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方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明清时期江浦县25名进士》，提到胥庭清，说：“清朝江浦县第一个进士是胥庭清，字永公。其父胥自修为明朝官员，明亡时殉节而死，其同胞兄胥庭治一家五口也投水殉国。但一年后，顺治四年(1647)，胥庭清就成了清朝进士，任余姚县令。当时县境内反清战士漫山遍野，他单骑入山招抚他们归降清廷，后被提拔为工部主事，又升为员外郎，担任龙江关榷税。辞职后，住在金陵城里。与胥庭清相比，进士陈观光、陈谟父子的‘脊梁骨’就硬朗了许多，把功名利禄也看得很淡。”

　　其后读到有关胥庭清的更多材料，尤其读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有关“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的议论，觉得我的那篇文章对此人评价过于简单，非议过甚。我怕古人的魂灵犹在，日夜盯着我的笔，尤其是怀着幽怨而亡的死魂灵，因此常想着与其时常为之忐忑，不如再写写此人，努力还原其真实面目，对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做出恰当的评价。

　　胥庭清，字永公，江浦人(一说江宁人①)，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中举，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进士，五年遭遇“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清初文字狱案之一)，据《余姚县志》卷十八《职官表》，六年(1649)，胥庭清任余姚县令。显然，他幸运地很快就脱身文字狱，重新走上仕途。②在余姚县令任上，大约感激于清廷不杀之恩，他表现出卓异的胆识和治政才干，一是如前文所述，曾“单骑入山”招抚余姚县境内反清复明战士，一是大歉之年，及时发粟赈济饥民，一是余姚乃久乱之地，任期内“百废具举”，被誉为“一时能吏”。任满后“以卓异”擢工部主事，不久升员外郎，外派至金陵城督理龙江关榷税(其职权类同今地方海关关长)，不取羡余。所谓“羡余”，乃巧立名目征收于民而官员可以合法瓜分的财物。致仕(退休)后，寓居金陵，善事寡母，友爱兄弟，全家一百多口人吃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人称“孝友”。③

　　据专家考证，胥家之金陵寓所在玄武湖南侧，地名胥家大塘。清代甘熙《白下琐言》谓：“鸡鸣寺之阴，近台城处，有胥家大塘，蓄水冬夏不涸，环塘有田近百亩，蔡友石观察购为屋舍，名之曰晚香山庄，今废。”民初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有关于胥家大塘记述，云：“(鸡笼山)旁有胥家大塘，为乡贤胥自修园址，今皆为蔓草矣。”④据《南京地名大全》记载，“(胥家大塘)后成街，街以塘名”。至民国《首都志》，以谐音更名为“西家大塘”。

　　据余枢《万历江浦县志》，胥庭清祖父胥应午⑤，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岁贡生，父亲胥自修，举人。或许从自修(庭清之父)这一代人始迁居金陵城胥家大塘，故而佟世燕、戴本孝《康熙江宁县志》称之为“江宁人”。该书卷十《人物传·节义》作《胥自修传》，大意如下：


　　胥自修，字二如，江宁人，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乡荐(中举)，授曲阳县令。恺悌廉能，勤恤民隐，为三辅最。丁艰，起复，补宜黄令。值奸民劫掠，多方捕获，欲置之法，有夤缘纵以出柙者，坐是与当事忤，拂衣归，曰：“吾为民兴利除害，他何恤焉!”百姓攀辕，至今尸祝。家居饘粥不继，惟以诗书自娱。久之，左迁衢州府检校，转光禄监事，尚未离衢，值国变，具冠服北面肃拜，自是绝粒。子弟劝之，不顾，曰：“吾惟一死报朝廷而已。”八月三日，城陷，端坐不移，为众兵所杀。家人仓卒，即于坐处掘土埋之。月余事定，乃收敛。时天气犹热，启视，面目如生，众皆惊叹。⑥


　　据《雍正江浦县志》，其长子庭治与妻任氏携子时逢、时迎及幼女，一家五口，避兵于溧水桑园圃，闻凶讣，相继投水死。五尸互结不可解，乡人乃合一大墓瘗之，远近无不感悼。“忠孝萃于一门，烈哉!”祖孙四人木主后被供入江浦县忠义祠，南明王朝追赠胥自修谥号“节愍”。

　　胥庭清为胥自修次子，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中举，假设20多岁中举，则约生于万历四十五年(1640)，可见父亲绝食殉国时(1646)，庭清已经成年。胥庭清于顺治四年(1647)已成进士，可见庭清于上年冬参加清廷科举考试之时，父亲尸骨未寒。对于此类有乖情理之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有如下解释，颇令人同情与共鸣，摘要如下：


　　“盖建州入关(指清兵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⑦


　　生或死，乃为人生之最大义。孟子“舍生取义”之说，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而司马迁“忍辱以生”，又未必能视作一味苟活。人皆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此理人皆知之；然而人皆有一生，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此理人未必知之。胥自修不食周粟，可算作舍生取义；其次子胥庭清忍辱以生，或许就为了胥家一脉相传。泰山耶?鸿毛耶?

　　胥庭清任职余姚县令期间，“单骑入山”招抚抗清战士，看上去是为清廷效力，何尝不是惜乎生命，避免无谓的生灵涂炭?任职龙江关榷税，财物不苟取，民众不骚扰，自谓“予虽奉朝命为使者，然父老皆吾乡党，起居不宁，非吾志也”⑧，兢兢业业，只做好官；退休后，把家里近一百口人团结在一个屋檐下相濡以沫，当然与其生死观有无法对外人道的深刻联系。

　　苟活者，苟活于世，其内心痛楚是难以言说的。胥庭清有诗集《听江冷署》传世，白梦鼐为作《序》，落款时间为顺治十三年(1656)，表现作者早年仕宦生活。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仔细阅读，应该是能多少品味到一个“苟活者”的复杂情绪的。


　　《次江浦数日有待》二首：

　　其一

　　雪意满山城，游云四望生。

　　留人三日宿，归梦半江情。

　　细雨晴还落，寒风夜作声。

　　此怀愁不尽，聊且一樽倾。

　　其二

　　城在大江边，江声山气连。

　　去云来云树，欲雪未雪天。

　　相对原无主，此中何所牵?

　　寒禽飞不语，带雨过庭前。


　　读者今已无法知道诗人住宿江浦三天的原因，更无法知道诗人“有待”什么，只见雪意满城，游云弥望，欲晴还雨，寒风夜作，一樽酒怎敌得了内心无尽的忧愁?

　　一座孤城，背山面江，天上有欲雪未雪的云，地上是蓊蓊郁郁的树，相对原无主，此中何所牵?天地无声，寒禽不语，无人能告慰诗人内心的迷惘与困惑。

　　这座县城里(如果他确属江浦人)可能有他读过书的学堂，衙署、街巷、祠堂、庙宇里留下过胥家数代人的足迹，而今祖父、父兄、大嫂、侄女……多少亲人生死暌违、阴阳相隔，冬雨可能带来另一个世界的消息吗?


　　再读《燕子矶候风》：

　　停帆带雨燕矶游，怪石参差出渡头。

　　青霭未开新酒舍，白云犹锁旧僧楼。

　　洲前芦影惊飞鹭，树杪波回逐戏鸥。

　　纵目江涛多少恨，渔舟独自击中流。


　　诗人欲过江北上，因阻雨而登临燕子矶，同舟的旅伴可能尚在关注矶边的新开的酒肆、白云里的僧楼，以及洲前的芦苇、沙滩上的江鸥，惟有诗人独上矶头，举目四望，慨叹滚滚江涛里埋葬过多少遗恨!末句“渔舟独自击中流”，不禁让人联想到东晋祖逖击楫中流、矢志恢复中原的故事⑨。诗人是欲借此含蓄地表达“复明”的愿望吗?


　　读其七言绝句《渡江》：

　　听风不尽水潺潺，晴日烟云船往还。

　　两岸芦声霜后弱，隔江濒望旧时山。


　　山本无新旧，“旧时山”乃因物是人非，诗人丧失父兄亲人之痛、缅怀故国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读五言律诗《吊岳庙(汤阴城内)》：

　　钟灵天地异，登拜恍如生。

　　庙貌咽寒日，松痕淡古城。

　　忠魂千岁在，正气一潭清。

　　读罢碑前句，伤心旧宋京。


　　孟子主张“知人论世”，同样道理，欲读懂诗句“忠魂千岁在，正气一潭清”，必须记得诗人的家世。这首诗当然不单是悼念南宋岳飞，何尝不是对生身父亲的追悼!“读罢碑前句，伤心旧宋京”，诗人伤心的当然不只是“旧宋”，更是父兄为之捐躯的“大明”。还有人读出尾联里“潜怀复明之志”，仁者见仁吧，未必不可能。

　　明末清初士人之绝大多数无时或忘故国之思，至于复明之志，我相信士人之绝大多数渐行渐远渐淡忘。当时，作诗文者若能小心回避，读诗文者若能慧心会意，而新朝鹰犬能不深文周纳，则两两相安，终究天下太平，否则文字之狱迭起，社会动宕，人心浮动，终究两败俱伤。此为肉食者不可不汲取的历史教训。

　　读胥庭清《听江冷署》，研究胥庭清这类人物，有助于了解明清朝政更迭时期士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复杂心态，也有助于今人“神入”历史现场，从中汲取更多的文化营养。


2024年7月10日


　　注：

　　①(清)项维正等《雍正江浦县志》卷之七《胥自修传》；(清)吕燕昭修、姚鼐《新修江宁府志》所附《校勘记》(《金陵全书·新修江宁府志》第744页)。

　　②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胡坚博土论文《胥庭清和听江冷署》。

　　③《江浦埤乘》卷二十五《胥庭清传》；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刻本第19页)；王氏《江南通志》(刻本第29页)《人物·江宁府·胥庭清传》。

　　④《南京稀见文献丛刊·金陵琐志九种·终南淮北区域志》第368页。

　　⑤胥应午：据余枢《万历江浦县志》卷三，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岁贡。

　　⑥稍改动，原文见《金陵全书·康熙江宁县志·卷十·人物传·节义·胥自修传》(第614—615页)。

　　⑦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下册，第1118至1119页。

　　⑧袁枚《乾隆江宁县新志》卷二十《治行传》：“胥庭清……以卓异征入为工部主事、员外郎，督龙西新钞关，关在金陵上新河，为桑梓近地，庭清示曰：‘予虽奉朝命为使者，然父老皆吾乡党，起居不宁，非吾志也。’其经过，居民坐卧自若，勿为致敬以顺，人皆称之。”

　　⑨参见《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祖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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