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政治家是如何凝聚民意的

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上方发表了毛毛的署名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毛毛是邓小平的女儿，江西是“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二落”的低谷。邓小平、卓琳夫妇带着小平的继母，被赶出北京，落脚南昌郊区新建县。

该文开篇写道：“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邓小平在这里有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林彪“913事件”后，朝中无人，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极力赞同下重新起用邓小平。邓小平一家结束在江西的流放，重返北京。毛毛在文末写道：“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那更加激烈的、震撼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政治动荡，就要揭幕了。”

邓榕把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拿给父亲审阅，小平阅后批示：“看了，写的真实。”这篇得到邓小平认可的回忆提示，邓小平时代的对立面是“十年动乱”，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需要激烈的“政治动荡”。文章只字未提这一天是邓小平的生日。当年，人民日报就这样低调地庆贺小平八十寿辰。

桃花源中人，与“文革”分道扬镳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复出政坛，面对“文革”在各行各业造成的灾难性局面，大刀阔斧地厉行整顿。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疾言厉色地指出：“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是整顿。”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伺机反扑。1975年11月，毛泽东请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希望总体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时，邓小平一口拒绝了：“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坐在火山口上的邓小平，通过短暂的“整顿”与“四人帮”的交锋，已经对党心、民心、军心了然于胸，下决心与旧时代分道扬镳。此后，虽然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文革”造反派人心尽失，大势已去。

这一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漂亮的政治亮相，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被怀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却没有一丝慌乱。4月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复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匈牙利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在苏军入侵后被判处死刑。纪希晨写道：“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纪希晨采访了解，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眺望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但从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而且，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然而，邓小平对广场人群的呼声，对这种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积案如山，沉冤似海，哀魂遍地，“反帝反修”陷入外交困境。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以大政治家的魄力和胸怀，支持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让孩子们回来吧”接纳上千“知青”回城，理顺社会关系，与被无数次政治运动冲击的社会各阶层实现和解，治大国若烹小鲜，充分展示了大党智慧、大国风范。

“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文革”结束后第二个寒冷的冬春季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出差路过粤港边境，极目四望大吃一惊：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多年后，胡绩伟还记得当时的感受：“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世界’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叫人大为震惊。我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却特别难过。”

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比如延安走出的李克林（学者李银河的母亲），对于几十年来农村极左政策的宣传，也是深感“负疚”：“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

人民日报老记者回忆，农业合作化后，基层政府组织农村忆苦思甜，农民悲情诉说的，初听以为是说解放前、土改前，细一听不对头了，一个个说的都是“大跃进”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如何吃不饱肚子，死了多少亲人。

凯迪社区网友“偶遇人间”曾在“猫眼看人”频道，讲述了父亲说起的一件少年往事：1961年，“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陷入饥饿之中。父亲当时在县城念中学，中学生每人凭粮食本每月供应15斤大米。而没有考上县中学的同龄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有一次，爸爸在家突然发现粮食本不翼而飞。奶奶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姨妈家揭不开锅，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

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到粮站，工作人员答应，如果有人拿着爸爸的粮食本来领取粮食，立刻将他扣下。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进办公室等候。突然，外面乱了起来，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奶奶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姨妈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奶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数落胞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孩子的命吗？”

姨妈突然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找回粮食本的爸爸幸存下来。而姨妈的儿子却饿死了。从此以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被学者称为邓小平思想起源的1978年9月北方谈话，尖锐地谈到：“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对吉林省委常委的谈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对辽宁省委常委的谈话）（何伟志《邓小平的“北方谈话”》，2020年9月12日“@学习时报”微信公众号）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胡耀邦、万里等作为“总工程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1983年后改革进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亮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旗帜，中国从“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中国人过上了“吃得饱肚子的社会主义”。

高考，恢复了一代人对社会的信心

北京大学“文革”中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1/2加1/2等于多少？”学生答：“2/4。”

老师耐心启发道：“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学生答：“二两馒头。”

老师无语。“文革”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政审”比文化考试严格得多，完全排斥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城乡富裕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以及有海外背景（港澳台亲属、侨胞）的子女。

1977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教育部小心翼翼地允许少数高校尝试招收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只给了2%至5%的额度。太原会议从总体上延续“文革”做法，强调招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仍然是初中即可，招生方式还靠“群众推荐”。

太原会议闭幕第二天，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东山再起。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他指示政治局委员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特别叮嘱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文革”结束不久，科学家们还心有余悸。经过再三动员，年纪最长的化学家杨石先教授先讲，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座谈会第三天，武汉大学中年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开始对高校招生制度“放炮”：“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查全性郑重建议：“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教授纷纷表示赞同。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邓小平当场询问刘西尧，教育部关于当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中央没有。刘西尧说，当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果断地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查全性也插话附和：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8月8日讲话。5天后，遵照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回炉重开，研究落实恢复高考事宜。

到底能不能恢复高考？人民日报事后撰文《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提到当年教育系统激烈的争辩包括：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不是“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人民日报政文部记者穆扬和王惠平急了，感到恢复高考的问题积重难返，根子还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新中国延续的世界主流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不是应该唾弃？教师队伍是不是整体不合格？这就涉及1971年“全教会”强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悄悄邀请一些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座谈，大家纷纷主张推翻教育界“两个估计”。9月10日，两位记者写出内参，送回人民日报政文部。此时，政文部主任是35岁的少帅保育钧。邓小平复出分管科教后，主持报社工作的迟浩田对保育钧说：“你们政文部赶紧成立一个科教组，专门跑小平这边。”保育钧当晚接到穆扬送来的内参文稿，一看非常重要，马上报送总编辑胡绩伟。胡绩伟也认为内参抓住了教育问题的要害，赞同编发内参。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　　

邓小平再次要求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据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回忆，当时他们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对考生的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邓小平看了之后，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分水岭。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新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570万考生的考卷用纸急需，中共中央决定，悄悄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这是上层建筑为科学文化让步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1977年深秋的傍晚，正在湘桂边界密林深处一座水利工地上劳动的龙国武和知青伙伴们意外地得到一张《人民日报》。那张载有恢复高考消息的报纸已经皱巴巴的，显然经过了不少青年的手，上面沾满了泥土与粉笔末，报纸的右上角不知是谁用钢笔勾勒了一朵硕大的喇叭花，花芯处写有“报考去”三个醒目大字及一个硕大的惊叹号。他在给人民日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后，堂堂五尺男儿们竟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让我们珍藏到永远》，199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1977年冬和1978年夏报考大学的人数，竟高达1160万人！这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11届中学毕业生的欠帐一次归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求学欲、求生欲、发展欲的喷涌！众多步入壮年的考生自勉也是自嘲：“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山西芮城中学毕业的吉彦波，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恢复高考后回到母校高考复习班。说是“班”，其实更应叫“团”。因为这班太大了，竟达千人之多！蜂拥而至的求学者，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家三五结队、八九成群，不用报名、不用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是“站票”了。雨天，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人多地方小，窗台上都坐满人。

面对众多的学生、拥挤的“课堂”，芮城中学的老师们虽然没有一分钱奖金，但一个个竭尽全力。没有扩音器，为了让这千人大班的学生都能听清楚，许多老师因声音过大而讲哑了嗓子。吉彦波还记得有位年轻的女教师郭亚姣，怀孕七八个月，还坚持费力地给大家讲数学。下课时，学员们用如雷的掌声像欢送英雄一样，簇拥着她走出教室。这一年，不满30万人口的芮城小县，考取大中专学生千余人，创山西省第一。（《难忘高考复习“团”》199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前社长范长江的冤案尚未平反，儿子范东生鼓足勇气报了名。“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范东生1977年顺利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7年前一个暴雨之夜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绝望投井的范长江地下有知，应该感到一丝安慰。范东生后来子承父业，担任《华声月报》社长。

1977年胡风还在狱中，儿子张晓山却也获得了高考资格，考上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为此发了消息。后来，张晓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湖北一位民办教师陈培环，1977年报考受到生产大队阻挠。1978年得知可以报名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考试第三天凌晨两点，孩子降生了。天亮后，丈夫奔向考场办公室，请求让妻子考完最后一门。情况迅速汇报给县教育局乃至县委，各方领导紧急商议，设立“特别考场”，专派两位女监考员，按时把试卷拿到病房让她考试。连巡视员也没有忘记巡视这个特别的考场。陈培环最后以几分之差落选，但她那在考场出生的儿子余昕于17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圆了母亲17年前的心愿！（《一次特别的机会》，199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与近年来高考接近5：1的录取比例相比，1977年高达29∶1的录取比例是一场残酷的淘汰与选择。因为很多考生被“文革”耽误得太久，已经没有第二次走进考场的机会。这个情况反映给邓小平，他说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招生计划？教育部门担心大学没有足够多的学生宿舍，食堂也装不下。邓小平说，那就走读。

有更多的考生不能如愿。教育部当年编发过几期简报，反映不少考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东西，有的考生没有答卷，在上面大骂“四人帮”。阅卷老师也在骂，祸国殃民的“教育革命”祸害了整整一代人！

最令人痛惜的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是“老三届”中的小弟弟、小妹妹，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闹革命”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在荒废了两年学业后，也与哥哥姐姐一道头戴“知识青年”的荆冠被送上了下乡的列车。谁来为他们被葬送的青春、被荒废的人生赔偿？

1977年高考生徐友渔给出两句评价：恢复高考“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恢复了一代人对社会的信心”。

历史岔路口的英雄

 一代巨擘邓小平，只手挽救中华民族于“文革”中世纪般的蒙昧，给整整一代中国人，重新燃起了光明的希望。还记得当年有一部电影《甲午风云》，借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将领邓世昌的故事，千家万户欢呼“邓大人”，高喊“开足马力，撞沉吉野！”从中寄托着老百姓对邓小平重整山河的热情期待。

纵观古今中外的风云变幻，美国历史学家胡克不相信个人只是历史飓风中的卑微沙粒，英雄只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一个木偶。他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文革”后的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残存的优秀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出生田垄，在政治运动中又被贬入民间，从个人和国家的不幸遭遇中深切醒悟，恢复工作后形成了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崇高而勇敢的历史担当。“不争论”，“不折腾”，“实干兴邦”，一切政策思路均与人民相向而行。而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自下而上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

邓小平时代，给过来人留下了永久的温馨怀念。

作者简介：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财新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报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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