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毕生重于揽才,明于识才,长于育才,善于用才,可以说,他的用人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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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才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伯乐,他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并加以任用。在毛泽东麾下,经毛泽东亲自考察、选拔的人才,从士兵到将军,从布衣寒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百上千。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从平凡中发现英才,从人才未显山露水时慧眼识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刚从学校出来的罗荣桓也在队伍中。罗荣桓是个老实人,他是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由于他是大学生,又兼任管账先生,在率领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的转战途中,竟被两个痞子兵把钱箱都骗走了。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位革命意志坚定的“书生”,任命他为特务连党代表。
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现了罗荣桓许多可贵的素质:
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饿肚子。
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受士兵的爱戴。此后不到三年,毛泽东即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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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使用。扬长避短,合理地搭配,才能形成有效的互补效应。毛泽东深知人才“长短”的辩证法,在运用人才时善于长短搭配,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使其手下的良才猛将各擅其长、各显其能。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其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其实是两位领导风格迥异的统帅。刘伯承元帅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则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气魄雄伟、敢于冒险。毛泽东将这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放在一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刘邓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宋任穷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十余年里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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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长
毛泽东知人之长,也善于用人之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抗战初期,山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七十多个,严重地阻碍着山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许世友横刀齐鲁,打开山东局面。许世友一踏上山东土地就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了山东。不久,齐鲁大地上只剩下一个“司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经济领导专家,毛泽东曾赞赏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于是相互勾结,利用“两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派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到上海,协助陈毅指挥了经济战线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将资本家和不法商人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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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
毛泽东对粟裕的任用是他不拘一格、量才用人的典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战结束后,粟裕即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粟裕率野战军3万人迎击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12万人的进攻,一个半月内,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人。当粟裕率部到达山东与陈毅会合后,毛泽东于1946年致电陈毅等人,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不负所望,3个月之内,协助陈毅,具体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
当国民党集中60个旅45万余兵力向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时,粟裕“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集中全部主力,打击中路突进的敌74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迫使向鲁中进犯之敌全线溃退。粟裕在解放战争中能发挥重大作用,成为解放军百战百胜的优秀将领,显示了毛泽东不拘一格、重用后起之秀的成功。
毛泽东在选人用人时反对论资排辈,坚持破格提拔年轻的杰出人才。只要识得英才,毛泽东就大胆地加以运用。
毛泽东曾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古时代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任命十八九岁的“娃娃”当师、团长,任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军团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又证明,毛泽东识人识得真,用人用得准,他们都成为所向无敌的战将。
来源:久久说话(ID:jiujiushuohua),原刊于《天津日报》,原标题:《毛泽东任用干部的艺术》,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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