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一年即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六月份，唐懿宗在举行完盛大的礼迎佛骨、礼请佛骨进皇宫膜拜活动后，就感到龙体不适了。

到了秋七月辛巳日，唐懿宗崩于咸宁殿，年仅41岁。生前见到了佛骨真身舍利，他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皇位接班人是第五子李儇（xuān），是为唐僖宗。

到了十二月，唐僖宗下诏，礼送佛骨还法门寺。前任皇帝只做了“迎”佛骨的事，“送”佛骨的任务却要由后任皇帝来完成。由此看来，佛也是救不了皇帝的命，道士的“金丹”更是加速了封建皇帝的死亡进程。

大唐王朝自唐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加之关东连年水涝、旱灾，蝗虫蔽日，自东而西，所过尽为赤地。州县不以实情上报朝廷，上下相互蒙骗，百姓流殍，民不聊生，又无所控诉，只好相聚为盗，如蜂四起。

由于州县兵力少，加之承平日久，兵不习战，每与农民起义军相遇，官军多吃败仗，最后发展为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

在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李唐王朝虽于公元889年僖宗朝结束后，延续至唐昭宗李晔一朝，前后又坚持了16来，昭宗至唐哀帝李柷又坚持了2年，最终于公元907年，被朱全忠的“后梁”政权取代，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时期。

回首观望，唐王朝前后国祚289年，除了内外厮杀、战马咆哮、刀光剑影，能够朝野达到最大共享的，应该就只有佛教了。今人所乐道的“敦煌壁画”，实质就是佛教壁画，就是那个既佞佛、又削佛、又灭佛的大唐王朝留下的佛教文化遗物。

我们从唐代佞佛、削佛、灭佛三个角度，审视佛教在唐代迭荡起伏的命运，从宗教角度来把脉李唐王朝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发现一条规律：

大唐王朝由兴而衰的过程，正是佛教由衰而兴的过程，二者似乎走的是一条相悖的路径，国泰民安盛世之时，佛教往往处于被扼制、被削弱、被扑灭的状态，反之，如果国运处于困厄动乱之时，佛教会处于上升势头。

李唐王朝虽然开始以尊奉老子道家思想为主，但除了家族、皇室的宗庙祭祀礼仪活动，百姓日常生活的空间，已经基本上被佛教占了上风。

可悲可恨的是，那些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打着道教旗号的道士们，他们用炼丹炉炼出来的所谓长生不老“金丹”，一次次断送了一心想要长生不老的李唐王朝不少年轻皇帝们的性命，使他们过早“夭折”了。

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中土后，尽管被一次次地削、灭，但恰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般，它顽强地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交融，有时到了博弈程度，但最终还是在中土生根了。如何在维护好华夏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主体的“道统”基础上，对佛教文化合理内核进行汲取，使之同化为华夏文化，已经是唐代有识之士们开始苦苦思索的问题。

那位要焚烧佛骨的韩愈可能也意识到，光动怒蛮干，把佛骨一把火烧了，那也是无济于事；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内涵，融合外来文化合理内核，可能才是真正的出路。这虽说是学术探寻之路，但却是在探寻民族文化如何振兴之路。韩愈的《原性》《原道》《原毁》等书，提出著名的“性三品”说，从人性本质深层次去思考人类共性问题。

韩愈的弟子李翱进一步发挥，著有《复性书》等。

他们在佛教文化强大冲击波撞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从人性角度进行观照思索，已经露出新思想萌芽，如同东方晨曦开始出现。

正是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浸染的漫长岁月中，历史发展到宋代，兼具儒释道思想、以儒家读本为主要载体的新儒学“理学”诞生了。

由“儒学”而“理学”，华夏文化“道统”在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合理内核和营养后，赓续传承，创新发展，得以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我的《理学古文史》一书，对此有较为系统的研究阐述。（本篇连载完）

束有春 2026年3月11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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