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篇佳作，观世间百态，享人文情怀

文/王国亮 总编辑/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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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方官喜，是上世纪出生的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她贤惠、善良、勤劳、无私。在我心中，许多母亲都难以与她相比。母亲离开我已经六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亲切。

六十年前的一天，我正在云南大学会泽院中文系教室里上课，突然接到家乡村干部打来的电话，得知母亲病重。我即刻向学校请假，匆匆赶回陆良，准备送母亲去医院。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我清晨从昆明出发，赶到陆良家中时，天已快黑。三姨妈方官兰从旧州、二表哥杨金昆从县城早已赶到大桥家中照顾母亲。第二天，我们用一辆自行车推着母亲赶往县城，途中巧遇一辆从曲靖开往宜良的班车。我们向师傅说明情况，师傅同意我和三姨妈扶着病重的母亲上车，二表哥则骑自行车赶往城里。到了县城小姨妈家，我急忙送母亲去医院。

从那里到县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当时没有公交车、出租车，我只好背着母亲走。因幼年患病留下后遗症，我左手使力不便。走着走着，因左臂无力，背上的母亲滑落到了地上。病中已十分瘦弱的母亲不顾疼痛，反而关心地说：“儿啊，你左手不好使力，让妈自己走。”我只好搀扶着母亲慢慢走到医院。

医生诊后说，母亲的病拖重了，要我有心理准备。第二天，我又返回四十多里外的大桥方家埂村，为母亲买了一口寿材，心里盼着能有转机，让母亲好起来。但医生最终告诉我，母亲病久了，体质太虚弱，已无回天之力，让我做好料理后事的准备。我伤心而无助地守在母亲病床前，看着母亲满头白发和渐渐消瘦的身子，心里涌起一阵阵悲伤，恨自己没能更好地照顾母亲，让她病后拖成了这样。

守在母亲输液的病床前，母亲艰难抚育我成长的一幕幕情景浮现在眼前。

父亲病逝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家里本来就穷，父亲撒手人寰，犹如雪上加霜，困难更大了。许多亲戚劝母亲：“您年龄大了，把儿子留在家里帮您做做事，穷人家还读什么书？”但学校老师来到家里做母亲的工作：“您老人家很辛苦，留儿子在家帮做活计也是应该的，但您这个儿子很聪明，爱学习，不读书今后就误了他一生，很可惜。您老人家苦了大半辈子，就再多吃点苦，坚持一下，还是让孩子继续读书吧。”母亲最终听了老师的劝告，把千斤重担扛在自己肩上，又把我送进了学校。

我读书的十多年里，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赶忙帮母亲做家务：或挑水浇菜园，或到几里路远的山箐沟引水灌溉稻田，或挑起粪筐到很远的地方捡牛马粪便做肥料。但有时作业多，我也忙着在破旧老屋窗前，用四块土坯垫着一个破箱子搭成的简易“书桌”上赶作业。母亲有时有事要找我帮忙，可一上楼梯口看到我在看书写字，就一声不响地转身下楼，再多的事、再多的农活都一人扛着。直到要吃晚饭时，她才轻手轻脚上楼，轻声说：“吃晚饭了，吃了再做嘛！”这时我才放下书本，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随母亲下楼吃饭。饭菜虽然简单，但慈母的一片爱心让我总觉得饭菜十分香甜。

在母亲心目中，天下事唯有读书认字最大；孩子只要在读书写字，什么苦、什么累她都一个人撑着。不懂事的我，读小学时有时回家，为躲避劳作，也会在没作业时拿着书看。母亲只要看到我在读书，从不叫我去劳作。但我看书很认真，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有收获。初小时，我的学习成绩全校第一；高小时，一直在前三名；中学时，一直保持年级前五名。记得一次曲靖地区举行全专区中学生数学语文竞赛，我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2分。学校综合考评后，数学一等奖颁给了我，语文一等奖颁给了另一位分数少我二分的女同学。这些成绩里，饱含着母亲爱子的心血和艰辛的汗水。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在我的心目中，她很有智慧，懂得很多事，会讲许多好听又能启发孩子的故事：有民间流传的慈善故事，有“春芳的故事”——讲述一个失去丈夫的普通妇女如何艰苦奋斗、抚育儿女、孝敬公婆，还有“鹦哥行孝”以鸟喻人提倡孝道……这些故事里扶危济困、孝老爱亲、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道理，对我影响很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常有一些打着莲花落、拄着拐杖来乞讨的人。虽然自己家里很困难，母亲总要我盛上一碗、半碗米或饭，双手端着送给乞讨的人。

母亲常说：“可怜人，要多给点帮助。”多年来，在母亲人品的感召下，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工作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帮助他们反映合理诉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对群众在子女入托、升学、就业以及再就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我也尽力提供帮助。看到一些群众的困难得到解决，我深感欣慰。

母亲毕竟是一个农村妇女，也有一般农妇的直爽脾气，但在教育子女时，却不像有的农村妇女那样不是骂就是打。她循循善诱、心平气和，用生动的民间谚语、通俗的成语、典故或形象的比喻来启发我、引导我、鼓励我。我至今也不知道，母亲未读过书，是从哪里学来这些言词的。

由于我一岁时生病致使左手使力有障，我常为此苦恼悲观，生活中会出现畏难情绪。母亲看在眼里，经常开导我说：“人的一生要走的路是不平坦的，有时是多灾多难的，但总要千方百计找出路生活下去。俗话说得好：敲锣卖糖，各舞一行，行行出状元。你手不好使，就好好读书，做点轻巧活计，照样能活得很好的。”这也许是我勤奋刻苦、百折不挠求学读书的缘故之一。

由于人小，又失去父爱，家中无兄弟姐妹，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陪伴自己的只有年过半百的母亲，我常常感到孤单、没靠山、没乐趣。不像人家的孩子那样不仅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有说有笑有依靠。自己不仅没有那些快乐的童年，有时还受一些强势家族孩子的欺负，心里总觉得比别的孩子矮人一头。母亲觉察到我的这种情况时，从不直接责备我这种图享受且自卑的念头，而是常用一些故事开导我自立的意识。

她常说：“谁能靠父母一辈子？将军下马，各奔前程。你自己不努力，哪里找好日子过？”我一直到上高小、初中，读了《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才感悟到“将军下马，各奔前程”的道理。我真正明白了，子女不能光靠父辈、靠家庭，而是要靠自己；一旦父母不在，也就是母亲说的“阵前将军下马”了，自己要能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一直激励着我刻苦努力，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未能动摇我读书求知识、学本领、奔前途的信念。

1954年，父亲去世两年后，我家和十多户翻身农民分得的房子被大火烧毁，导致无家可归，生活雪上加霜，更加艰难。但母亲咬紧牙关，勇敢面对现实，以惊人的毅力千方百计生产自救，仍毫不动摇地按老师的建议把我送进学校。在困难时期，我身无分文，仍千方百计去挑栗炭、托土坯卖钱，做小工挣钱，饥一顿饱一顿地顽强维持着最低生存条件，坚持熬过了艰难漫长的求学苦读的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寒窗。

我自己存在许多弱点，不少农活都不会做。母亲并未简单责难我，而是常常循循善诱地给我讲道理，用身边生动的事例鼓励我说：“哪个人也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做农活的，要向会的人学。常言道，不会做官看旁人。像某某某、某某不是做得很好吗？多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学着点，慢慢就会了。”自己不会就向他人学，这个思想激励着我一生。

读书时，我总以比我读书好的人为榜样，使我从农村最底层的一个穷孩子，最终登上了云南最高学府云南大学的九十五级台阶；走向社会时，我向比我强的人学习，使自己从大山沟里的一个工厂最基层，先后走入省级机关。三十多年工作未懈怠，虽未有多大建树，但也踏踏实实做了一些事，从一个没有任何靠山背景的普通干部成长为单位负责人，从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平平安安走过来，退休。

我的母亲和天下母亲一样，对子女有着一颗慈善关爱、呵护备至的心。很小的时候，听母亲说，她生了十三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叫王国卿，养到十四五岁出走了；最小的一个就是我，中间十一个孩子，都因家庭贫困、生活艰难，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存活下来。对出走的大哥，父母十分悲伤和惦念。母亲生前听人讲宣威海岱冲有个姓王的，好像是出走的大哥，曾打算沿途乞讨、一路打听去找大哥。母亲由于失去了这么多孩子，对唯一存活下来的我就特别疼爱。

据说，我也是好不容易活下来的。我小时候病很多，一岁多时曾因生病身体瘦弱，竟一度从母亲背着我的背篼里掉下来。有一次我生病久治未愈，母亲就背着我到城里小姨妈家住下，请县城北门有名的高医生诊治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母亲气昏了，拿草席子包了丢到门外。是小姨妈跑出门外，用手摸摸孩子的嘴，好像还有一口气，又把我抱进家里。可见父母是如何艰难地把我抚养大。

我的童年，是在母亲的羽翼下度过的。母亲为了生活上山劳动要带上我。我走在前面，听到小动物在枯枝落叶下弄得沙沙作响，害怕地又跑到母亲后面；听到后面又有沙沙响声，又害怕地跑到母亲前面。这时候，母亲往往会一手把我揽在怀里，搂着我的小脑袋说：“宝宝，不要怕，没什么，有妈妈在！”“有妈妈在”，这成了我幼小心灵中抵御一切恐惧的支柱。我就是在“有妈妈在”这句平凡又蕴藏着无穷力量的话语支撑下，闯过了童年经历过的无数恐惧和噩梦。

我常记得生病的时候，因为没钱，母亲买不起药，总是用些土办法给我治疗。遇到感冒、发热、头疼之类毛病，母亲就会用辣椒、生姜丝熬成姜汤让我喝下，捂着被子蒙头睡下；或是我玩水被冷着而发高烧，母亲就给我刮痧，或用农村缝衣服的针在我手腕上扎点血。

我害怕时，母亲总是用嘴吹着，慢慢地说：“不怕，有妈妈在！”每当我做噩梦时，母亲都会用她的方式安抚我，让我睡下，轻轻叮嘱我：“不要害怕，有妈妈在，乖乖地睡一觉，就好了。”不知道是母亲这些做法管用，还是“有妈妈在”这句话的支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胆子大，不害怕，身子骨也有力气了，病也好像好多了，靠在母亲的手膀上就睡着了。

天下的母亲从来不嫌弃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不仅常生病，还经常碰着这里、伤着那里。我记得上山因没有鞋子穿，常常被刺戳了未挑出来，发炎化脓。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家里又穷没钱看病，每当这时，都是母亲用土办法，把缝衣服的针放在油灯上烧红，把我的脚放到她怀里，一边用嘴吹着以减轻我的疼痛，一边用针把刺挑出。每当我痛得叫出声来，母亲总是边轻轻用嘴吹着伤口，边柔声细语地说：“不要怕，有妈妈在！”挑完刺后，又用手把脓血挤出，最后用嘴对着我的伤口吸，吸一阵又吐掉，吐掉又吸，直到吸尽伤口上的脓血。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不嫌儿子脏，不怕自己感染，用口中的唾液代替消毒药水为我疗伤。每当我痛的时候，母亲总是说：“不要怕，有妈妈在，很快就会好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所有被刺扎伤化脓和其他外伤引起的发炎肿痛，母亲都是这样给我疗好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那贫穷、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人们要吃一餐饱饭都不容易，想吃一点肉已是很大的奢望。但年迈的母亲，总是把生产队分给她的口粮节省下一些，待我周末从学校回家时能吃上一顿饱饭。每当生产队死牛死马，或是杀了羊，按户每人分得一两或几两肉，母亲总是要用冷水冰着，留存给我回家吃。

就连我上大学那年，由于家离昆明很远无钱回家，母亲硬是把生产队分给的一点点羊肉留着等我回家吃。等到羊肉发霉了，母亲也未舍得吃，托人捎信给我：妈妈等着我回家吃羊肉。我看到信后失声痛哭，含着泪水给母亲回信说：“妈妈，我在学校很好，天天吃饱饭，吃白肉，书也读得很好。您别再牵挂儿子了，您要保养身体。今后队里分给你的牛羊肉，您要吃了，千万别再留着。过两年我攒点钱再回来看您……”其实，那时我还是吃不饱，也不是天天有肉吃，只是为了宽慰母亲的心。

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一生都只是为自己的儿女，从未考虑自己的享受，心中时时刻刻装着自己的孩子，唯独没有装着半点自己。我高小时，从家到学校五里多，要住校。每当周日回家返校时，家里再困难，母亲都要把省下来的粮食和好的柴禾留给我挑到学校去，保证我的生活。上中学了，母亲年岁更大了，家里的困难也更多了。六年中学里，母亲去看过我一次。是她听同学说我们要勤工俭学到大北山抬树盖校舍，特意夜里给我摸黑编织了八双草鞋送到学校给我。因为到校正值上课，她就在挂钟的那棵树旁等待。

当敲下课钟的老师来班上喊我，我赶忙从教室跑出来找母亲。母亲说：“妈来看看你，听说你们要上山抬树，我怕刺再戳着你的脚，编织了点草鞋送来，你省着点穿，穿烂了妈妈再编织送来。”许多同学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我和母亲，我心里一阵热，哽咽着说：“妈，你老了，别再老挂着我，抬树我会小心，刺戳不着。”由于没有饭票，又没有下课，我连留母亲吃饭都没有留。

母亲等我上课铃响，嘱咐我：“学校多好啊，明窗亮瓦，不晒太阳不淋雨，清凉凉的，要好好读书。”我点点头，就进教室上课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妈妈在哪里吃中饭，又是怎样回的家。一双小脚，要走四十多里路，还要饿着肚子，至今想起来，我的心头都不是滋味。为此，陆良一中全校师生都知道我的母亲背着草鞋到学校看我。我后来考上大学，家乡人说我是穿着母亲编的草鞋到昆明上大学的。

我高中三年级时，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给母亲说了。母亲虽然很困难，仍然凑了钱请人宽慰我，说只要努力，总会有出路。母亲听了很高兴。中学最后一个寒假我回到家，母亲和表姐方昆美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也很兴奋。我想，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不是闹着玩的，是要用考分说话的，而且这个假期是我中学时代最后一个假期，开学后不久就要参加全国高考。那一年高考据传报考人数很多，升学和录取比例：文科为十五比一，理工科为九比一，医农为五比一。要考上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加倍努力复习功课才会有希望。

因此，没办法再帮母亲劳动了。表姐说我家里条件差，到她家去，她煮饭给我吃，晚上还可以点油灯陪我看书，这样复习功课的时间就会多一些。母亲同意了。我已经是大人了，想自己洗衣服，干干净净到表姐家去，母亲不答应，还是坚持亲自把我的衣服洗干净，给我带上到表姐家。我自小到大，都是母亲为我洗衣服。上中学时，太穷，有时周末回家衣服脏了没有换洗的，母亲总是晚上让我睡觉后，赶夜里给我洗。碰到冬天气温低，晒不干衣服，就连夜烧火把衣服烤干，便于我第二天穿上好赶学校。母亲还常说：“把书读好，这些事妈会做的。”

那个假期，我到表姐家吃住。表姐白天为我做饭送水，让我静静地复习功课；晚上为我添油点灯，为我烧水沏茶，擦好桌子坐在我的对面守着我看书复习。看到我深夜实在很困的时候，就帮我铺好床盖好被，让我睡下，轻声说：“弟弟，好好睡，明天起来好有精神看书。姐姐去睡了，有事就喊我。”帮我吹灭了灯，才摸黑进她的房间。

我有时回家看看母亲，就说姐姐的关心，母亲也很高兴，但好像又担心什么，就轻声细语地给我说：“儿子，人长大了，要懂事。姐姐就是姐姐，好好在她家读书，莫东想西想。”我明白了母亲的担忧，笑笑给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好好读书的。我喜欢我表姐，但她永远只是我的姐姐，我会好好感谢她。”母亲听后也高兴地笑了。

1963年我能考上大学，自然与学校的培养、母亲的养育分不开。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在高考前关键的时期，能有一位表姐陪伴复习功课、迎接高考，读书的兴趣更浓，学习效率提高，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大学梦的实现过程中，饱含着表姐的一份温馨付出和真情鼓励。后来，我表姐与云锡公司职工结婚，生活在红河州个旧，就很少见面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省级机关工作时，收到表姐托人转来的信说，云锡公司职工子女可以在单位安排就业，她们想了解子女就业政策，希望我想办法帮帮忙。

刚好我们当时正准备到文山和红河两州去检查工作，云锡公司是我们此行检查的重点之一。当我们在文山工作结束后即将到红河州时，我给云锡公司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打电话联系工作日程安排，顺便说了我表姐反映的事。负责同志当即说，这是符合政策的，他们会妥善处理。在云锡公司工作结束后，我去看望表姐，她很高兴地给我说，儿子已经上班了，感谢组织关心。数十年过去了，表姐陪伴我的美好情景和我对表姐的真诚谢意、无限思念，仍深深珍藏在我的心中。

我的母亲虽然出生在清末庚子年间，但进入新中国后，却感受到新社会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对共产党、新中国总是喜欢的。记得在困难时期，我们在中学里吃稀饭，有时我还发点牢骚，母亲总是对我讲：“儿子，再难，政府总还是供应你们口粮，每天有几两米饭，就是稀饭也还是有一碗，没让你们都饿着。大家都苦，再苦，也比过去好得多。妈经历过来，那个时候，兵荒马乱，日子没法过。现在虽说困难些，粮食少了点，总还是能熬过去的。”听听，我这个中学生还不如母亲的觉悟。

每到这时候，我想起，在极度困难时，学校要搞生产自救，种洋芋又没种子，号召学生捐。我回家给母亲讲了，母亲说：“家里有十来斤洋芋种，准备换几十斤大米来度荒。如果学校要，你就挑了去交给老师。”我把洋芋种拿到学校交给班主任谭杰斌老师，谭老师深受感动，大会小会讲：一个非常贫困的学生家长，会有这么大公无私的举动，十几斤洋芋种子，能换几十斤大米，这等于是捐出自己的口粮、扎紧自己的脖子，值得大家学习。

到今天我还在想，母亲是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把饿肚子的日子留给自己，把救命的洋芋种子给儿子毫无条件地支援学校。何况这只是动员，又不是硬性摊派。思来想去，在母亲的心中，儿子要做的，比什么都重要；学校就是公家，学校的事就是公家的事，公家的事比家里的事重要得多。这就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新社会的情怀。这种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终生不忘党和政府的关怀，不忘人民政府的恩情。

面对病床上白发苍苍的母亲，眼睁睁看着她即将离开人世，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母亲并没有为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而悲哀或恐惧，也没有对这个世界有多少依恋，更多的是对儿子的牵挂。母亲在病床边安慰我说：“一个妈，千年也是死，万年也是要死，妈总不能跟着你一辈子。我走了，只是放心不下你。妈对不起你，没有给你成个家。你以后要听你姨妈的话，好好找个好女人跟你过日子。

妈没有什么给你的，只有积攒下来的这五块钱，你收好，帮着你一点。”我看到妈妈用颤抖的手从旧衣袋里掏出五元人民币递给我时，我心头一热，在母亲病床前嚎啕大哭，突然预感到我的母亲可能真的要离开我了。我赶紧找医生，医生说，可能熬不过夜间。我赶紧请亲戚找了一架小推车，拉着母亲出院往家里赶。走出医院，夕阳西下，染红了半边天。母亲安详地坐在小推车上，三姨妈坐在车上扶着她，我和堂兄弟推着木轮推车走。母亲还问我：“儿子，妈住医院花了你多少钱？”我说：“妈，没有花多少钱。”一路上，她又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儿子，不要难过。

一个妈，千年也是要死，万年也是要死。你一定要好好的找个人过日子，日子都是会好起来的，一定要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莫老想着妈……”我流着泪水推着母亲走完了四十里路才到家。在小推车上颠簸了四十里路，熬过了四个多小时，母亲说话也很吃力了。

到家里，亲戚为母亲赶着加工寿板和寿衣。我抱着母亲，让她老人家的头靠在我的胸膛，我用手摸着母亲的头、脸。母亲此时已不会说话了，动也不会动了。直到她老人家的体温一点点降下去。过了几个小时，体温降到了心脏之下。我亲爱的母亲，为家庭、为孩子、为生活操劳一辈子，频频跳动了六十六年的一颗善良的心，无可奈何地停歇下来了。她带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带着对儿子的牵挂，脸上留着对儿子读大学带来的喜悦，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钟停留在1966年4月26日那一天深夜。她老人家平静地咽了气。母亲的离世，没有半点痛苦，没有半点恐惧，有的只是对儿子的牵挂……

母亲离开我已六十个春秋。我从大学毕业后又东奔西跑谋生存，一直到1983年，母亲病逝后的十七年，我才得以携妻带子归故里，给母亲、父亲扫墓祭奠。之后每年都要回去凭吊祭拜。回想起来，父母生前我未能尽过任何孝道，未尽过半天孝心。不是我不孝，而是我无法。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我给母亲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考上了大学这个喜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陆良县北边大半个区域，方圆数十里，出现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大学生。不少上了年岁的人说我“中状元”了，孤儿寡母扶出了个大学生，真不容易。这个不得了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乡，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看这位了不起的母亲。

临近的乡里乡亲们，自此以后，教育孩子都以我作为读书学习的榜样来激励自己的子女上进；做父母的，都以我的母亲为榜样说：人家一个农村妇女，能扶出一个大学生，我们不好好养育子女，还像话吗？多少人见到母亲，都竖起大拇指夸奖老人家德行好、儿子有出息。母亲常常面带笑容说：“是托党和政府的福，托大家的福……”我没有来得及细问自己的母亲，但我总感到，在我上大学之后，母亲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人们真心的称颂、赞扬，使她老人家心田可能比喝了蜂蜜水还要甘甜滋润。

母亲带着对子女的牵挂离开了人世。她到临死前都念念不忘旧社会出走了的大儿子王国卿，并反复给我讲述我未曾见过面的大哥的身高、外貌和特征，要我记住，一定要寻找；更牵挂我未成家立业，千叮嘱万叮嘱，要找一个好的人好好过日子。能够告慰母亲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好的人，成了家，生有二子，已走上工作岗位；在2003年3月为母亲重修墓碑之后，又传出了大哥的消息。

我遵循母亲生前嘱托千方百计寻找，费尽千辛万苦，于2003年5月终于找到了失踪六十九年的大哥一家。近年来，大哥一家和我们一家儿女子孙一道去父母坟前扫墓祭拜。父母如果在天有灵，应是含笑九泉。我们可以无怨无悔地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子孙，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

安息吧，我可爱的母亲。

附记：

二十多年前，我就想写一篇悼念母亲的文章。2004年草拟初稿后，因参与地方文化资料整理等工作，直到近年才有时间集中修改。值母亲逝世六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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