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日本唯一一家国立安保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东亚战略概观2022》。该报告自1996年以来每年更新一版，既是日本关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年度综述报告，也是日本安全问题的研究分析报告，更被视为日本染指周边、强化日美同盟的“风向标”。2022年版报告内容包括预测国际格局发展前景、强调美日同盟合作重要性、渲染邻国军事威胁和聚焦新型领域军力建设等，但与往年报告相比，在对国际格局趋势的判断和对未来军事建设重点的选择方面出现了较大变化，折射出日本国家安全和军事发展的走势，并且在强化日美同盟合作的内容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强化在台海的威慑力。

　　报告全文约15万字，推送部分节选自报告的第八章《日本在大国竞争时代面临的政治选择》。

　　随着中俄与美国对立的加剧，“大国竞争”时代再次到来。“大国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围绕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另一方面是围绕地缘政治战略势力均衡的竞争。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竞争，日本都与美国保持相同的战略立场，成为大国竞争的当事方。

　　在后者的竞争中，重要的是日本将多少资源分配到防卫领域。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经费占GDP之比大体保持在1%，实际金额大概在5万亿日元左右，始终没有变化。在2000年东亚各国的国防支出总和中，日本占38%。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17%。在东亚各国中，支出最多国防经费的是中国，日本与中国的国防经费之比在2000年几乎是1比1，但是在2020年变成了1比4.1。

　　在军事战略中，所谓“3倍制胜法则”指的是进攻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兵力达到对方的3倍以上。在以“尖阁诸岛”(即我“钓鱼群岛”。译者注，下同)为首的日本周边，中国正在持续强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军事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如果单纯地从日本和中国的防卫经费来考虑，日本的防卫经费以中国的1/3以上水平为一个标准的想法是可以成立的。并且，考虑到现在的比例与中国国防费今后的增长，日本想要维持中国国防经费1/3的防卫经费水平，有可能需要达到10万亿日元的规模。关于这样的防卫经费水平，需要考虑如何保持财政破产风险与威慑破产风险的平衡。

　　在日美关系方面，美国约瑟夫·拜登政权上台，日本经过菅义伟政权后，岸田文雄政权开始执政。拜登政权在2021年3月举行了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谈)、2021年4月举行了首脑会谈，明确了强化日美同盟的方向。期待今后随着作用、任务、能力等相关领域磋商的进展，日美具体的防卫合作会不断得到强化。

　　加强日美同盟的合作

　　拜登政权与日美同盟

　　在2017-2021年的特朗普政权期间，2017年的朝鲜导弹危机、中国增大对台湾地区的压力、中国政府的公务船持续向“尖阁诸岛”周边海域部署等，日本周边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严峻性持续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安倍晋三首相与特朗普总统保持良好的关系等原因，日美关系稳定地发展，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对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后，日本的菅义伟首相辞职，岸田文雄出任首相，美国也过渡到了拜登政权。良好的安倍-特朗普关系之后的日美同盟会变成什么样，虽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拜登政权在非常早的阶段就提出了重视同盟国的方针，消除了这种不安。

　　首先是在2021年4月16日，菅义伟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对两人来说是首次见面的日美首脑会谈。这是在因新冠疫情而国际往来严格受限的背景下，拜登总统首次进行的“面对面”首脑会谈。在会谈结束后，除美日首脑《新时代的日美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之外，还发表了作为附加文件达成协议的《日美竞争力与韧性(核心)伙伴关系》《关于野心、脱碳及清洁能源的美日气候伙伴关系》。

　　另外，在奥巴马政权时期，访问白宫的第一位首脑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安倍首相在美国总统大选后与就任前的特朗普总统会面，并且是继英国首相特蕾莎·玛丽·梅之后第二位与特朗普总统举行首脑会谈。不过，麻生首相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时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等，安倍首相首次与特朗普会谈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只不过2页纸。在2021年4月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会谈上发表的3份文件共有10页，其中包含了具体而且实质性的内容，令人难以想象美方总统就任仅过了3个月。这样看来，这次日美首脑会谈并不是为了“第一次会面”的礼仪，而是为了实质性的政策调整而进行的。

　　实际上，拜登政权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前，刚一上台就立即频繁地开展了以对华战略为目标的外交活动。2021年4月的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会谈是拜登政权以2021年3月12日举行日美澳印首脑视频会谈、2021年3月16日在东京举行日美安全保障协商会谈(2+2会谈)、2021年3月18日在首尔举行美韩2+2会谈、2021年3月18日在阿拉斯加举行美中外长会谈等形式，频繁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分隔符。因此，在拜登政权的亚洲战略中日本显然受到重视，在这个时机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在磨合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将正式形成今后的对华战略。

　　2021年10月，日本首相进行了交替，岸田政权开始执政。2021年10月5日，岸田首相与拜登总统进行了电话会谈，决定今后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并且拜登总统提及包括《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在内的对日防卫承诺等，双方就今后继续此前的方向性达成了一致。

　　围绕台湾海峡的课题与强化威慑力

　　在2021年4月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会谈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1969年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以来，时隔52年再次在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湾。

　　52年前，日美双方都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提及韩国和台湾地区也与冲绳返还谈判有关，因此并不适于相提并论。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由于是桥本龙太郎首相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之间的宣言，所以也被称为“桥本-克林顿联合宣言”)在日美首脑层级确认了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虽然该联合宣言中也提到了“和平解决该地区的各种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台湾或台湾海峡。考虑到这一点，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会谈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的含意很大。

　　另一方面，在作为防卫与外务部长协商会谈的日美“2+2”会谈中，在美军重组协议期间的2005年2月19日发表的联合战略目标中，有“通过围绕台湾海峡的问题进行对话，促进和平解决”的记述。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在“2+2会谈”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及台湾或台湾海峡，但在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谈之前举行的2021年3月16日“2+2会谈”时发表的联合文件中，久违地加入了“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的记述。另外，在该“2+2会谈”文件中的表述是“强调了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但在2021年4月16日举行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表述变成了“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促进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加入了与2005年的“2+2会谈”文件相同的“促进和平解决”的表述。

　　如上文所述，在日美的正式文件中久违地提到台湾乃至台湾海峡，其原因是对围绕台湾海峡的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抱有危机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在急剧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现代化的背景下实施“单方面的高压行为”引发的担忧增大，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重新评估针对中国的战略。不过，当时围绕中国的主要关注点在南海，除了极少数专家外，围绕台湾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基于美中正在展开“大国竞争”的认识，对战略进行了重新评估。中国(应为“中国大陆”。译者注，下同)包括在台湾周边频繁开展军事行动在内，向台湾施加的压力增大。另外，对中国是否正在讨论使用有限武力的选项感到担忧。因此，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危机感迅速提高。

　　特别是最近由于中国大量部署的中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所具备的优势，专家们开始共同担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战力平衡是否正在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当然，如果从全世界聚集资源，美国的军事优势就不会动摇。但是，为此最少也需要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不考虑这样的全球性总动员，只凭借现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资产，如果是在设想短期决战的构想下，可以认为中国占优势的可能性变得更大。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上述情况，其中指出美国担心有可能会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遭遇“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基于这样的现实，显然有必要从根本上强化威慑力，日美同盟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正在大幅提高。拜登政权上台后，之所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展开亚洲外交活动，正是因为存在基于这种战略现实的紧迫危机感。

　　在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下，为了强化威慑力，必须投入资源，但日美现在的状况都不乐观。如上文所述，日本的2000年度防卫经费在东亚各国(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占38%，在这20年间下降了一半，现在下降到17%。美国在2022财政年度预算申请中，向“太平洋威慑倡议”分配了50亿美元，但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现有的现代化项目以及F-35型战斗机或“战斧”巡航导弹等现有的现代化计划排列在一起，并没有构建新的威慑态势。根据目前的严峻形势，推进实际能力的建设成为日美两国的当务之急。

　　在菅义伟首相与拜登总统会谈之前，2021年3月16日举行了日美“2+2会谈”。在此次会谈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有关“认识到在美国国防部推进‘全球态势评估(GPR)’的背景下进行紧密合作的重要性”“为了通过内阁成员对日美同盟的作用、任务、能力进行协商，整合安全保障政策，深化跨所有领域的防卫合作以及强化威慑，再次承诺了今后将提高紧密的合作”等表述引人注目。

　　在20多年前的乔治·W·布什政权时期也曾推进了“全球态势评估”(GPR)。当时主要着眼于将美军的全球部署态势重新调整为适合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形式，推进从欧洲削减在冷战时期部署的较多兵力，以在“有事”时通过来自美国本土的紧急部署来应对的形式为目标，将“前沿部署存在”改为“虚拟存在”。但是，以2001年“9·11”事件为契机，由于必须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派遣大量兵力，所以未能实现当初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美国本土的目标。另外，即使关于削减常驻的前沿部署兵力、“有事”时通过紧急部署进行应对的方针，也被认为是削减常驻兵力会降低平时对同盟国安全保障的贡献，有损该国对美国的信赖。美国2010年版的《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QDR)中提出，“不能以按需的形式急剧提高‘同盟国’的信赖和合作关系”，“虚拟存在”的想法本身将被放弃。

　　目前，重新推进的全球态势评估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为契机。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出，驻扎在伊拉克的兵力也大幅削减。不过，这并不是单纯地削减美军的海外干预，而是以重视强化对华战略上的威慑态势的形式重组美军部署态势。其中特别重视的是对抗中国急剧构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

　　在20年前布什政府时期的全球态势评估中，对于“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一直比较重视在对方的可能攻击范围以外部署兵力，从远距离通过精确攻击进行“防区外”反击。但是，随着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从可能攻击的范围之外进入开始变得困难。因此，美军开始讨论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范围内维持抗毁性较强的据点，并且在该据点部署来自域外兵力的“防区内”攻击的思想，或者通过以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为中心的陆基导弹能力，强化日美同盟方面“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岛链防御”思想。根据现在的军事技术动向，以适应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对立的形式重新评估美军的军事存在，这对于今后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态势非常重要。

　　关于作用、任务、能力的协商也被称为RMC。RMC是在布什政府时期的全球态势评估(GPR)中有关美军重组协议的讨论中提出的，特别是在2005年10月的“2+2会谈”联合文件中列举了15项合作的例子，之后也进行了协商。

　　类似的文件还有《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该文件确定了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应该共同应对的场景，在每个场景中都规定了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共同的作战计划。该文件是在作为日美两国防卫和外务部长协议机制的“2+2会谈”上通过的。因此，根据该文件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在政治上允许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防卫政策的民主控制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ID：knowfar2014)，本文由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陈啸/编译自：日本防卫研究所《东亚战略概观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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