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有三处温泉,一为南京市浦口区之汤泉,一为马鞍山市和县之香泉(又名香淋泉、平疴泉),一为巢湖市半汤(又名半汤池)。明朝以前,所在地皆属和州。明朝建立后,汤泉地属应天府江浦县,香泉地属和州,半汤地属无为州巢县(今巢湖市)。
三泉中惟香泉有专志,名《香泉志》,一册,不分卷,刊印于嘉靖十七年(1538),江西安福人胡永成总纂。胡氏字思贞,号巅泉,嘉靖八年(1529)进士,时任和州同知。该志欧阳德《序》云:“香泉山,北去和州一舍而遥,下有香淋汤泉,迸珠沸鼎,隆冬可浴。相传梁昭明太子尝浴乎是,因名太子汤。其后甃池引泉,稍区别之,以便浴者。”戚贤《序》云:“巅泉胡司寇谪和二年,往来香泉,解衣思浴,时游舞雩之上,慨想源流,博采题品,谋诸鲁守近塘,请集请梓,请余为序。”鲁近塘,即鲁承恩,浙江建德人,嘉靖十四年(1535)至十八年任和州知州,十八年(1539)起任永州府同知。

此书为现存最早的香泉志,《明史·艺文志》不著录,《四库全书》亦未收录。
《香泉志》明刻本,笔者所见二种,一是“天一阁”藏本,和县方志办公室2013年4月委托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出版影印本,就根据“天一阁”藏本(下称“和县本”);一是苏州图书馆藏本,据说为“抄家”所得,今原本已物归原主,馆内所藏为复印件(下称“苏图本”)。
经笔者仔细辨认,这两个本子来自同一版本,版式相同,主要篇目基本相同,主要差异如下:
(1)“和县本”有两篇《香泉志序》,一为欧阳德,一为戚贤;“苏图本”仅戚贤一篇序。
(2)“和县本”书末有胡永成“书《香泉志》后”(跋);“苏图本”无跋,也不收胡永成此文,该书末篇为杨选《汤泉赋并铭》,杨选此文亦不见于“和县本”。
(3)“苏图本”在戚贤序前,另有4张插页,为苏城鹤隐庐主人两篇“题记”,以及鹤隐庐主人所抄录的新阳张纬馀(字星鉴)一篇《香泉浴记》,共三篇,皆为手写稿。其中“再记”落款“鹤隐庐主人”下附有一枚印章,四字,为“殷曾植印”,可证“鹤隐庐主人”即殷曾植。
(4)两个本子皆为四周单边,无鱼尾,版心下端标注页码,但“和县本”页码编得奇怪:第二十一页后,编码“续二十一”(仅半页有字,为《省心亭记》后半篇);第三十五页后,编码“续三十五”两页(第二个“续三十五”页仅用四行);“续三十五”页后编码“后三十五”,仅用半页不足;第三十八页,编码“续三十”,仅用半页不足,而内容与上一页紧接,会不会是“续三十八”之阙字?第四十四页后,编码“续添”二页,实际用了一页半;第四十七页后,重复编码“四十七”,页内第一首诗残缺,“……争爱,云影浮前我自怡。一脉春和形造化,百年澄澈漾晴曦。地灵开泰空山静,常使吾人来问渠。”首句缺五个字,诗题与作者亦未见。第二个“四十七”后,编码“续四十七”。末篇胡永成《书“香泉志”后》,编码“四十八”。全书实有五十七页,114个半页。“苏图本”为复印件,每半页一纸,正反面复印,按原书顺序装订,版心页码位置大多模糊,从残存可辨字迹推测,该本已重新编码,最后一页编码“六十”,书前殷曾植手写稿四页纸,未入编。“苏图本”第一、二页缺,大概所缺的正是“和县本”第一篇序《欧阳德序》。按,《和县本》之《欧阳德序》共二页(四个半页)。
(5)经笔者粗略校读,两个本子正文文字基本相同,惟戚贤《次巅泉司寇韵》尾联,“和县本”为“夜来梦绕鸡笼足,夹川如醉瑞馨馨”,而“苏州本”作“夜来忽悟胎中息,一觉东窗睡思馨”,字体一致,也看不出来“苏州本”版面有剜改痕迹。
据上述五点可粗略推断,“苏州本”为“和县本”(即天一阁本)之修补、重编、再印本,实际上又为一个“残本”:残缺书前“欧阳德序”,又缺书末胡永成“书香泉志后”(跋);修改了戚贤一联诗;补入杨选《汤泉赋并铭》;重编了页码。
如前所述,“和县本”乃宁波天一阁《香泉志》藏本的影印本,清代嘉庆年间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史部·地理类》录有《香泉志》一书。①“苏州本”据书前插页,则为清末民初私人藏书,不知具体缘由,也不知何时,流入苏州图书馆,后落实政策,物归原主,今难以知其下落。
“苏图本”前有四张插页,为殷曾植手写稿。殷曾植,清末民初苏州人,字君一,号鹤隐庐主人,精篆刻,喜藏书。据插页第一篇“题记”,殷曾植于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在苏州以善价(高价)购得此书,“验其纸质,黄麻皮造成”,认为“确是明代试印初刻,再无第二流传于世,孤本秘籍”,彼时鹤隐庐主人大约不知天一阁尚有藏本,乃贸然断为“孤本秘籍”。论及该书的价值,殷氏不曾查考秦观《淮海集》,竟声称“今查其书中诸家诗文,有淮海少游秦观所著五七言诗、赋、记,最多②,共有三千言,取于《淮海集》之外”。

查《淮海集》(四部丛刊·集部),《香泉志》所录秦观诗文全都收录在该集子中:《游汤泉记》在《淮海集》卷三十八,《寄老庵赋》《汤泉赋》在卷一,《还自汤泉十四韵》卷三,《题汤泉二首》卷七。
《淮海集》为清末常见书籍,作为藏书家不可能没见过,又作为学者,不可能不花一点时间做些查找、对校的工作,却贸然称“取于《淮海集》之外”,实在难以理解。
殷曾植因此认为《香泉志》失传,致使秦观诗文三千字散佚,殊为可惜。难道是“之内”的笔误?后文“《香泉志》中数千言之诗昧又不能读”,明明有遗憾之意,不大可能。是借此以夸《香泉志》的“孤本”价值吗?看似极有可能。只是不知道殷氏是真的藏书家,还是骨子里的“书商”?因缺史料,难以臆断。其实,《香泉志》自有其文献价值,不必以其收录秦观“佚文”为卖点,——当然它确是一个卖点,如果真的是秦观“佚文”的话。
殷曾植这一“臆断”,后又误导了其他学者,据徐培均先生《秦少游年谱长篇》介绍,版本学家谢国桢《江浙访书记》谓《香泉志》“在香泉写的诗词,为《淮海集》中所未收,是研究宋代文学的珍品”。殷曾植“臆断”在先,谢国桢“失于检核”在后,造成这一桩小小的“版本学”上的笑话。
其实,许多学者至今仍然搞不清楚“香泉”与“汤泉”的区别,须知北宋秦观从来就不曾去过“香泉”,去的乃是“汤泉”。——熙宁九年(1076)秦观随同大学士孙觉(莘老)出高邮城数百里拜望惠济禅院住持昭庆禅师,其地乃是在当时的和州乌江县汤泉镇,今为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孙莘老所建的“寄老庵”也是在惠济禅院(惠济寺)前西侧小山上,明朝万历年间遗址尚在,状元焦竑曾携友来访,并作诗《同翟思吉寻汤泉寄老庵遗址》③。
误以为秦观去香泉,《香泉志》并非始作俑者,但说这本书是推波助澜者、学术误导者,则一点也不冤枉它。
其实,明代就有人看出了错误。胡永成《香泉志》刊印后十来年,嘉靖三十四(1555),贵州人理学家李渭④来任和州知州,读《香泉志》见秦观诸诗文后,“叹其舛误”,认为应重编香泉志,他又认为舛误之原因在不辨香泉、汤泉,便决定将香泉、汤泉、半汤合为一志,最终授意州学生张仲华,编成《三泉志》。可惜该志久已失传(今仅日本尊经阁文库有藏),不然可以减少后人多少无谓的争辩。
2026年9月24日
注释
①见【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史部》:“香泉志,四卷,刊本,明李渭撰,胡松序。”四卷,李渭撰,胡松序云云,皆记述有误,同时期稍后李渭撰《三泉志》,四卷,有胡松序,该书国内失传,仅存日本藏经阁。
②最多:底本为“再多”,不通,酌情改正。
③诗见焦竑《澹园集》刻本卷四十。
④李渭,号同野,明朝理学家。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人。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历任华阳(今成都)知县、和州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广东副使、云南左参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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