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军部发动侵略战争，士兵上前线当炮灰，市民日夜加班，农民交的口粮也剩不下，而军阀大员们觥筹交错。当日本军队全面战败，普通人变卖家产风餐露宿，只能乞讨卖身，而军官财阀们资产翻倍。
1945年8月15日，当晦涩难懂的古音日语“鹤音”在大喇叭里响起，日本战旗缓缓落下。日本媒体已经不再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迷人说辞，开始异常热心的向大众普及起如何寻找食物的实用技能。报纸《朝日新闻》早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就刊登出非常专业的文章，比如《这样吃——只要发挥聪明才智，就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活用食物资源》、《节米报国》等等。现在战争结束了，各类报纸更仿佛变作营养大师，挖空心思推出了《怎样吃橡树子》、《让我们捉蚂蚱吧》。这类文章有条有理地给广大日本平民耐心解释，用数据和例子旁征博引的说明，除了大米之外，很多人们原本忽视的东西也有丰富营养。比如花生壳，糠壳，李子核，橡树子，锯末，茶叶渣，花朵，叶子，蝗虫，蚕蛹，蚯蚓，蜗牛，青蛙，老鼠，鼹鼠，蛇。文章还耐心教导读者们如何把锯末加入发酵菌变成粉末，用一比四的比例与面粉混合，再做成薄饼，团子或者面包。据称只要把老鼠清洗干净，做熟了吃起来像小鸟的味道，但不要吃老鼠骨头，因为可能会让食用者的体重减轻。日本政府不断鼓励家庭主妇在院里开辟菜园，鼓励校园里的学生们去田间地头捕捉青蛙和蝗虫，用来补充重要的蛋白质摄入量。而普通人其实早已行动起来，悄悄活动在别家别村的田地里了，他们被称作“偷菜贼（野菜泥棒）”。还被官方定下一种新罪名叫“毁坏田地罪”。政府官员只能顺水推舟，给下属们放起了美其名曰“食粮休假”的假期。工人就没这么好运气，1945年底时，全日本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解雇，总共1300万人找不到工作维生。即便有幸被雇佣，工资也被压得极低，只有战前的13%左右。由于货币形同废纸，城里人不得不拿出过去参加会议宴请的西装衬衫，结婚时才穿的和服礼服，以及手表，项链，戒指一类的值钱货跟村民换上一点窖藏食物。由于城里人一层一层脱下自己的衣服和随身财物换取吃食，跟一层层剥开竹笋的外皮一模一样，以至于在当时被称作“竹笋式生活”。也有人把这叫做“洋葱式生活”，因为一层一层剥开洋葱皮之时，人总会被辣得忍不住流泪，和变卖自己衣物的时候那种苦痛毫无二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每家每户的铁锅里，大米的影子消失已久，连大麦和红薯也难得见到。菜叶汤成了常客，喂牛马的麦麸饼都算得上好东西。街上的猫狗忽然全都消失不见。连皇太子的爱犬也失踪了，恐怕和其他血统不那么高贵的犬类一样，被剁成肉馅摆上某家某户的餐桌。高层在做什么呢？日本政府继续沿用战时的《粮食管理法》对农产品实行配给。每人按理说能分到两合一勺（约315克生糙米）粮食。实际上1946年居民们有半年都得不到足额配给，而且粮食发放往往还得延迟两周之久。公园里到处挂满了醒目标语：“禁止自杀！”仿佛提示着人们活下去的难度有多大。投降三个月后，“竹笋式生活”下的东京饿死了超过1000人，其他诸如京都，大阪，神户等地死于饥饿者也近千人。1946年，也就是战败后的第一年，经统计，日本损失了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农村生活水平下降到战前的65%，城镇生活水平下降到35%。究其原因，外部供应中断。尚未投降以前，日本就因为盟军全方位封锁的的“饥饿政策”变得真的非常饥饿。他们原本靠着掠夺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等强占的大片地区来获取粮食（二战前，日本稻米消费量的31%，食糖的92%，食盐的45%，大豆的58%靠外部掠夺供应），现在连自己的本土都被盟军占领，自然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了。本土粮食减产。1945年由于气候失调，缺乏人手和能源，日本出现了1910年以来的最大荒年，粮食减产达40%左右。上一年的粮食在夏季投降时基本消耗殆尽，新近被遣返的军人和侨民意味着多了上百万张吃饭的嘴，供应严重不足。政府有意无意失职。战败之前，日本曾囤积了大量物资做长期抵抗的准备。在盟军进驻日本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完全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导致军部和大财阀们把手上的军需品和粮食藏匿起来，价值超过1000亿日元。不久后，这些物资在黑市上出现，日本官僚们利用职权倒买倒卖，中饱私囊之时，平民们当然就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了。曾经横行亚太地区，占领中国大半河山，往西进逼印度，往南觊觎澳大利亚的日本帝国军队，现在只剩一群残兵败将。230万日军在侵略战争中被击毙，伤者数百万之多。曾引以为傲的联合舰队和空军机群已经化为锈蚀的钢铁残骸，任风雨吹打。投降之后，仍在异乡滞留的350万士兵和300万平民踏上了回乡之路。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乘坐美国人的“自由轮”返回故土，其中大约54万人下落不明，不知所终。相比只剩素布包裹的骨灰盒回到日本，这些被遣返的士兵好不到哪里去。原本自称“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士兵艰难回国以后，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遭受冷眼的“贱民”。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有完成使命的失败者，更因为战争暴行的传开而饱受鄙夷。似乎曾经的熟人和朋友都要和他们拉开距离，以免被血腥气沾染。有的士兵回乡时，发现自己的墓碑和灵位早已树立。有的则发现自己的妻子不知何时已再嫁他人，连别人的孩子都已经可以自己走路说话了。对于本土的士兵，倒是更早显示出现实的一面。准备赴死的神风特攻队员收到投降命令后立刻各自逃离回家。其中一位竟然把飞机装满军需品，飞回了自家附近的机场，再把物资全都装车回家，末了还销毁证据将飞机引爆。其他驻守官兵也趁火打劫，把营区和仓库里能找到的有用东西一股脑抢光。因为投降后不能保留军队，日军全部被缴械解散。说的冠冕堂皇一点就是“退伍”。本土士兵和警察200多万人，300多万回国士兵，400多万军工厂工人统统被盟军解散。这些日本帝国战争机器构成的零部件现在成了多余之物，被扔到社会上自生自灭。除了控诉战争期间长官的虐待和腐败，这些退伍士兵只能自己直面往后的生活。他们的住所往往已经化为灰烬，家人无从寻找，政府承诺的伤残抚恤金大多根本拿不到手里，找工作时倍受歧视，而且得和数不清的退伍战友一起竞争难得的岗位。不少士兵沦为抢匪强盗或者黑社会，一时犯罪率暴增。各地集团抢劫，连环杀人案件层出不穷，街道上人心惶惶。有的士兵选择放下一切脸面，穿着军装在大街上乞讨，有的更选择留下愤恨的遗书直接自杀。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弟弟，就住在大阪难波区流浪者中间。前海军大将高桥三吉元的儿子，在街头蹒跚而行，胸前背后挂着写满字的牌子在乞讨。各大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形形色色迷茫的人群，有复原的士兵，战争寡妇，孤儿，无家可归者，失业者。他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做些什么，绝大多数只能考虑如何让明天不挨饿而已。整个日本大约900万人无家可归，见识了当时情形的美国人描述：“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很多家庭挤在摇摇欲坠的小席棚里，有的试图睡在过道或地铁站台上，甚至人行道上。公司雇员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老师们睡在教室里。”根据统计，日本当时有超过12万战争孤儿和流浪儿。这些孩子都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失去父母，不少还是在战争结束的骚乱中走失或者丧失父母的。他们住在车站旁，桥洞里，以及废墟中。靠各种能想到的手艺混一餐饭吃。好一点的情况能擦皮鞋，卖报纸，送货。次一些就只有男孩偷钱包，女孩出卖肉体。更有一些学会了在黑市上倒卖物资，或者暗地贩卖粮食配给券，成为未来犯罪集团的一员。“除了空气可以自由呼吸，其他都是定量配给。”排着长队领配给食物已经成为战后日本人的必修课程。寒冷的时节，家庭主妇们排成长龙一般队伍在街道上等待政府发放一些红薯芋头或者豆子。“她们蓬头垢面，穿着磨坏的雪侉和肮脏破烂的罩衫，就像脏兮兮的牲口一般。”既然战后什么都缺，黑市便应运而生。1945年8月18日，日本刚投降三天，东京的黑社会组织“关东尾津组”就在报纸上发布广告，宣称可以用合适的价格帮工商企业销售货物。对于失去军队订单的企业主来说，此举相当有吸引力。很多企业加入进来。两天后，尾津组在东京新宿的黑市热热闹闹开业了。黑市最初只是在街道地面铺上席子摆上商品，贩卖来历不明的粮米，乡下偷运的蔬菜，才打捞的鲜鱼，也有人变卖自家衣物，以及军刀改造的菜刀，钢盔制成的锅碗瓢盆等等。黑市上各种物资应有尽有，远比官方效率低下的配给制来的直接。但其价格让人咋舌，比如米价就比官方的标价高出7到30倍之多。与此截然不同的在于，不少军队高官和大财阀在战时就利用手中职权贪墨了许多军用物资，加上战后初期的大混乱时暗地囤积大量紧俏物资和粮食，他们手上可以说掌握了平常人家几辈子都吃不完用不完的东西。在普通人挨饿受冻之时，高官和财阀们乘机开始抛售囤积物资，一本万利，可谓从巨富到暴富的捷径之路。尽管对高官财阀们发国难财的举动视而不见，可当局惩办起被迫去黑市糊口的居民们可不手软。1946年，约122万普通男男女女因黑市非法交易被捕。后来被投进监狱者更上升到150万人之多。正如一本杂志所说：“今天的日本，只有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才过着不违法的生活。”如果完全严格按照限制黑市的制度法规执行，那么全体日本人都得进监狱。国家既然处于占领之下，日本平民的尊严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曾经战火纷飞时的谣言传得满天飞，“英美鬼畜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日本女性在恐惧中迎来战败之后，发现谣言终究没有成真。然而，日军在朝鲜中国大量强征慰安妇的暴行已经传开，日本平民现在每天被掠夺和强奸的话题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家庭把妇女和女孩送到乡下避难。女人们也被告知最好继续穿起战争时期的破旧布裤，不要身着凸显身材的服饰。尽管美军士兵还维持着基本军纪，但日本政府这时倒体现出难得一见的高效。经过紧锣密鼓地商议，官方决定“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立即募集私人投资，设立为美国等占领军专门服务的“慰安设施”，也就是提供军妓。东京银座很快出现了巨大的广告看板《告新日本女性书》，“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除了冠冕堂皇的官话，广告还提到这项工作非常简单的要求：“女性事务员，年龄18到25岁，提供住宿，服饰及伙食。”提供伙食这一项对挨饿的年轻女性来说吸引力相当大。很快就有不少应募者前来。她们大多出生贫寒，衣衫褴褛，更有光着脚的。当听说这项工作的实际内容以后，大部分女孩立刻羞愤的离开。但仍有不少人留下，或许是遵从了“为国献身”的召唤，或许是为了难得的三餐和住处。到1945年8月27日为止，1360名妇女被日本政府招募，成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的成员。很快，各大城市开设了多达33所“特殊慰安设施”，数千名妓女严阵以待。由于美军对这种释放压力和冲动的服务非常感兴趣，导致慰安设施门庭若市。在既缺少床铺，也没有隔间的情况下，毫无隐私的慰安服务开始了。每座特殊慰安设施一般至少有上百名军妓，每名女性每天需要接客15到60次之多。有一名没经验的女孩回忆自己第一天就被指派要为23个美国士兵服务，成为她挥之不去的恐怖经历。但因为其不是盈利为目的，每次服务收费仅15日元（或者1美元），只相当于当时半包烟的价格。世道循环，慰安妇之事落到了日本自身之上，在官方看来，似乎美国占领军的强奸发生率没有升高，已经是偌大的政绩了。正当慰安服务大受美军白人黑人士兵欢迎之时，1946年3月，这种公开的军妓被美军总部下令禁止。其实并不是日方妇女献身不够，也不是日本政府支持不力，只是因为美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经检查，超过25%的美国士兵已经患病。最严重当属第八军，70%的士兵感染梅毒，50%士兵感染淋病。提供特殊慰安的妇女中，90%性病检查结果呈阳性。没有被日本战舰飞机打败的美国大兵，差点倒在日本性病之下。公开的官方慰安所消失之时，日本官僚们又处心积虑的搞出了红线区，继续大量对占领军提供卖身服务。妓女最多时达到7万人的惊人规模。有的女性是因为生活贫困无依无靠，有的是因为好奇和虚荣，有的则因为美国消费主义和女性独立的影响，她们不再寄希望于婚姻，而只期待自身的经济精神独立，从而不断主动出卖身体。她们的兄弟则会去帮忙揽客，“你想见我姐姐吗？”成为经典开场白，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美国人把这些女性叫做“潘潘女孩”（PanPan
girl）。这个奇怪的名字据说来自二战时期南太平洋岛屿上，美国人对那些容易被诱惑女性的称呼。“潘潘女孩”和慰安所的军妓不同，她们的回报相当丰厚。快速服务收费500到1000日元，全套服务则1000到15000日元。月收入可达1万5到3万日元之多，同时期的普通女职员平均月薪只有2237日元（还是回升之后）。在让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下，那些浓妆艳抹的女性矗立街头。变换着姿势，时不时吐出一团烟雾，百无聊赖等待着顾客。当美军士兵醉醺醺的走出酒吧，这些身影便飞快蹭到他们身旁，用蹩脚的日式英语娇滴滴打趣。昏黄灯光下，浓厚的粉底和艳红的唇膏成为她们的武器，将要为自己的生计做生死搏杀，不用再去仰赖官方可怜的施舍。在美国人运来的救济物资帮助下，日本政府终于有时间展开经济改革。倾斜生产方式得以实施，但总体民间生活依然困难，抗议暴动不断，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发动战争的不是普通人，但承受代价的一定是普通人。
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风一号”（ID：peacock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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