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未来城乡格局及乡村变迁的根本力量是农民的分化与代际变化。

　　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数据发现，中国传统均质化的、以农为生的小农已出现高度异质化，到2012 年，纯农户仅为18.3%，纯非农户为15.9%，一兼户(以农为主、兼营非农业的农业兼业户)和二兼户(以非农为主、兼营农业的非农业的兼业户)分别为30.1%和35.7%。

　　农户的分化还会进一步加深。我们通过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农民迁移的代际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出现的农民工(我们称的“农一代”)实现了有别于乡土中国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由于城市权利对这批撞城入城的农民的不开放及“农一代”与土地和农业的特殊关联，他们大多数最终选择了回村、返农。

　　现在“80 后”“90 后”(我们称之为“农二代”)已经成为城乡迁移的主力军，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

　　“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 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平均每年在外时间达9 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上的时间仅0.7 个月。

　　他们在城市中，逐渐不再从事其擅长的建筑业(仅有10%左右还从事这一行当)，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所占比重各超过40%，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进行生产经营。

　　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15 年，“90 后”更高达9.79 年，他们在城市里也获得了比“农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他们迁移的距离更长，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在乎家庭团聚和孩子教育，2003 年以来，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不断增长，2014 年达到21.27%。大部分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让其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

　　他们不像“农一代”那样有钱就在农村盖房，而是选择将积累的资本在本地的县城和城镇买房，显示出将未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2016 年农民工购房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农二代”购房意愿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

　　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享有社保的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

　　他们与乡村的情感联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春节返乡时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经过短暂停留后又回城。

　　“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农二代”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差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其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作者刘守英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本文选自《新华日报》2022年4月29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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