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重大危机对干部队伍来说都是一次“大浪淘沙”般的检验。当下,抗击疫情就是检验、识别干部素质的一块“试金石”。重大危机,到底考验了干部什么?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炳权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抗“疫”斗争从政治素质、治理能力和专业素质三方面对干部进行了“硬核”检验。一起来看!考验初心使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仅是责任意识的担当体现,更是一种面对困难的勇气自觉。广大干部在抗“疫”斗争中,做到了为人民服务,担当起了该担当的责任,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疫情期间无数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特别是那些下沉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克服了诸多困难,在防控疫情、维护秩序、保障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和贡献。考验政治站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站在国家战略发展与防控全局的高度,能否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实把疫情防控置于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能否把党中央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考验着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的“四个意识”。在抗“疫”斗争中,广大干部坚决贯彻中央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决策,使全国“拧成一股绳”,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抗“疫”斗争实现全国一盘棋,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不能否认,抗“疫”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类似“截留口罩”等不顾实际情况、不经科学论证、违反规定程序乱决策、乱拍板、乱作为等错误做法,其根源就在于个别领导干部没有将“四个意识”内化于工作实际,是本位主义在作怪。考验工作作风。重大风险挑战是映射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镜子”,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干部工作作风关系抗“疫”成败。身先士卒、干在前列、冲在前线,无数党员干部以顽强的精神、得力的举措,在疫情期间当好了群众利益的守护人、群众冷暖的贴心人。在抗“疫”斗争中,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社区干部以及广大公职人员,都下沉到一线忘我地工作。不过,也有个别领导干部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背后所暴露的典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是危害严重的“思想病毒”。比如,个别领导“一问三不知”,有些地方报表过多,基层数据材料重复填写。此外,还有一些干部仍然把如何“避责”“免责”放到工作优先考虑的方面,造成疫情之外的消极后果。应急应变能力。从抗“疫”斗争的进程看,各级领导干部的应急应变能力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疫情趋于严重后,各地方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逐步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各地确诊病例不断清零的消息,是对各地应急措施的正反馈。此外,面对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如经济下滑、就业问题、社会稳定等,各级各地领导干部也在未雨绸缪,提前想办法,设计应对方案,以实际行动推动复工复产。这次疫情是一次全国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的扩散,个别领导干部掉以轻心、优柔寡断,应急意识淡薄、能力缺乏,错失应对良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干部必须提升应急能力,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关键是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做好制度安排,不断将工作关口向前移,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核心是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理性冷静、执行有力、行动迅速、坚决果断、不留余地、没有空白。组织动员能力。在抗“疫”过程中,为快速、高效地遏阻疫情蔓延,及时救治病患、保障民生、安抚宅家群众,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有计划、分步骤地复工复产,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被组织起来参与疫情防控,同时保障其相关权益和身体健康,这个大规模大范围的组织活动,既有官方组织,也有民间组织;既有国内力量,也有海外力量。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复杂的组织动员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抗“疫”战斗之际,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继续强化组织动员力。这就要求我们反思存在的问题,在基层社区层面,工作多有进退失据的问题,尽管有所谓“下沉”干部帮忙,但仍显人手不够、能力不足。广大干部必须在组织动员能力上有本质跃升,这种能力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疫情防控异常复杂和艰难,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沉着的定力,更需要具备系统的综合协调能力,快速建立起不同机构、不同部门间流畅的合作机制,以及时全面处理一系列疫情防控事务。类似武汉这种超大城市的“封城”举措,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演,其前期工作和后续工作的衔接;根据病人症状的不同程度分类收治,确定不同类型医院的分工以及重点医院的择定;医疗物资运输的分类指导和统筹调配,把有限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协调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关系等,都极其复杂,是对领导干部统筹协调能力的刚性检验。事实证明,不同地方在不同层面的协调共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地方的抗“疫”斗争秉持“线性”思维,只能集中干一件事,无法兼顾其他。这固然有客观原因,如资源处置权的配置问题等,但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领导干部如果缺乏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是无法有效处置重大公共危机的。贯彻执行能力。中央发出动员令,进行顶层设计,各级各部门党政干部不折不扣执行。党员干部在抗击疫情时要服从统一指挥,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有智慧、讲方法、针对性地开展防控工作,及时准确找出防治工作缺陷、漏洞,进行重点部署,让疫情防控工作不断精准化、精细化。特别是基层工作者身处联防联控的末端,又是直面潜在病患的前端,这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提出了严峻考验。疫情发生后,大批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时刻面对各种压力、各种负面情绪,不眠不休多个昼夜坚守岗位、化解难题。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存在防控工作贯彻中央精神不到位,响应缓慢、流于形式、排查摸底不够细致、防控手段单一、法律意识不强、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也有的地方矫枉过正,似乎很积极主动,但不考虑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两种情况表明,“为官不为”或者选择性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科学素养。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级政府宏观决策时总体上能够尊重、听取、吸纳专业人员和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行动支持,不盲目自大,越俎代庖,以求科学决策。广大干部在抗击疫情时能够服从统一指挥,不盲目决断,坚决摒弃“凭着感觉走”的主观经验思维,做到了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此外,一些干部具有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更利于科学决策、开展工作,这是专业素质带来的底气。法治素养。疫情突如其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被打破,利益格局发生改变,一旦防控缺位,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干部群体在处置危机过程中,固然需要决然果敢的拍板能力。然而,敢拍板的底气应该来自法律的授权与保障,而不是个人的品性。在抗“疫”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充分注意到了决策的合法性问题,法治素养得到了历练,同时也获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个别地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简单粗暴等问题,如出台“土政策”随意加码,过度封村堵路等,暴露了相关领导干部法治观念的不足。让防控举措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实施,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开展防控工作,需要领导干部的高度法治自觉和法律思维。媒介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面对突发事件,如何通过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考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面对此次疫情,各级政府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很多地方都加强了舆论引导,加强了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了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为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领导干部积极发声,回应及时、准确、有人情味,直接反映了领导干部扎实的工作作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各路媒体“长枪短炮”的密集采访“慌了神”,负面舆情不断,媒介素养短板再次暴露。高压之下,唯有真正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及时掌握最新数据并了解事件来龙去脉,才能在媒体面前理性冷静、逻辑清晰、入情入理,高效传递权威声音,打好舆论引导主动仗,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现代意识。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流动社会、风险社会,而中国社会又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加之处于转型期,因而所面对的治理事务相当复杂,须有与此相应的复杂眼光和现代意识去观察、思考、应对各种事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除了地方政府初期应对迟缓,中国进入大流动社会、春运的特殊时期、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也是很基础性的因素。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意味着风险的快速扩展与蔓延。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党员干部能够快速反应,超前判断、提前布局,通过“网格化管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被称为“教科书级”防疫;疫情防控中采用了大数据技术追踪感染者和密接者,有效防止了疫情的扩散。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大数据在社会治理(如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会用现代技术和现代思维来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事务也是科学素养的体现。国际视野。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时就指出,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抗“疫”过程中,领导干部在多个方面体现了国际视野:抗疫的跨国合作与交流、友好城市的互帮互助、医疗物资的出口贸易等。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中国以大国担当的勇气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愈加需要领导干部培养和扩大国际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此次疫情是广大干部斗争历练、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的重大检验,部分领导干部暴露了领导能力上的短板,而更多的干部是真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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