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存在诸多争议。纵观这些争议，有两个主导性的谬误支撑起了错误的观念：一个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另一个则关于如何看待财富的生产与消耗，以及与人口结构的关系。而这两个谬误，最终会通向一个冷酷的未来。


一

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


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这是中国人口观争论中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提高人口质量，可以创造出更多财富，从而替代人口的增加。


看到“提升人口质量”这个词，一般的直观的想象是：采取抑制生育政策，减少出生，资源转而投向存量人口的素质，提升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种想象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人的技能提高了，生产的财富多了，人却没多，人均财富上升，可谓鱼和熊掌皆得。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静态的想法是错的。


这是因为，存量人口的中老年人口的素质，几乎是无法提高的。你不可能把这些人再塞入大学、高中。这些人要工作、生活，缺乏时间、资金、甚至学习能力去提升自己。相比之下，年轻人学习能力强，受教育程度普遍会更高，更多的年轻人，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能得到更多的高素质人口，从而提升人口中高素质人群的比例。这才是动态的，也是真实的提升人口质量的途径。


所以提高人口质量，从来都不是通过对存量人口的措施在几年内完成；而是在人口的更替过程中，在几十年中，通过生育更多年轻人，并给他们更高的教育来实现的。


或许有人会提到另一种反驳，那也是“提升人口质量”另一个错误的想象：少生，可节约资源，就可以为新出生的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教育，而一旦生育率上升，有些年轻人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教育。


这种假设，或许在一些失败国家可以成立，但在中国却无法成立。


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教育层次的人搭配。我记得以前做过一项简单的研究，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得到的结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因素最大的是，小学毕业生数。显然，这与当时劳动密集的发展阶段吻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高中、大学文凭的数量会变得更加关键。但以中国现在的国家财力，家庭教育投资意愿与能力，都足以支持年轻人受到更充分的教育，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结构所需。


2019年，国内新生儿数量是1100万，而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1万，2017年录取人数是700万。这意味着，即便人口出生率增加一倍，每年出生2000万人，即便以目前的教育投入，也足以支持33%的大学率。对任何经济发展结构来说，这个比例，都是足够了。


所以对中国而言，并不存在增加人口与人口质量之间，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相反增加人口才能在更健康的人口结构的同时，更快的提升中国人口质量。


此外更大的人口规模，可以拥有更大的市场与创新网络，也能从“干中学”效应中，提高人口素质，带来更多创新。这个不再累述。


二

如何看待财富的生产与消耗，以及与人口结构的关系


1，财富的生产与消耗


很多人都认为，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在经济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不畅，人的劳动积极性被抑制，才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及物质财富不足问题。这个局面，看起来就像是国家在养人。国家养人的观念，潜意识中把公共资源、社会财富视为固定存量，参与分配的人越多，平均到每人就越少。这个老观念成为当下各种讨论中暗含的前提假设。


但是这个老观念也是错的。


实际上，是人自己在养自己。人干活、创造财富，消耗财富。人越多，创造得越多，也消耗得越多。就业、消费物质财富，本质上都是经济运行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比起6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但就业率提升了、人均消耗的粮食、肉蛋奶、钢铁都增加了。而大城市人更多，但也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现在们深有痛感的所谓医疗、教育资源，也从来不是资源，而是通过人当老师、当医生，生产出来的，这仍然是一个运行问题，而不是人口问题。


2，人口结构与财富的生产与消耗


需要强调的一个简单，却被忽视了的事实是：抑制人口的政策，不会在当下减少任何老人，只会减少出生的婴儿。直到老人逐渐死去，婴儿逐渐成长，抑制人口的政策才会实现目标。所以争论的焦点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发生什么？这才是一个动态的人口观。


这个过程中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问题，抚养比问题，即老人与年轻人的比例问题。现在的新生儿，决定着未来的抚养比。


老人的劳动能力下降，只有更多的年轻人，才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与公共服务资源。养老的本质，就是年轻人生产，然后财富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分配。显然，抚养比决定了年轻人的辛劳程度与老人的福利多寡。10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与3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显然是不一样的。


老人们积累的现金、房产等资产并不能帮到他们。


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注意，这个过程还没完，还有通常被忽略的一步，那就是把现金换为劳动。毕竟，所有的商品、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仍然需要当时的年轻人的劳动才能实现。


所以养老的实质，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劳动相对于资产的价格变化——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可以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这就是抚养比问题的影响。


随着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会下降，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此消彼长之下，老人的养老金，还有年轻时准备的资产性收入，比如房租收入等等，在飞速上涨的工资面前，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这个时候，老人就会被迫出去劳动，以现在自己的劳动换劳动。这一点，正是当下韩国与日本的事实，老人很悲惨，必须出去劳动，而年轻人不足，经济运转乏力。


当下很多国人反对延迟退休，但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一种悲惨的讽刺：当现在的80后老了的时候，会悲哀的发现，没有延迟退休，并不意味着60岁的他们可以不工作，反而意味着那时的他们需要费力的去找新工作。


所以人口的总量当然要控制，但是更为迫切的是人口的结构问题。人口总量要减，但前提是保持合适的人口结构。


这就像一辆车，不能急刹。中国人口一度增长迅猛，然后踩下了刹车，先不论这个刹车该不该踩，问题是这辆车遇到了上坡，自己都在掉速，这个时候，自然应该踩油门，使之保持平稳的下降。


人口的充分就业问题、城市化都是经济运行问题，这是一个可以通过制度改进，在十年、五年内解决的问题，但是，人口结构的失衡问题，却是一个需要提前20年着手布局解决的问题，事到临头没有任何办法。那么，该如何选择，就非常明白了。如果为了迁就前一个问题，而放弃甚至恶化后一个问题，到时候面临的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国家困难。


三

隐秘角落中的冷酷未来


有人认为，老龄化率是一个问题，但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考虑到人口总规模的话，问题就会更小。老龄化是一个比例概念，怎么会和总量有关呢？梁建章先生都在文章中加以解释：“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


不过，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关系，在实际上的确有关。在这个人口争论中的隐秘角落，藏着一个冷酷的未来。


中国的一部分老人，比如农村老人，低收人群的老人，将会承担老龄化的代价。当他们的子女，为了生计而在大城市忙碌的时候，他们缺乏照料，缺乏医疗投入，实际消耗财富下降，寿命也随之下降。沿着这个路径，可以减低了中国老龄化的负担。实际上中国人平均寿命73岁，但有城乡差别，城市的平均寿命是76岁，城市女性的平均寿命甚至达到78岁。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9岁。如果中国人的整体平均寿命减少，城乡差别拉大，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


不要以为这种解决老龄化的方法，仅仅用在农民身上。在北上广深，在大城市的现在25-50的城市中产，那怕家庭年收入丰厚，但只要无法承担让父母搬到自己所在的大城市养老，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父母必然会疏于照料，也就一样的承担着这个代价。同样的，当下的青中两代人老了，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中国的老龄化来得越陡、越强烈，则承担代价的老人越多，所承担的代价越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年轻人越少，保姆、护工费用就越贵，更多老人接受的照料会下降，就会导致寿命下降。在医保系统中，年轻人的数量越少，老人的医疗费缺乏更多的年轻人来摊薄，每个人得到的医疗投入就会更少，这也必然导致寿命下降。


那么准确的说，老龄化率是一个问题，但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考虑到总人口中，有大量农村、低收入群体、低社会阶层老人的话，那么老龄化的问题就会变小，甚至或许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老人的寿命降到70岁，中国老龄化问题，就会大为缓解。


简言之，这种系统性的弃老，可以解决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或许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这是中国人愿意看到发生在自己父母，以及自己身上的一幕吗？这才是中国人口问题中，最深也最灰暗的隐秘角落。回避这个晦暗的未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更健康的人口结构，简而言之，刺激生育。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来源：人文学会（ID：HES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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