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考：浦口

　　据《汉语大词典》，浦口，小河入江之处。浦口，原本是一个地理名词，凡大江大河之较小河流入口处，都可能被叫作浦口。南朝梁代何逊《夜梦故人》诗：“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北周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之十二：“平沙临浦口，高柳对楼前。”唐代王昌龄《采莲曲》之一：“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这些诗句里的“浦口”，犹如其相应的对句里的“洲外”“楼前”“江头”，都是普通的地理名词。这个意义上的“浦口”，直到明清时代，作为地名暨专有名词^①出现之后，仍有使用的情况。

　　在金陵城长江对岸，自古以来也有一个浦口，最初也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普通名词。这一带地理形势是背山面江，山名叫定山，其更古老的名字叫六合山，山上有泉，珍珠泉、卓锡泉、碧泉(墨泉)、清泉等，水量都很大，奔流不息。有文献记载，北宋直至明清时期，当地居民沿着山间水道修建过许多处水碓(用以舂米)、水磨(用以磨面)。这些泉水加上山间雨水(包括不定期爆发的山洪)，自然形成多条通江河流，这就是浦口、浦子口、江浦、江浦口等地理名词产生的地理学原因。

　　元代高明《柔克集》里有一首诗，题为《采莲曲送越中吴本中》，诗云：“越江芙蓉开若云，越中儿女红襦新。年年采莲江浦口，扁舟遥唱江南春。”^②

　　明代黄暹《息庵先生文集》卷一《舟泊梨浦，走笔寄故人》诗云：“落帆江浦口，先问故人家。只在荻花外，前溪风雨多。”(节选)

　　清代权万《江左先生文集》卷三《送姜而直(杭)奉使湖南》诗云：“湖南烟树望中赊，送别年年此路多。坐领漕船江浦口，行催水税海天涯。”

　　清代傅泽洪主编的水利著作《行水金鉴》卷一百五有文曰：“隆庆五年，议因其故开新河，令江南之粮，由淮安至江浦口，历新坝口、马家壕、麻湾口、海仓口，径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从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马家壕、分水岭二处开凿为难，遣科官勘报，竟以无源水、多沙碛而止。”

　　上述四个例子里，高明、权万“江浦口”是比较纯粹的地理名词，黄暹、傅泽洪“江浦口”已经具有地名意义，但所指地理实体都不在金陵城对岸。

　　浦口、江浦口这类名词，从普通名词变成专有名词，当然有一个内在的渐进的过程，然而外在的“机缘”也十分重要。首先，必须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然后逐渐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土著居民出现、繁衍，与外界的交流不断扩展，有旅行者常路经此地，作短期逗留或长期稽留——然后是因缘际会而地势逐渐险要，从而逐渐成为交通要路，地理学意义上的浦口、江浦口，就逐渐成为地名学意义上的地名。如果官府在此设立管理机构，比如墩汛、关卡、军寨、行政机构等，它就从一般的地名而一跃成为较重要的地名，甚至成为行政区划名。这个得名过程可以概括为：地理实体——地理名词——地名——行政区划名。

　　作为地名，在古代文献里，浦口与浦子口常常并用，后者使用频率远高于前者；但今天的使用情况恰好相反，“浦子口”一词已经成为历史地名，不再使用了。有人说“浦口”是“浦子口”的简称，有人说“浦口”是书面语，而“浦子口”更多一些口语色彩，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网络照片：浦口鸟瞰图)

　　特指金陵对岸的地名“浦口(浦子口)”一词，在历史文献里出现较晚。《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忠义六·姜才传》记载：德祐二年(1276)正月，南宋朝廷向元军投降，当姜才获悉被掳恭帝(赵显)将途经六合瓜州送往北方时，遂决定冒死去解救。“乃尽散金帛犒兵，以四万人夜捣瓜洲，战三时，(元)众拥瀛国公(恭帝赵显)避去。(姜)才追战至浦子市，夜犹不退。(元将)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

　　这段史料里的“浦子市”，其地理实体就是浦口(浦子口)地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扬州府·瓜洲城》解释：“(瓜洲)昔为瓜洲村，扬子江之沙碛也。沙渐长，状如瓜字，接连扬子江口，民居其上。自唐开元以后，渐为南北襟喉之处。或谓之瓜埠洲，亦曰瓜洲步。元祐二年，元人劫少帝、太后北去，时李庭芝镇扬州，遣其将姜才夜捣瓜洲以邀帝后，元人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而还。浦子市，即江浦县之浦子口矣。”^③

　　浦子市之“市”，是指草市，即乡村定期集市。草市起源很早，大都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东晋时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六朝时开始设立“草市尉”对草市进行管理。其命名用意，或说因市场房舍用草盖成，或说因初系买卖草料的市集，其后主要的交易商品是水产品、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唐朝中期以后，农村商业发展，草市更盛。到唐末五代以后，战乱频繁，江淮富户和城市居民，到草市建草屋居住避难的不少，使有些草市更渐繁盛，有的竟发展成为新兴城镇。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曾谈到江淮间的草市，谓“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④

　　有人认为“浦子市”得名于元代，据现有史料看，也许宋代已有“市”，到了元朝统治时期，旧有的行政机构已被摧毁，仅剩下“浦子市”而已。

　　浦口地区最早的行政机构，为宣化镇，始建于西晋永嘉年间。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卷一《封域志·沿革》：“晋永嘉元年(307)，琅琊践帝祚，置宣化镇，与乌江县相接。”^⑤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永嘉元年)秋七月，己酉朔，……己未，以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沈孟化《万历江浦县志》卷一《县纪》载，西晋末永嘉元年(307)，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汝南王司马佑、南顿王司马宗、彭城王司马紘于宣化镇渡江，史称“五马渡江”，时有童谣曰：“五马渡江，一马化为龙。”乃琅琊王司马睿将践帝祚之兆。考司马睿之所以于此建宣化镇，乃因为司马睿等“五司马”于此地渡江进入金陵，深知这里地势险要，对于保护隔江的建康城具有重要的作用。镇，镇守之意，司马睿建“镇”，首要用意是军事和治安，其次才是民政管理、征税等等。

　　隋初一度改宣化镇名六合镇。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三·扬州·六合县》：“六合山：……隋开皇三年(583)于此置六合镇；九年(589)，晋王(杨广)平陈，于此临江观渡兵马。”黄邦政《嘉靖六合县志》记作六合镇建于桃叶山，并引南宋《嘉定六合县志》为证。桃叶山，今名宝塔山。隋唐宋时期此地山峦绵亘，宝塔山应属于六合山的一部分。

　　北宋仍称宣化镇。北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五·真州》：六合县有“宣化、长芦二镇”。^⑥

　　或许在宋代，宣化镇就因远离六合县治而显得荒僻，待到元兵铁蹄所至，街市灰烬，生灵涂炭，元人只知有浦子市而不知有宣化镇，因此元代人脱脱作《姜才传》，记述南宋末年姜才事迹，只说“浦子市”，不说“宣化镇”。

　　明洪武元年(1368)于此地设置六合县浦子口巡检司，四年(1371)明太祖命指挥丁德筑浦口城，设应天卫于其中，后增设龙虎、武德、和阳、横海等四卫；九年(1376)割滁州、和州部分土地(计五个乡)，并六合县浦子口所在地孝义乡而创设江浦县，直属南京应天府辖制，县治就设于浦子口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迁县治于旷口山(凤凰山)南，浦口巡检司仍予保留^⑦，后裁革。

　　至《雍正江浦县志》始见“浦口镇”一名，大概“浦口镇”建置于清朝康、乾之间。^⑧

　　《万历江浦县志》转引刘昌诗《嘉定六合志》，谓“宣化镇与乌江县相接云”。这条“接缝”大体在今老山中段，山南大约以今定向河为界(定向河在石佛寺附近，东西向，由珍珠泉流入长江)，山北大体以今宁滁公路永宁—西葛段为界。隋唐宋元时期，宣化镇(清代浦口镇)就处于扬州(真州)六合县西南一隅，与和州乌江县东北接壤。

(网友小军鼓拍摄：浦口火车站)

　　因区位优势(水路码头，大量驻军，与南京城一衣带水)，浦口(浦子口)自明朝起逐渐成为人烟阜盛、商业发达的地方。詹其桂《民国江浦县新志稿》记述明清时期该地商业发达情况，谓“在未有铁路以前，浦口商务驰名遐迩，如布匹，如粮食，如南货，每年销数以数百万计，直鲁皖豫四省商人争趋于此”。宣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通车，极大地促进了浦口镇的社会发展，传统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但经济体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加上晚清朝廷自上而下施行改良运动，浦口(浦子口)在市政建设、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等领域疾速向近现代化迈进。

　　清末江浦县民政管理实行“乡保制”时，全县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乡，浦口属于东乡，下辖十一保，后并为八保，曰：浦东，浦西，鼓楼，花旗营，花旗营、塔塘营、丁家脑、高丽店、北城圩。光绪三十四年(1908)诏令各省创设咨议局，各州县划分自治区域，调查选民，为实行民选政府做准备，乃就原有五乡划为三市两乡，其中东乡改称浦口市。民国元年(1912)七月，鉴于铁路、商埠次第成立，皆在浦口一隅，民刑案件屡见迭出，县公署(县政府)距此二十里之遥，颇感不便，遂由县公署组织分署，即江浦县知事署浦口办公处，租用民房办公，民国八年(1919)裁撤。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奉令原有市乡改称区，其中浦口市改称浦镇区。^⑨民国十八年(1929)，浦镇区划出江浦县，改属南京市第八区(下关区)。1949年，“三浦战役”结束后，合并东门镇、西门镇(原属江浦县)成立两浦区人民政府，1950年两浦区并入南京市第八区，旋又改为南京市第七区，1955年8月改名南京市浦口区。2002年4月，浦口区与江浦县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市浦口区至今。

　　至此，浦口完成了从古代集市到现代城市行政区的进化历程。

　　(此文已获发表于《南京史志》2025年第一期，鸣谢！)

　　2024年11月7日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