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基玉,女 ,1943年12月生,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人,华东纺织工学院纺织材料专业毕业。1970年8月分配到枣庄市国棉一厂工作。曾任国棉一厂技术科副科长,枣庄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局长兼党组书记。

  【访谈背景】

  枣庄市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7年1月,青岛第一棉纺织厂枣庄分厂开始破土兴建,翌年7月建成投产,至年底有纱锭10816枚,生产2种规格的纯棉纱596.24吨。1970年,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决定,青岛第一棉纺织厂枣庄分厂交给枣庄市,更名为国营枣庄棉纺织厂。1982年,国营枣庄棉纺织厂生产规模达到178台布机。1985年国营枣庄棉纺织厂更名为枣庄市第一棉纺织厂。1988年进行第三次扩建,总投资1.46亿元,用于新厂房配套建设、设备引进和老厂限产压锭技术改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枣庄一棉厂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浪潮中,彷徨挣扎,举步维艰。曾经的辉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曾经的老厂也难觅踪迹,只有在像赵基玉这样的老一辈纺织工作者在谈到它时,才依稀能感受到昔日的荣光。但是,历史不应忘记,枣庄一棉厂为这座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更不应忘记,老一代的创业者以及无数奉献者抛洒的心血和汗水。

  青岛第一棉纺织厂

  枣庄分厂交给枣庄

  棉纺厂来了个女大学生

【口述内容】

  赵基玉: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县张家庄,小时候家里人很多,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姊妹弟兄一共是8个,4个男孩4个女孩,后来一个姊妹6岁死了。这样的话,我就是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小时候家里生活还可以,因为我奶奶有点学问,我父亲也很聪明。我学习很好,小学毕业后想考中学,但我爷爷不同意,想让我在家里绣花。我爷爷说,女孩子长大是别人的,就要出嫁了,不要上学。到1958年“大跃进”,不让绣花了,让我们下地干活。因为我太小了干不动农活,我就说要考学。我爷爷想这个女娃反正学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就去考吧。虽然我两年没学习,但我原来学的也没有忘。结果,我考上了初中。我爷爷又说,你就用你绣花的钱供自己上学。他不给我钱。

  初中毕业后,我又考上了我们县的重点高中牟平一中。考了高中以后,我爷爷给我拿钱了。他看我学得很好,就说学吧,以后回来当个小学校长。就这样,我一直上到高三。考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专业,父母都不懂,我也不知道问谁。因为我小时候长得比较矮小,又经常生病,老师就跟我说,你就考个轻工业,考个纺织吧。我们学校升学率很低,所以我们报志愿报得都很低,我的学习可以说在班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我就报了一个华东纺织工学院,就考上了。上大学没几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学校待了6年,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叫作三届一律不分配,1966年到1969年毕业的,都是等到1970年一起分配的。

  当时负责分配的是学校工宣队。那个老师就问我想分到哪里,我说我想离家近一点。他说山东省只有一个枣庄市有分配名额,我听说枣庄是个地级市,我说那行。于是,我被分到了国营枣庄棉纺织厂。厂子还不错,工艺还都挺好的。我们8个人住了个大宿舍,大家关系特别好,她们都不叫我的名,叫我“小大学”。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属于实习期,每个月拿5块5,后来转正后拿45块5,他们是33块钱,所以我的生活也是不错的。我也不大花钱,我每年都把钱寄给家里人,家里把我供成大学生也不容易。

  一开始我在准备车间工作,准备车间就是为织布做好准备的车间。织布需要绺的,把原来一团一团的大线做成绺子,我当时做的工种就是捻线,把2股和4股捻在一块,让纱线更结实一点。我先跟一个师傅学捻线,但是师傅生孩子回家了。工长带我,她教我打结,怎么换纱。我刚刚开始干,手也笨,也不会打结,但工长忙又没有空整天带我,我就自己练,结果老是被割到手,一天下来手割了好几个口子。厂里的医生急得就跟我说:“你不要手了?”

  我们的工长是个老师傅,她对我挺好,我就帮着她管理车间,顺带搞一些宣传。在这个期间,统计、计划、工会主席什么一揽子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他们觉得我能干,干事又认真,我就多干点。我也没觉得苦,上夜班也觉得很好,感到也挺幸福的。后来我们分车间了,原来准备车间分为筒摇和准备两个车间,我就在新的筒摇车间干车间主任、副书记,主持工作。

  棉花跟人一样,它需要一定的温度。每个棉纤维上面都有很薄很薄的一层棉蜡,起到保护作用。温度低于18℃,它的棉蜡不融化,纺纱时就不那么润滑,牵伸阻力增加;如果温度高于18℃,棉蜡开始融化、发黏,同样对纺纱牵伸带来不利影响。湿度也一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湿度不合适,棉线就有毛,织出来的布就不光滑。所以说对温湿度要求比较严格,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和湿度。总的来说,湿度比较大,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我们很多工友都有风湿病、关节炎,最轻的是耳鸣,因为车间里的噪声比较高,我现在还有耳鸣。我一共在棉纺厂干了13年,在车间里干了10年,另外3年是去了技术科。

  我喜欢干技术,喜欢钻研点东西,后来就要求到技术科了,搞些科研活动。我经常做实验,看新棉花有什么特性,写写论文,我挺喜欢这种工作,而且我帮厂子节约了很多成本。为什么?就是说一般有规定你纺什么样的纱,需要什么等级的棉花,但是我看有一些棉花尽管等级低,比如说下了霜采上来的棉花会发黄,就要降级,降到4级,但是棉花的各项指标很好,湿度强度都很好,我就把这种棉花掺到3级棉花甚至2级棉花里面,结果纺出的纱质量好,成本还低,厂里也很高兴。

  历史现场

  1970年,华东纺织工学院大学生赵基玉毕业进入国营枣庄棉纺织厂,成了准备车间的一名女工。那一年,枣庄国棉厂年产棉纱约25329件,年产棉布2418万米,年工业总产值2070万元。

  1971年,枣庄国棉厂生产斜纹、纱卡、华达呢等6个棉布品种,并用21支低支棉生产出42支优质纱,满足了枣庄本市针织用纱。

  1972年6月18日,枣庄国棉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比五赛”劳动竞赛。当年棉纱棉布产量分别提前28天和39天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同年11月15日,毛巾车间开始投产试机,至年底试生产毛巾1万余条。

  1973年上半年,刚参加工作3年的赵基玉荣获“准备车间先进个人”,她和所有获奖者一起拍摄合影留念。40多年后的今天,赵基玉仍保存着这张照片。和大多数留着麻花辫的女工不同,彼时的赵基玉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显得清爽干练,颇有“巾帼英雄”的风采。

国营枣庄棉纺织厂1973年上半年先进个人后准车间合影。一排右四为赵基玉

  就喜欢搞纺织科研

  双亲辞世,却不能床前尽孝


【口述内容】

  赵基玉:那时候,我经常在省里边开会,也发表了一些文章。1983年,市里要提拔积极分子干部,发现了我,发现我学习很好,一直是好学生,到工厂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我干的车间还是先进车间。市领导找我谈话,我说我不愿意去。原因是我喜欢搞专业,喜欢搞业务。领导说,你不来不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安排给我的任务就是做好女职工工作,因为棉纺厂女职工多,当时女职工的主要工作就是计划生育,女职工多,计划生育工作就多。

  我到枣庄市纺织局任副局长,去了以后,先把各个厂的情况摸清楚,知道各个厂应该干什么,应该想什么,然后我就重点抓技术改造工作。

  原来旧的设备不能提速,不能提高产量。那时候外面已经有新技术了,无锭纺纱,无梭织布,这样速度可以快,我就带着局里的科长、下边厂子的厂长去了解情况,一块研究一块考察。当时最先进的气流纺用气流纺纱,织布就用气,把那三条吹过去吹过来,然后再接,喷水也是有小钻头,像箭一样,我就把这个技术引进了。我还和厂里的人一起谈项目,各个厂都提高了装备水平。麻纺厂当时是织麻袋的,后期麻袋厂都织地毯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引进了地毯机。针织厂当时织旱布,毛巾厂进行基地建设,可以说每个厂子在设备上都上了个档次、上了个水平。

  总而言之,就纺织的改革,我做了不少工作,也出了不少力。后来领导让我干一把手,我说我不干,我不想干一把手,我不想当官,我哪也不去,我就想把这个纺织搞好。说老实话,一心一意想搞好。反正自己没闲着,天天地干,为厂里解决困难,我也给乡镇去跑政策,各个厂之间搞平衡。我父亲去世时,我都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跑项目,接到电话说我母亲不行了,等我回家她已经走了。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去世我都不在眼前。

  我干副局长干了10年,后来又任枣庄市纺织局局长和党组书记,责任更重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可以好好说一说。

  第一,我注意抓政策。当时国家有很多政策,朱镕基总理曾说,纺织企业要把旧锭子、旧设备砸掉,国家给钱,改造新锭子,但是数量上不想增加。我有一个在纺织部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说,赵基玉你快来,这里有政策了。我就把我们一棉厂、二棉厂的旧锭子都报上去,争取资金,当时给一棉厂争取了2400万元,给二棉厂争取了是1700万元还是700万元,我想不起来。资金到位以后,我们上了新设备,而且把老设备也进行了改造。

  第二,我懂技术,在技术方面可以给厂子进行指导。厂里有难题了,找不到人了,就找我。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出差了,刚回来就接到厂长电话说,赵局长你可回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纺纱纺得一塌糊涂,找了很多工程师来看,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第二天就去厂子里,从前到后看了一遍,我就看了工人往里进棉花,就是从仓库里边把棉花拉到车间里去,拉去以后接着开包就用了。那时候外面下了雪,我说你问题就在这,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想想外面的温度零下十几度,对吧?你车间的温度是二十几度,棉花进来要不要出汗?你的眼镜进了车间要出汗吧?一出汗那个水就沾在棉花纤维的表面,对不对?上手你试试。所以说技术员就是要一心扑到厂上去,要细心地观察,仔细地分析,找出问题帮他解决,这个是我们的任务。

  另外的话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改革,最大的任务是平衡。棉纱、棉布、棉花的平衡很重要,为什么说很重要?特别是在计划内计划外两条线的时候,都希望得到棉纱,得到棉纱就是效益。当时有些人把厂里的棉纱搞一些到上海去卖,这样的话可以赚钱。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就主张把棉纱供应在本地,我不是特意的偏向我们本地的纺织厂,但是我认为应该先紧着本地纱厂使用,我们使用不了的可以卖。

  历史现场

  国营枣庄棉纺织厂就是枣庄人常说的枣庄国棉厂,也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枣庄第一棉纺织厂。该厂生产的青檀牌棉纱棉布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年出口创汇近两亿元。多年以来,枣庄一棉厂一直是枣庄纺织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是枣庄纺织工业的摇篮。她培养了无数的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枣庄纺织行业每新上一个项目,生产和管理上的骨干一定是从这里选调过去的。赵基玉正是从枣庄一棉厂走出去的女干部之一。从普通纺织女工到纺织工业局局长,赵基玉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既艰辛又扎实。回首往事,颇感幸福,因为她把自己的火热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她热爱的纺织事业。

1994年棉厂会议,右为赵基玉

  夕阳产业也能转为朝阳产业

  唯有创新

  才能重振枣庄纺织希望

【口述内容】

  赵基玉:想当年,当纺织女工是很荣幸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枣庄一棉厂是就业大户、创汇大户、利税大户,给我们枣庄的经济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人家问你是哪的?你说我是一棉的,人家都高看一点,一个是它的贡献比较大,第二整体来说棉纺厂的职工素质比较高。

  一棉厂当年的福利很不错,我们吃饭是免费的,打水是免费的,电费、暖气费都是免费的,而且看医生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幼儿园托儿所都是免费的,所以花钱很少。

  其实纺织女工“三班倒”很辛苦,在车间守着纺机要来回跑,一跑就七八个小时,全靠拼体力。特别是像夜班倒中班的时候,早上6:00下班,赶紧回去睡觉,下午2:00就要上中班,就中间8个小时。她们都有小孩,既要照看孩子,又要照顾家里的老人,纱厂女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她们是最值得歌颂的,最值得学习的。

纺织行业后来不景气,我分析原因很多。一个是国内的环境,纺织厂太多,而且有很多私人的纺织厂,他们的生产成本、银行贷款、劳动保险、老工人负担相对较小较轻,但是国营企业有好多退休老工人需要养活,负担太重。私营小厂的负担很轻,所以他们价格便宜,马上就挤占了我们的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是国际的环境。我们好多国营厂子都说负担重,引进新机器要贷款,利息太高。我们的贷款都是美元,开始的时候一美元兑换人民币两块钱,我们引进的第一批机器是30多万元人民币,我算算两年就还上了,结果汇率变了,2块、4块、6块、8块、9块。企业就不想引进国外的设备,怕连利息都还不起。我就动员他们说,我们的品种不更新、设备不更新,我们就没竞争能力。汇率变动等因素不是我们个人因素,我们个人努力了,就问心无愧了。

  枣庄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了。说老实话,我等于说是出了家门就到了学校,出了校门第一站就来到枣庄,就一直在枣庄工作生活。当年有很多人叫我回烟台,叫我回去当局长,我也没回去,因为我这个人很专情。枣庄人很好,比较讲义气,互相之间帮助。但是市场应该更开阔,就拿纺织来说,现在纺织是一个传统产业,也是个夕阳产业,但是大家都要穿衣,都要用,怎么去发展?怎么样使夕阳产业转为朝阳产业?就需要在技术改造方面再继续下功夫。我认为首先是要重视人才,要重点思考怎么样让人才留在枣庄,不能让英雄无用武之地。再一个要发展,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预测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结果过期了,过时了,不好用了,肯定不行。现在纺织业要想发展起来,就要搞高档次的产品,低档次的不行。另外一个在生产方面要环保,现在不环保不行。

  历史现场

  由于企业机制、市场变化等原因,枣庄一棉、枣庄二棉等先后没落。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让赵基玉真切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赵基玉认为,枣庄市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抓经济必须抓工业,强经济必须强工业,以工业的强势崛起带动产业的全面发展、奠定强市的坚实基础。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赵基玉说,实现“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在她看来,市里设立“墨子创新奖”,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产业与人才密不可分,既要以产聚人,也要以人聚产。越是后发地区,越要在人才上舍得下本钱,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

1998年枣庄市第七届党代会市直一团代表合影留念。一排左七为赵基玉 

  采访时间:2021年9月18日

  采访地点:胶州市首尔小镇小区

  采访人: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