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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日。1962年胡适去世时，正是大陆人民对胡适误解最深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对他只有批判、批判、批判。改革开放后，那些曾经抛弃胡适的人，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可算是胡适思想的回归，令人唏嘘不已。分享一篇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浙江大学的讲演，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60多年前，1948年10月20日，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做了最后一场演讲，在浙江大学，讲题为“自由主义”。一个浙大学生多年后回忆，那次听讲的人不多，而且中途有许多人离开，但我在浙大校长竺可桢当天的日记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讲演，与胡适不久后在台湾发表的演说《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内容很接近。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真正直接、系统地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则是1947年以后的事。“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长时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集权主义“不共戴天”。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1949年后，大陆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和《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其实，就在1956年2月，毛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距离胡适那次在浙大演讲多年后，2002年5月25日，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他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老先生的声音。1948、2002，从胡适之到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曾经胡适之倡导的那些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许多人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某种主义的人最忌讳的，他们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这件事使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胡适的一生，概括地讲，除了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再造文明，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是哲学，是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胡适前面讲的20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即直接参与政治，改变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传播思想之中。
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道路。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道路失败了。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在20世纪后半叶，从80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李慎之这些人都曾是最狂热的青年，1957年以后带了“帽子”，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革命去了。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欣赏他，邓也欣赏他。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80年代末，走到90年代，他最终发现，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重提胡适之，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年轻人，在晚年又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认同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胡适本人的评价，事实上早已超出学术本身。在胡适身上，至少有三点，让我们受益无穷：◎时代的缩影：从1917~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所以读他的书，就是读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处世的方法：主要让我们看到胡适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思想与视野：胡适先生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护宪、自由主义等的思考，以及对乌托邦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尤其是对宽容社会的呼吁，至今振聋发聩。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的地位，已无需赘言。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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