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史12年”(ID:dushishiernian)
(一)
1776年是大清朝达到巅峰的时期。
这一年,历经5年血战后大清部队取得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的胜利,维护了大清西南边疆的稳定。大清为此共投入兵力60万,帑币7000万,也在乾隆的“十全武功”中位列第二,使得当地土司制度瓦解,一举奠定朝廷在西南的稳固地位。
这一年,乾隆命令对明朝的贤臣、忠将进行表彰,认为他们志节凛然,义烈可嘉,为国捐躯,成仁取义,不可湮没于世。这些忠义之人包括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敢于犯颜直谏的文臣,也包括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守城殉国的武将。
乾隆这一手段,明显高出鸟尽弓藏、诋毁前朝的君主一筹,对前朝功臣名士抚恤,无非是为笼络明朝遗民的人心。
这一年,乾隆开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文化战略:就是对前朝遗留下来的书籍进行整理,有利于大清治理天下的内容,命人整理成册,以广流传;对那些于本朝不利的诋毁、妄议之书一律予以查抄、销毁;对那些名气较大的作品一律予以重新编撰、誊抄,其实就是篡改。所以在研究历史时,乾隆的《四库全书》等只能做为参考,不能当成信史。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欲亡其史,先亡其文字。
终大清近300年历史,先后进行大大小小数十次文字狱运动。整个清朝,书生提笔写字时,先要注意不要犯忌讳;为了躲过查抄,还曾经故意使用大清官员不认识的少数民族地方文字,貌似天书,实是隐蔽手段。
这种方式广为流传。
这一年,大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和珅26岁,他此前就任御前侍卫、管库大臣,身兼中办主任、财政部长两大要职。因为履职精明,深得乾隆赏识。
1776年是和珅飞黄腾达的一年。乾隆正月提拔他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以后直到倒台的23年里,和珅在乾隆提携下,权倾朝野。有资料介绍说,查抄和珅财产所得,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的收入之和。
(二)
1776年,和珅开始飞黄腾达的那一年,在欧洲,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出生;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去世。
1776年是美国诞生的年份。在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宣布独立,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继问世。这两本书,前者促动了《独立宣言》的发表,后者标志着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创立。
这样从理论制度到经济体系上,架构了一个基本的美国轮廓。基本上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就是: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担心选民会选出一个坏蛋,于是设立了限制总统权力的两院。担心两院的议员会被收买,于是设立了大法官来用法律制约。担心大法官也靠不住,于是不仅把“盐论柿油”赋予了媒体,而且禁止官方办报。担心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于是,人民便有了持枪权。
算来美国成立二百多年了。也正是在这种顶层设计下,美国从无到有、成为世界至今不可撼动的第一强国。
(三)
1776年的美国还不在大清的视野中。大清是后来在和欧美的交集中灭亡的。
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总共造成人口损失过亿,但并没能撼动大清的根基。反倒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进退失据,无法阻挡西化的浪潮。
早在乾隆后期的1793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
在乾隆当时使用的地图上,对欧洲大陆只有一个模糊的描画,主要依据的是元明两朝遗留下的旧地图,由欧洲传教士加以有限的补充。所以乾隆能看到的英国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的海岛。他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蕞尔小邦不过是来朝贡天朝,讨点封赏,打打秋风之类的。
显然乾隆误判了形势,不了解英国已经取代荷兰,成为过去一两百年大航海时代最大赢家,拥有的殖民地正向日不落帝国迈进,刚刚独立的美国不过是英国下的一个蛋。
马戛尔尼使团受到了朝廷的欢迎和款待,但没能达成通商协议。当时没有什么保密和专利意识,他带来了英国最先进的武器和科学仪器,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广泛使用的滑膛枪。这些都被乾隆当成奇技淫巧,一直到鸦片战争时还堆放在仓库里,从来没使用过。——说落后就要挨打的人可以闭嘴了,当时的大清在武器上绝不落后,他们挨打的原因是愚昧颟顸,拒绝让圈里的草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拒绝让草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可以不当奴隶的新生活,他们担心失去自己两亿多只肥美的、随时可以宰杀的两脚羊。
按大清礼仪,马戛尔尼要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但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乾隆很不高兴,草草打发他离去。乾隆给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原文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
大致意思是:你英国蕞尔小国,今天来我上国以求归化,还带了不少礼物,足以表达你们的忠心,朕不会亏待你等,云云。
此后大清对欧美的接触不多,仅仅限于民间通商。但大清的皇上们开始隐约知道外界还有强大的帝国威胁到大清,不止一个沙俄。日本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看出大清的羸弱,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
英国把鸦片战争叫做中英通商战争,其实就是为了争夺开放的大国市场。最初的鸦片出产于东南亚,但当地人并不吸食,是大清人把它发扬光大并转为自产。道光发现鸦片导致财富外流、影响士兵战斗力时已经晚了。英国人对与大清贸易经营什么并不关心,不过恰好鸦片的利润高一些。如果当时有更暴利的芯片的话,那就应该叫中英芯片战争了。
到底大清朝廷怕欧美的是什么呢?
这些皇族权贵和满朝大臣并不真心愚蠢,其实他们怕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怕的是英国的《权利法案》,怕的是什么都敢写的泰晤士报,怕的是老百姓家里随便可以藏有几杆枪,怕的是他们的议会对王权的限制,怕的是朝廷账务支出要公开,怕的是他们的大法官什么人都可以审判,怕的是美国民兵并不归属于美国朝廷管理,怕的是官员不能由朝廷任命而是由公众推选,怕的是官员贪墨的家底竟然要向公众公示,怕的是与草民平等后他们就失去高高在上的特权……
1900年,慈禧明知不敌,在1894年对日本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情况下,短短的6年后还敢一口气对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同时宣战。骨子里她是宁肯把祖宗们抢来的财富和特权带进棺材,也不肯拿出来交给她眼中的贱民共享。
慈禧曾对清室的铁帽子王们说:你们当我守旧、落后,我还不知道欧洲、美国这些洋人还有小日本子的方略能让国家强大?你们没有想一想,他们强大了,限制王权,等于咱们拱手相送祖宗的基业,咱们也都成了花瓶摆设;咱们老祖宗进关时没少杀人,这些年你们哪个手上又没有血债?搞洋人的那一套,变天以后还能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威权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变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体上越雷池一步。于是大清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推进了社会的经济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文环境的进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此时大清腐朽的体系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内外交困,每况愈下。当权的顽固分子固然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却坐失变革良机。
这样腐败的朝廷,上贪下愚,颟顸自大,自然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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