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印尼的照会战中,中方照会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为了增强气势,且受“文革”氛围的影响,我有时不免用些斗争性强烈的红卫兵式的语言。司、处领导在审批修改时,把一些过激的词句去掉,但尽量保留其中蕴含的锐气。一次,我在一份抗议照会中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恩来审批时,把“惹”字改为“欺负”,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字之改,使语义境界和中国的形象大为提高。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58年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后,周恩来仍然直接领导外交部。


我有幸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周恩来。他对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崇高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外交艺术、精细的工作风格,使我深受教育,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图为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右二)等人交谈。图源:《党史博览》


周恩来抓工作深入具体。重要的案子或情况,他不限于审阅报告,而往往“一竿子插到底”,把主管部长、司长、处长、科员召到他的办公处,一起研究,当场敲定。


周恩来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还要逐一点上标点。他用毛笔批改,笔画浓重,清晰可辨,避免办案人员误读误辨。我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主要工作是追踪文件流程,因此曾亲眼看到的周恩来批件很多,现谨就周恩来的严谨细致回忆几例。


一则简报

1965年国庆期间,印度尼西亚多个代表团、大量人员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


此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印尼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军、政官员,左、中、右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中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为慎重起见,代表团的大小事宜,几乎都由我翻译。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工作人员脱口便答:“有。”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营业员又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遗憾的表情和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


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情况经过写成简报上交。3日凌晨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蒙眬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


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是这样。”


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此小事如此重视。后来才明白,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以为工作人员前后说法不一,是中方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了中国对“九三〇”事件的政治态度。周恩来对一件具体事务竟能考虑到如此微妙的细节。


一份电报



通常情况下,中国驻外使馆每天发回的电报,国内主管人员和中央首长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以便抓紧时间研办。


印尼“九三〇”事件后的多日内,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回的所有电报,以及中国驻其他国家使馆有关该事件的重要来电,周恩来收到后都立即翻阅,亲自起草复电,发后再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外事组成员阅。之后,外交部的部领导才能看到来电和周恩来的复电内容。司、处主管人员根本接触不到。


几年后,我在整理有关印尼档案时发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用绝密电报发回的当地各方人士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反应,周恩来在报头上用重重的笔锋批示: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我思忖良久才意识到,周恩来是要求用更高密级的电报发,以免外泄中国政府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特殊关注度。周恩来高度的保密意识,无人企及。


一起抗议



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组织全司人员到西山郊游。当日上午,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遭到印尼右派军人的肆意抄砸。他们无端怀疑中方商参处藏有援助印尼共产党的武器。


我因出差刚回,疲惫不堪,没有去郊游。看到特急电报后,觉得情况严重,应紧急办理,但与司领导联系不上,自己又不能处理,干急而无奈。


郊游人员回来后,得知发生重大事件,便连夜分头起草处理方案和抗议照会。请示报告呈送周恩来审批后,已过午夜。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已入睡。周恩来觉得不便相扰,便把批件装进信封,注明“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泽东处。


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抗议照会,虽于下午递交出去,但已属延误一天。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是严重失误。对此,周恩来对外交部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外交部缺乏战备观念。他还明确说,毛主席午夜12点休息,陈毅在战争年月养成早睡的习惯,夜里有特急案件,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他个人可以随时叫醒。


他还强调,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第一枪、第一炮,必须经毛主席批准”。可见周恩来纪律的严明和对他人的细致体贴。


周恩来批评后,主管副部长韩念龙每晚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司、处领导和全体主管人员轮流值守在办公室,由此形成的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保持了若干年。


一个名称


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根据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东盟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建交谈判总体顺利,包括马共等马方极为顾忌的问题,一应而解。最后,在“中国”一词的外文名称上,中方内部发生尖锐分歧,建交协议无法签署,拉扎克访华的具体日期也定不下来。


马来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种,过去两国称中国为Tiongkok (中国)。中国与印尼关系交恶后,印尼改称中国为Chna(支那)。这是日本侵略印尼时对华人的蔑称。印尼这样称中国显然是出于侮辱性的,是不友好的行为。马来西亚和印尼协议统一文字规范后,也称中国为Chna,故其交中方的建交协议马来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中方几经提出用Tiongkok为宜,马方申明了种种为难情形。


为顾全建交大局,外交部拟予以让步,却遭到一兄弟单位的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一再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和负面影响,且牵扯到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问题。两个单位多次商讨,文来信往,难达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中央裁决。


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国务院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请示报告后批:“这个问题我不懂,请总理审批。”周恩来抱病在报告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的由来、演变,直到现在世界统称中国为China的缘由,说得非常清楚。最后批示,建交协议中用China,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的马来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马方用China。


中方将此意见发出去,对方欣然同意。两国顺利建交。周恩来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问题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语是马政府工作语言的实情。此事不仅显示出周恩来的渊博知识,也显示出他思维的灵活与缜密。


一个日期



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尽管新华社在雅加达设有分社,但中国国内媒体一律转述外电消息,以示中国对事件的客观立场。印尼右派媒体和军人则大肆攻击中国涉嫌支持事件,干涉印尼内政。克制了近两个月,中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摆具体事实据理驳斥对方攻击的谰言。


文中指出,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中国客观了解事实真相,冷静观察事态发展,转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事件,一直没有倾向性立场,直到10月18日印尼军人冲砸了中方商参处,中方才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在草拟备忘录时,错把18日写成20日,经逐级审批上报均未发现,最后还是被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他指出,第一次抗议照会的日期应是18日,不是20日,并让外事秘书钱嘉东核查。


我当晚值夜班,接到钱嘉东的电话,急忙翻查了下资料,便肯定地回答:“没有错,是20日。”钱嘉东耐心地说:“总理记得是18日,你们再好好查对一下。”放下电话,我仔细查阅了照会批件和剪报资料,发现果然错了。照会落款日期是18日,周恩来审批日期也是18日,第二天即19日递出,20日见报。我们错把见报日期当成了照会日期。


我赶紧打电话报告钱嘉东。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若不是周恩来把住关,对外定会造成不良影响。我非常内疚,此错在我。在起草文件时,错误日期是我提供的。


第二天,全处开会,集体检讨,除对周恩来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记忆力表示无比钦敬外,都表示今后要树立极其负责的工作作风。周恩来日理万机,竟然连一个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使我终生为训。


一个错字

外交工作时间性很强。大多数上呈的报告和电报都是“急件” “特急件”,甚至“特急提前”。过去没有电脑打字,所有文件均由文印处排字铅印。实在来不及,就只有手抄,有时连誊清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将手写草稿上送。


有一次,我们上呈一份手书报告,其中把没有简化的“藏”字写成了习以为常的简体字,部、司领导均未发现。周恩来审批文件时发现了,便旁批了“仓颉造字”四字。


批件退回后,大家争相传看,纷纷赞叹总理批阅文件的仔细,也共同理解总理是借以教育下属认真运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自此大家都称周恩来是我们的“一字之师”,抄写文件也格外用心,没有把握时,就查阅字典或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汉字表,彻底杜绝了用字错误。


一个副词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对案件的处理和交涉的用语都缺乏应有的节制。


在与印尼的照会战中,中方照会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为了增强气势,且受“文革”氛围的影响,我有时不免用些斗争性强烈的红卫兵式的语言。司、处领导在审批修改时,把一些过激的词句去掉,但尽量保留其中蕴含的锐气。


一次,我在一份抗议照会中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恩来审批时,把“惹”字改为“欺负”,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字之改,使语义境界和中国的形象大为提高。


“不好惹”是当时典型的造反派语言,显得强势,比较解气,痛快淋漓,但给人一种强悍、矫情甚至蛮横的意味,用在政府对外文书中确属不当。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此事,强调对外交涉和抗议文书中,不要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类话,还是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比较好些,不要给人一种似乎中国人不讲道理的感觉。


一个定语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关系骤然恶化,从高度热络跌到冰点。当时的印尼右派指使军警和暴徒屡次冲砸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多次打伤中方人员,且愈演愈烈,不断升级。


中方的抗议照会也越发越频,抗议的等级和调子也越来越高,抗议、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直至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翻译室的领导向我提出,三个“最”字连用,无法译成外文,不可能连用三个“最”字。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1966年4月15日印尼武装军警再次冲进中国驻印尼使馆,开枪把中国使馆护旗人员打成了重伤。


我们在起草照会时义愤填膺,但绞尽脑汁,想不出足以表达事件严重性和中方态度强硬性的词语。无奈之下,还是连用了三个“最”字。周恩来审批时,改成向印尼提出“最紧急” “最强烈”的抗议。一个“最紧急”就使事件的严重性和中方立场的强硬程度凸显出来。


周恩来之细,来自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自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端负责,来自他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高尚品格,来自他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


印尼九三〇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〇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作者简介:

刘一斌,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调外交部工作;先后在亚洲司、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处长、处长、参赞,曾在驻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美国休斯敦、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等使馆、领馆任二秘、副总领事、参赞、临时代办等职。

来源:知沧海(ID:zhicanghai),本文原刊于《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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