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台湾府”到“台湾省”，行政建制不断完善

　　那么，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对台湾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

　　在清代人眼中，台湾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军事、人文所在?

　　本文将以《清史稿》(以下省略，仅出现卷次)为依据，对有关问题作简单梳理。

　　据卷七《圣祖本纪二》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夏四月己酉，“设台湾府县官，隶福建行省”。

　　清廷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台湾作为清王朝区域地名，从此被固定了下来，对台湾的行政管理，从此正式纳入清朝政府的国是当中。

　　水师提督施琅因收复台湾有功，被康熙大帝封为“靖海将军”“靖海侯”。

　　接着，施琅向朝廷提出建议，在台湾设立县、府、巡道三种行政建制。

　　施琅在给康熙皇帝的上疏中指出：“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盗，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

　　施琅在分析了管理台湾的利弊后，接着向皇上强烈建议：“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

　　施琅又绘制台湾地形图以进朝廷，同时提出在台湾设县三、府一、巡道一。

　　从施琅上疏中可以发现，当初清政府曾有将台湾岛上的原住民全部迁徙到内陆的计划，以便于管理。但施琅在向康熙皇帝的上疏中，在分析了利弊后，认为治理台湾的上策，还是要让台湾原住民仍在本土生活，以后逐步施以教化，这样才有利于疆土安全，有利于长治久安。

　　施琅的上疏建议是否可行，当时康熙皇帝还是征询了一些朝廷重臣的意见的。如此重大事项，再铁腕的皇帝也不敢独断。

　　卷二五O《李霨列传》记载，台湾初定，水师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

　　有的大臣甚至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即把岛上的人全部迁出来，放弃那片土地。

　　康熙皇帝咨询朝中阁臣，此时李霨站出来说话了：“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虑有奸宄生事。应如(施)琅议。”

　　李霨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赞同施琅建议。

　　在听取了李霨等人的分析后，康熙皇帝肯定了李霨分析，赞成施琅建议，“上韪之”“命允行”。

　　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台湾岛设置台湾府，同时又在台湾府下设三个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

　　康熙皇帝之后，雍正、乾隆二帝对台湾的管理统治不断加强。

　　据卷九《世宗本纪》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增置彰化县。从此，台湾府下设四个县。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台湾生番七十四社归化”。说明当地土著已经进一步归化，清政府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不断加大。

　　到了乾隆时期，使台湾享有与沿海省份同样权利和待遇，尤其在犯罪犯法的处罚力度上，对台湾更是一视同仁，不另行加码。

　　卷十五《高宗本纪(六)》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闰四月甲申，沿海出现长期干旱现象，民间盗匪猖獗，社会治安成了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朝廷“谕台湾及沿海各省，详鞠命盗各案，毋有意从严”。朝廷要求对人命案、盗窃案必须审慎处理，不得有意加大处罚惩戒力度。

　　在清代人眼中，台湾岛屹峙海中，为东南屏障，四面环海，崇山峻岭横截其中，背负崇冈，襟带列岛。浪峤南屏，鸡笼(基隆)北卫，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七鲲身(在今台湾省台南市西南沿海一带)毗连环护，三茅港汇聚澄泓。畜牧之饶，无异中土，诚东南地区的一个“大都会”。

　　随着人们对台湾地理风貌认识的不断深入，清政府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在后来的清德宗光绪皇帝时期，显得更加明显。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请设台北府、县。

　　卷四百十八《袁保恒列传》记载，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刑部侍郎袁保恒上疏认为：“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蕃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

　　“疏入，下部议行”。光绪皇帝要朝廷各部对袁保恒的上疏内容进行讨论，拿出意见，再集中讨论定夺。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朝廷已经形成决定，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驻台湾督防。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归福建巡抚事于闽浙总督。

　　由此可见，袁保恒的建议，一直到九年后才实行。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庚午，闽浙总督杨昌濬、台湾巡抚刘铭传二人联合向朝廷上奏章，他们认为：

　　“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钩连高下。”随着“榛莽日开”，疆域土地可使用的面积不断增大，对其管理也须相应加强。

　　清廷采纳了杨、刘二人建议，将台湾改建为“行省”，直接由朝廷控制，“台湾省”从此诞生。

　　杨、刘二人又同时提出：“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持其平。”他们建议：

　　“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至姑石圭溪止，截长补短，方长四百余里，拟添设一县曰云林县。新竹苖栗街一带，扼内山之衢，边连大湖，沿山新垦荒地甚多，拟于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苖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应四县，均隶台湾府属。”

　　朝廷又采纳了他们二人的建议，对雍正时期确立的四县范围及名称，从行政区划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管理需要。

　　但是，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即《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还割让辽东半岛(后花巨资赎回)、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从此，台湾岛被“割隶日本”长达半个世纪。

束有春2025年12月1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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