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被看做是“铁饭碗”，待遇好、福利多、工作稳定……完全符合“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理想生活，所以每年都能吸引几百万人报考公务员。而事实上，很多公务员压力是很大的，小县城的公务员环境也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懂。
放在几年前本科毕业时，到乡镇当公务员，不是“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选项。
以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不多，家乡公务员考试的主要竞争对手多是“二本”毕业生，“难免有心理落差”。
但是现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都未必能考上乡镇公务员！
体制外待遇好，体制内待遇不是很低，在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收入甚至比当地的民企、外企要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从这个数据看，体制内的收入是高于体制外的。
另外普通的私企中，常见到的一般是加班文化，末尾淘汰制，35裁员等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则是非常的稳定。
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了一批清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到街道工作，2019年深圳多所中学公布的招聘名单也几乎是清一色“清北”毕业生。
这两条新闻，都曾引发诸如“人才浪费”“大材小用”的大讨论。但这在“清北”生中早不鲜见，在急剧变化的就业环境中，体制对年轻人伸出的橄榄枝，重新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包括过去“不被考虑”的乡镇公务员岗位。
2021国考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竞争最激烈前五职位
逐年增长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可见一斑。2020年11月上旬，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本次“国考”有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较去年增加14万人，报录比达61∶1。“国考”招考公告上有一处明显的变化：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
选调生是应届生进入基层党政机关的另一渠道。这一存在多年的制度，近年规模扩大，在一些省份，县乡选调生比例占到每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的10%左右。同时，一些地方将定向选调范围划定到几所名校。
两条渠道均受毕业生青睐，从中，可以一窥体制内人才选拔的机制变化及背后逻辑。
白领被格子间困住，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工人被流水线困住⋯⋯
那些毕业后回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被“编制”困住。
在那里，“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被困的现实，但就像是笼中鸟一样，对飞出去后的人生，充满恐慌。
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
通俗地说，县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性，属于有编制的体制内人员（主要是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
依据我们在D县的调研以及来自中部其他县的案例，县域大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出生于1984-1989年期间，也即30～35岁之间。
这个年龄阶段也正是10年前参加工作（18～24岁）约30岁以上的女性，于是，我们重点根据这个年龄段对D县2008年以来招聘的人数做了细致统计。如表1：
表1显示，2008年以来，D县一共招聘了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占总人数的63.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共248人，占女性人数的13.1%。
在2008年以来全县招聘的总人数中，教育系统为数最多，1508人，其中女老师1209人，即80.1%都是女老师，而30岁以上未婚女老师有175人，占全县3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70.6%。
这意味着2008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女老师中，仅30岁以上的未婚者达175人，占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统的是卫生系统，在493人中，女性（多为护士）占64.3%，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为35人，占该系统2008年以来参加工作女性人数的11.0%。
除这两大系统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主要是县、乡党政事业机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女多男少现象，相反，女性只占总人数的占37.8%，但30岁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38人，占女性人数的10.0%。
我们在D县调研也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学男老师，甚至一些男性乡镇干部，其配偶多数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体制外女性。
换言之，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
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用我们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当时女老师最差也是嫁个男老师，大多数是挑选“好单位”（社会地位和收入均高，县城家庭）的男青年。
比如，出生县城、家庭条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虽出身农村但较有前途的党政机关干部，或收入较高、办事方便的公检法干部。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
表1的数据说明，女教师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
D县在10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
我们的访谈也例证了80、90后的男性青年不愿意做老师，尤其是不愿意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
D县两个最好的城区小学约计200名教师，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师范类大中专生。
这也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进入中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的初级教育系统工作。
正如我们一位受访人所说，现在优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了，回到小县城的都很一般，回小县城做小学生老师的青年，大多是在外混不下去的。
乡镇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末梢，可以说是基层的基层（在国家层面，县级已将算是基层)。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基层乡镇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是5年，确保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二是出台《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拓展县乡两级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强化工作激励，同时结合此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制定乡镇工作补贴，强化物质激励。可以说国家从强制服务年限、工作激励、物质保障等方面出发，从宏观角度出台了上述政策，确保乡镇能够留的住人。政策是很好的政策，但为何许多公务员对此仍然很颇有微词，或者是反响激烈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不可否认，许多人特别是应届生在报考公务员尤其是乡镇街道基层公务员的时候，对岗位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主要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新闻，以及隔离老王说公务员很好，这个可以从公务员论坛上每年到招考季，发的帖子大多是某某地某某乡镇待遇怎么样，已经报考，求解答，可以看得出来。当他们考上之后，发现乡镇与他们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相比天差地别，简陋的办公环境，复杂的人员背景，繁重的秸秆禁烧、协税护税等工作任务，微薄的工资，使他们第一次报到就由希望变成失望。
这就是国家规定最低服务年限满5年，很多基层公务员很抵制很反感的原因。人生有多少个五年，就因此耽误在因为一次不懂事的选择上？
从笔者所在的省份来看，大部门的地方乡镇街道招录具体到了某某乡镇，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只是笼统的写着全县或者全区招录某某专业乡镇办事员几名，考上之后，再由组织部干部科统一分配。有阳光的地方就没有阴影，越不透明的地方就越黑暗。其实在出任公务员的分配上，如果不透明，就存在了太多的灰色地带，无论你考的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有关系的可以找人分配到城关镇或者经济发达的镇，没有关系的，就分配到最远的最穷的镇，而且没有理由，只有一句话，组织安排。
当然，现在很多地方做得很好，有的是按照成绩排序让人去选，有的招录时候具体到某某镇某个职位，这都减少了灰色地带。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省公务员局应该进一步细化招录规则，严格要求各县市区岗位招录要具体到每一个职位。只有阳光，才能更公平公开公正。
乡镇街道工作环境很是复杂，各类人员背景复杂，有临时工，有事业人员，有公务员，很多刚上任公务员到岗位一看，他的顶头上司竟然是个临时人员。同时由于在现今，考核压力很大，每个领导出于各种原因，工作都非常繁忙，一个小的镇公务员近百人，再加上各类人员，200人左右，大的城关镇、经济发达镇，人更多，很多领导不可能去认识每一个人。许多公务员报到之后，就开始机械工作，没有人带，也没有人关心，内心世界缺少关怀和寄托。
整个工资来说，东部沿海省份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工作上升渠道不畅，大家都知道，一个乡镇，副科也就那么几个，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再怎么努力，也要最少到十多年后才有可能从科员到副科，难免让人绝望。
我们看看几篇知乎的高赞回答，这也许才是最广大基层的心声！
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唐主任”、“局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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