国家行为模式


经典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


他们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为的盲目依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力暴动”，包产到户，到60年代被视之为“投机倒把”的流动商业行为，一直到80年代的“红帽子商人”，农民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以自己不合时宜，甚至与国家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自主行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促使国家政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这一系列的自主行为最后拉开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大幕。这一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行为模式的特定制度背景。


从根本上说，农民对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认同的，即使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也没有采取激烈反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一般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要饥饿引起大面积民不聊生，必然引起农民起义和叛乱。三年困难时期未出现激烈的反抗这一事实因此成为西方学者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不解之谜”。其实这一谜底就在于经历长达数十年农民革命以后，农民对于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是基本认同的，并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


但是，农民也不是一般的政治盲从和依附者。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机械的叠加，两者利益不仅有差别，甚至有冲突。这主要是特定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而在以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政策和体制下，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的损害更多一些。


于是，正是农民，而不是理论上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特定政策和体制的不认同者，直至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表达自己与政策和体制意志的不同要求。


农民是制度的创新者


传统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更多的是将农民作为破坏者的面目展现的，无论是改变统治体系，还是使政策受到蚕食；是“依法抗争”，还是“依理抗争”。这的确是传统农民政治行为的特征。


农民作为传统生产方式的承载者，他们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屈从或者临死反抗，其结果只是改变个人命运，而不是改变决定他们命运的制度。这正是马克思将农民视之为保守者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不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引发了整个制度的变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


当然，我们不是说农民有多么高明，农民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变迁行为。但是，农民的行为确实使执政者意识到政策和体制的不合理性。


正是农民一系列、持续不断的自主行为，使当政者反省：为什么我们主观上是为人民谋利益，客观上却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拥护；为什么“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农民却不听教育，仍然自行其是。


越是接近农民的基层官员，这种反省越早越强烈。这正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基层官员保护和主动支持农民自主行为的重要原因。后来，这一反省上升到执政高层，于是有了20世纪60年代中央高层中的相当多数人对包产到户的赞同和支持。


直至70年代末，在中央高层领导下，主动展开全面改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对体制的冲击，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产生的。


从这一角度来说，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创新者。由农民的自主行为引起的制度变迁，既是传统政治行为经典模式无法解释的，也是改革后引进的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的。


作者简介：徐勇，“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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