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甘元焕与江浦侯杏楼(《江浦埤乘》撰者)有长达二三十年的交往史，彼此信赖，感情深厚，曾相互交流图书、切磋学问，共同点校图书、校刊金陵乡邦文献。此外，甘氏还长期聘用侯氏为家族西宾(塾师)，又虑及侯氏膝下寡欢，荐府上婢女某为之生儿育女。甘氏元焕57岁早逝，而前此数年，犹谆谆期望老友出山，积极参与世事。盖甘氏生活于晚清江苏省会金陵城里，得时代风潮之先，而侯氏彼时已一意隐居江北山水之间，终未能成行。甘氏比侯氏晚生十五年而早去世十年，侯氏晚年不可能不作悲思致哀之诗文，然而史料已湮灭，一切无从说起。本文打捞出极有限的史料，仅对甘侯二人的交往做一点粗线条的勾勒。

　　一、金陵甘氏与甘元焕

　　金陵甘氏自认为东晋大将甘卓(于湖敬侯)之后，甘卓死后归葬于故乡丹阳镇(地属今江宁区)横山之阳甘泉里(又名甘墓岗)。清嘉庆十六年(1811)，甘福出资重修甘卓墓，并请桐城姚鼐作记并书《晋镇南大将军于湖敬侯甘公墓重修碑记》，二十二年(1817)甘福又倡建甘氏宗祠，请钱塘吴锡麒撰《晋甘于湖敬侯祠堂记》。

　　金陵甘氏原居于丹阳镇甘村，明末其中一支进入金陵城内，起初务农，清乾嘉之际，甘国栋(遴士)率长子甘福等经商，家境逐渐殷实，于是卜居城南府西大街，此后历代有所重修与扩建，内有友恭堂、津逮楼(藏书楼)等著名建筑。今南捕厅甘熙故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经今政府维修与新建，面目已非。

　　经数代人经营努力，历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等历史时期，甘氏渐成为金陵望族，以藏书、文学、地学而闻名，科第显赫，名人辈出，甘福之长子甘煦(1792—1863)、次子甘熙(1798—1853)、侄子甘元焕等，皆为一代名士。

　　甘元焕(1841—1897)，名勳(简化字作“勋”)，字元焕、建侯、剑侯，号复庐，年少时跟随母亲奔波外乡，躲避粤匪之乱，仍刻苦读书，先后肄业于丽正(淮安府)、崇实(湖南溆浦县)、钟山书院(金陵)。同治六年(1867)得优贡①第五，光绪二年(1876)中丙子科举人。历任宿迁训选知县，邳州、桃源、睢宁各县学篆，光绪十九年(1893)任职萧县训导，再次候选知县，因母亲逝世而放弃仕途，从此一心从教、著述，曾主讲六安书院多年。著有《莫愁湖志》《复庐诗文集》《复庐词集》《复庐日记》《金陵氏族谱》《金陵耆旧述闻》《蒋壁山人掌录》《慎重大事记》《悔翁先生(汪士铎)行状》《静斋府君(甘延年)行述》《江宁艺文考略》《同治上江两县志·艺文志·四部书目》《江宁金石旁征》，辑有《桑泊文钞》等，分纂《续纂江宁府志》“田赋”“人物传”(儒行)“艺文志·金石碑记”(刘寿曾同纂)；分纂《同治上江两县志》“艺文志”“金石考”(刘寿曾同纂)。参编《金陵待征录》《国朝金陵诗征》《国朝金陵文钞》等。勘校《建康实录》等，参与校勘朱绪曾《金陵诗征》等。

　　二、甘侯结识于京城

　　如上所述，甘元焕于同治二年得优贡，侯宗海为同年拔贡，次年二人在京城相识，并结成终生的友情。

　　侯杏楼(1826—1907)，名宗海，字杏楼，世居清江宁府江浦县桥林镇西约三里地“湖底泉”村(今属桥林街道勤丰村)，幼年失怙，稍有薄产，家道不丰，遇岁歉则有冻饿之虞。道光二十五年(1845)) 入县学。咸丰年间，太平军兴，江浦战乱频仍，侯杏楼只身去海州(今连云港市)避难，乱平归里。同治六年(1867)补行咸丰十一年辛酉科(1861)考试，侯被选为拔贡，时年四十二岁。侯杏楼次年(1868)游太学，与同岁生金陵甘元焕相识于京城(北京)。

　　清朝有五种贡生，“优贡”为其中一种，由各省定期考选后择优生四五人报送，到京后参加廷试，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录用，三等者就训导选用。与“优贡”有所不同，“拔贡”指标分级下放，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由省学政(提学)经考选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者，分别派充京官、知县或教职。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经廷试朝考后，甘侯二人皆打道回府。甘氏或为候补(知县)，而侯氏或因“不合格”(年纪大等)而无缘仕途。

　　侯宗海生于道光六年(1826)，甘元焕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甘少侯十五岁，深知侯知识渊博，遂聘侯为家庭塾师。回金陵后，侯便进入甘氏宅第，教甘氏子弟读书。教授之余，侯浸淫于书海之中，对经史性理各书，无不潜心研读。此时甘氏藏书馆——津逮楼已被毁，但劫后之余，加上甘氏宅第各处搜罗出来的书籍，仍达数万卷，甘元焕在院内筑室五楹，题额曰“复庐”，也从此自号复庐，意在恢复津逮楼旧观，但因其人寿之不永(五十七岁去世)，终未成功。

　　甘元焕在《江浦埤乘·后序》文中，深情回顾两人交往的历史：“同治戊辰(同治六年，1867)，同客都门，其后主余家差久，暨授读余戚翁氏，后先过从二十余年，文字道义之切劘，奇疑赏析之乐，盖无晨夕不共者。”

　　三、甘侯二人皆珍惜乡邦文献

　　甘氏自述酷爱搜罗乡邦文献，而侯氏也痴迷其中。据甘氏回忆，彼此出示对方或两人打算一道校刊的书籍有：甘购得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南宋张敦颐所著《六朝事迹编类》，以及景定、至正以下逮本朝近百种郡县志，侯则藏有乡先生遗著、刘大山《匪莪堂文集》等等，皆为世所罕见，欲与甘氏合作校刊之。最令人称奇之事，是江浦县前辈著名文人吴楫所撰《甲乙杂著》，死前未能刊印，其手稿数十卷流落书肆，为甘氏、侯氏各得其半，彼此各矜所获，触手一编，互资印证。不知什么原因，吴楫这部手稿最终未能合编成书，终成金陵地方文化事业之一大遗憾。

　　甘氏又从北京琉璃厂购得项氏《雍正江浦县志》《珍珠泉志》《庄定山集》以归，侯氏读之废寝忘食，有逾饥渴。侯氏晚年著成《江浦备征录》(《江浦埤乘》前身)，他所能读到并参考之旧县志，仅甘氏所藏一种，即项氏《雍正江浦县志》(项志)②。实际上，“项志”之前，江浦县志尚有“万历县志”两种、“崇祯县志”一种、“康熙县志”一种，侯氏皆未能睹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甘氏是促成侯氏晚年编撰县志的最大动因之一。

　　甘氏对侯杏楼编撰《江浦备征录》之勤苦赞叹有加。“君以浦志之未续而前修之寖阙也，于是网罗旧闻，补苴罅漏，采附今事，刊正谬伪，成《江浦备征录》。斠写丹黄，日作楷数十纸，虽冻皲暑汗不少息。稿经数易，捆如束笋。”或许侯氏在金陵城里做甘氏、翁氏家塾师时，已经动手撰写《江浦备征录》，“虽冻皲暑汗不少息”云云，并非谬赞。

甘氏复庐刊印刘岩文集封面

　　甘元焕与侯杏楼合作校刊之书，目前仅知有刘岩(字大山)《匪莪堂文集》。该书刻本封面落款为“光绪丙子复庐校刊”，光绪丙子为光绪二年(1876)，“复庐”为甘元焕斋号。甘氏从津逮楼时代就不仅藏书，而且印书，至甘元焕依然如此，只是以“复庐校刊”名义刊印图籍的品种与数量，有待考查。

　　甘元焕且为“复庐版”《匪莪堂文集》作跋，跋中交代该书稿之由来：邑人吴楫搜集编成，刘岩裔孙(后代子孙)刘家驹(字藿场)家藏该书稿，刘为侯氏业师，侯氏受师之托，转而示诸甘氏，一起编校刊印。

　　甘氏“跋”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文化现象：江浦学者尊述先贤，辄称二山，二山者，明朝定山庄先生，清朝则大山刘先生。庄定山以不奉诏作鳌山张灯诗，而上《培养圣德疏》，直声震动朝野；刘大山则以争伏阙上书列名事，知名于时，其文劲气直辞，引谊侃侃，盖与定山异世而相同。

　　四、甘侯在金陵城里有共同的朋友圈

　　《江浦埤乘·卷首》录有金陵硕儒汪士铎《江浦备征录·序》一篇。汪士铎(1802—1889)，字梅村，号悔翁，江宁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纂《光绪续纂江宁府志》，有《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专著。《江浦备征录·序》并非一般应酬敷衍之作，亦被汪氏编入自选集《汪梅村先生集》，可见汪氏对此文很重视。该文赞赏侯氏为人，为“笃敬”之士，赞佩侯氏敬业精神，专心致志，赞誉其所著，为“陵跨”名志《朝邑》《武功》之著。“为之专如此，为之久且勤又如此，宜其书之超群伦而与古作者争席也。”汪氏一生严谨，“粤乱”中痛失爱女稚子，自身也属九死一生，晚年绝不会信口夸人。

　　据侯氏弟子之子饶伦理《通人硕士写乡邦》一文所述③，侯杏楼先生曾利用授徒金陵城之余暇，去汪梅村所设塾馆外旁听，其苦学精神终感动了汪先生，遂被请入教室，允许其免费听讲。侯毕生对汪先生恭执弟子礼。

　　汪先生去世，甘元焕为写《悔翁先生(汪士铎)行状》，《汪梅村先生集》收录先生两封致甘氏信，与讨论学术问题，可见汪甘之间亦葆有师生之谊。

　　甘侯在金陵城有共同的朋友圈，二人同时参与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校字工作，二人也同时担任汪梅村自选集校字，不过侯氏列名于“后学”，与刘寿曾、冯煦、秦际唐、陈作霖、顾云等人同列，而甘氏列名“受业”(弟子)，与罗震亨、翁长森等人同列。

　　顾云(1845—1906)，字子鹏，石号公，上元人，短而肥，古貌古心，豪饮，能散文及诗，所著《钵山志》，甘元焕为该书作后记。该志涉及江浦历史名人张瑄、丁雄飞等人事迹，《江浦埤乘》予以引用摘录多处，并将该书列为“参考书目”，而顾云应侯氏之请，为夏锡宝(字丙亭)《浦纂》作序，亦录入《江浦埤乘·卷首》。

侯夏合编《江浦埤乘》封面

　　侯氏请人为自己的好友作序，颇惴惴不安，生怕人家不答应，在如实介绍好友夏氏著述态度和著述成果之后，侯氏还编了一个小故事，说：我和夏兄丙亭曾在江畔读顾先生的大作《钵山文录》，都慨叹您简直就是太史公转世，不由得想到请您为夏兄书稿作序，云云。

　　顾云与侯氏、甘氏都曾在一个文人圈子里，彼此熟悉，当然知道侯氏良苦用心，顾云在该序中也“幽默”了一下：

　　“我读至‘我俩叹谓史迁转世，因以序请’，忍不住大笑起来，须知司马迁已死很久了，不可能再转世的，即使转世了，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不置可否了!”

　　随即顾云转入正题：④


　　子曰：“不知其人，可视其友。”侯君，君子也，夏君亦必君子也。夏君著书之意何?似拙而实巧。欧阳修公感叹“勤一生以尽心于文字者可悲”，而夏君不以为然!人寿鲜及百年，即或百年亦易尽耳。不驰骛乎荣利，苟以耀耳目一时，为无知者所羡以为不及，而独矻矻以故纸堆为渊薮，朝罗一旧闻，暮网一佚事，编著于空山萧槭中，不自知将老。其为人之拙甚矣!然而不踔远骋奇，为汗漫无垠之作，惟桑与梓，必恭敬止⑤。摭遗拾坠，终勒成斯编。浦子口一区若不与大江东流入海，则其书犹存也，可不谓之巧乎!


　　侯君既为君子，可知其友夏君亦为君子!对照古人交友之道，真令今人汗颜。顾云又赞同夏氏穷经皓首的人生态度，以为《浦纂》实与浦子口同在，若“浦子口一区若不与大江东流入海，则其书犹存也”，文人之文名不朽，实赖其作品之不朽也!

　　顾云较侯氏、夏氏、甘氏都年轻，但其识见与才情一点也不显钝拙。

　　五、侯氏晚年余晖可观

　　据饶伦理《侯杏楼传略》，甘府所馈家婢余氏，为侯氏生育四子，发妻刘氏死后，侯氏扶之为正室，友戚中一时传为佳话。长子支珩(字小楼)，后进学成附生；次子支璐，在东北警界供职多年；三子支理，乡里有书名；稚子尚弱小，未及教育成才。

　　古有重游泮宫之典，凡入县学满60年者，为举行重游泮水的仪式，作为曾充秀才而享高寿的庆典。侯氏高寿，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己科入泮(县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逢乙己，县学为此开展典礼，侯氏应邀重游泮水，作《重游泮水咏怀》二律，自概平生。其二云：


　　谬窥文史三千卷，滥著蓝衫六十年。

　　往事蹉跎成老大，名场蹭蹬倏华颠。

　　几忘水部观书目，懒耸司空咏古肩。

　　检点残书聊自慰，又吟思乐附前贤。


　　高寿者不免孤单，老友纷纷凋零，从容地在检点残书中打发寂寞，在比附前贤里度完余生，侯氏的晚年可算幸运的吧。

　　

2023年3月4日


　　注：

　　①优贡：清朝五贡之一。顺治二年(1645)令各省不拘廪生或增生，选文行兼优者，送国子监，后定每三年由学政考选一次，并得经督抚会考复试。乾隆四年(1739)限定优贡名额，大省不得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乾隆二十三年定优贡到部如拔贡之例进行朝考，文理明通者升太学，荒疏者发回省学政议处。优贡生朝考后不复殿试，亦无录用之条，故多不赴京报考。同治二年(1863)议定甲子科始廷试优贡生，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录用，三等者就训导选用。

　　②参见侯宗海夏锡宝《江浦埤乘·凡例》。

　　③饶伦理《通人硕士写乡邦》文，见《江浦文史》第五辑，1990.11刊印。

　　④下面这段话，录自《江浦埤乘·卷首》，此为其大意。

　　⑤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桑梓父母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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