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的衙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为什么古时的衙门总是破破烂烂？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苏轼的一道奏疏。

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苏轼刚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哲宗上了一道《乞赐度牒修廨宇状》。
 
苏轼在申请书里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
 
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按苏轼的说法是——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如果换成大白话就是“全是危房，不能住人”。
 
诉苦诉完了，怎么解决呢？希望朝廷发给苏轼200道度牒（官府发给的僧道出家凭证），让他自行出售，用来修房子。
 
当时官府修建衙署之不易，财政之匮乏，以至要靠中央特批度牒变卖才能解决一次大修费用，恐怕是现代人难以设想的。
 
从头追溯，古代的衙署修建制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据史料记载，两晋六朝、隋唐官府多有修建衙署的自主权。

从北宋开始，朝廷对财政管理严格，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都需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由转运司审核上奏，绝无擅自决定的权力。
 
以营造工程为例，据欧阳修《偃虹堤记》介绍：仁宗庆历时，岳州欲修偃虹堤，先向转运司申请并提出方案和预算，转运司选择能员下州踏勘，审核方案，历经三次反复修正，再奏上朝廷，由三司（最高财经机构）审议，“然后曰可”，即下达批复。
 
试想，利国利民的堤堰修建尚且需要经过如此严格的审批程序，相比之下，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经济效益的办公用房、吏员宿舍之类，要想动用财政修建，谈何容易？
 
有财政控制，有处分先例，不难想见，宋代的地方衙署建筑，年久失修者不在少数。

而且，宋朝在衙署物业管理上，也有制度。
 
北宋建国初年，太祖赵匡胤就颁过一道诏书，要求凡有关官舍物业的损坏和增建，都要记录在案，作为前任向后任办理交代的内容。

与此同时，该记录也要“对书于考课之历”，即列为官员考核的项目，“损坏不全者，殿一选（扣一分）；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加一分）”。
 
总之，两宋三百多年，俭修衙署、少修衙署，逐渐成为仕宦者的普遍观念。

我们看宋人撰写的重修衙署一类文字，大多要强调原先怎样破败，以及重修工程毫不骚扰民众云云，一种惟恐被人指责的心态，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在明朝，衙署则是“统一定制款”，天下衙门统一模式，却有很多衙署无力达标。明代的衙署修建，有以下几个“看点”。

第一，各级衙署的基本结构、建筑规模和修缮标准，都须恪守建国初期以诏令形式颁布的“规式”。这些规式，随后又为清朝所沿用。
 
其二，“规式”有限定，达标无要求。明代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州县级衙署，大多是在毁于战火的元朝旧治上重建的，始创时都因陋就简，往往要经过上百年时间内多次增修扩建，才能达到规制。而由于财政上的窘迫，导致很多官员修缮的衙署并未达到要求。
 
其三，无论财政支出预算或基本建设立项，衙署修建都被列为“不急之务”，甚至连中央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受同样对待。

比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五府六部及其他寺监等中央部院的办公楼，没有新盖过一间，“皆因旧官舍为之，散处无序”。
 
到了清朝有新规定，欲修衙署需要自己掏钱。从中央到地方，俱无修衙这项经费可支，谁想修建衙署，一概自己掏钱。
 
具体办法是：凡衙署一些小渗漏损坏，责令随时自行粘补。其有实在坍塌过甚者，才许分别缓急，樽节（即尽量从简从俭）估报，准其借动闲置银两兴修，再于借款人养廉银内逐季扣还。
 
此外，欲修衙署，不仅得自己掏钱，还得确保工程质量，否则还要追究责任并承担经济损失，连带验收工程者一起受处分、扣工资。
 
因此，古代官员由于财政卡死，审批麻烦，以及制度风纪等种种限制，除了少数利用前朝王宫改建者外，绝无大盖豪华办公楼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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