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回忆：当年周恩来如何做外交工作？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58年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后，周恩来仍然直接领导外交部。

我有幸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周恩来。他对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崇高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外交艺术、精细的工作风格，使我深受教育，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周恩来抓工作深入具体。重要的案子或情况，他不限于审阅报告，而往往“一竿子插到底”，把主管部长、司长、处长、科员召到他的办公处，一起研究，当场敲定。

周恩来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还要逐一点上标点。他用毛笔批改，笔画浓重，清晰可辨，避免办案人员误读误辨。我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主要工作是追踪文件流程，因此曾亲眼看到的周恩来批件很多，现谨就周恩来的严谨细致回忆几例。

1965年国庆期间，印度尼西亚多个代表团、大量人员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

此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印尼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军、政官员，左、中、右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中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为慎重起见，代表团的大小事宜，几乎都由我翻译。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工作人员脱口便答：“有。”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营业员又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遗憾的表情和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

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情况经过写成简报上交。3日凌晨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蒙眬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

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是这样。”

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此小事如此重视。后来才明白，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以为工作人员前后说法不一，是中方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了中国对“九三〇”事件的政治态度。周恩来对一件具体事务竟能考虑到如此微妙的细节。

通常情况下，中国驻外使馆每天发回的电报，国内主管人员和中央首长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以便抓紧时间研办。

印尼“九三〇”事件后的多日内，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回的所有电报，以及中国驻其他国家使馆有关该事件的重要来电，周恩来收到后都立即翻阅，亲自起草复电，发后再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外事组成员阅。之后，外交部的部领导才能看到来电和周恩来的复电内容。司、处主管人员根本接触不到。

几年后，我在整理有关印尼档案时发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用绝密电报发回的当地各方人士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反应，周恩来在报头上用重重的笔锋批示：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我思忖良久才意识到，周恩来是要求用更高密级的电报发，以免外泄中国政府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特殊关注度。周恩来高度的保密意识，无人企及。

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组织全司人员到西山郊游。当日上午，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遭到印尼右派军人的肆意抄砸。他们无端怀疑中方商参处藏有援助印尼共产党的武器。

我因出差刚回，疲惫不堪，没有去郊游。看到特急电报后，觉得情况严重，应紧急办理，但与司领导联系不上，自己又不能处理，干急而无奈。

郊游人员回来后，得知发生重大事件，便连夜分头起草处理方案和抗议照会。请示报告呈送周恩来审批后，已过午夜。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已入睡。周恩来觉得不便相扰，便把批件装进信封，注明“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泽东处。

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抗议照会，虽于下午递交出去，但已属延误一天。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是严重失误。对此，周恩来对外交部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外交部缺乏战备观念。他还明确说，毛主席午夜12点休息，陈毅在战争年月养成早睡的习惯，夜里有特急案件，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他个人可以随时叫醒。

他还强调，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第一枪、第一炮，必须经毛主席批准”。可见周恩来纪律的严明和对他人的细致体贴。

周恩来批评后，主管副部长韩念龙每晚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司、处领导和全体主管人员轮流值守在办公室，由此形成的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保持了若干年。

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根据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东盟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建交谈判总体顺利，包括马共等马方极为顾忌的问题，一应而解。最后，在“中国”一词的外文名称上，中方内部发生尖锐分歧，建交协议无法签署，拉扎克访华的具体日期也定不下来。

马来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种，过去两国称中国为Tiongkok （中国）。中国与印尼关系交恶后，印尼改称中国为Chna（支那）。这是日本侵略印尼时对华人的蔑称。印尼这样称中国显然是出于侮辱性的，是不友好的行为。马来西亚和印尼协议统一文字规范后，也称中国为Chna，故其交中方的建交协议马来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中方几经提出用Tiongkok为宜，马方申明了种种为难情形。

为顾全建交大局，外交部拟予以让步，却遭到一兄弟单位的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一再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和负面影响，且牵扯到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问题。两个单位多次商讨，文来信往，难达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中央裁决。

当时，周恩来身患重病，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国务院日常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请示报告后批：“这个问题我不懂，请总理审批。”周恩来抱病在报告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的由来、演变，直到现在世界统称中国为China的缘由，说得非常清楚。最后批示，建交协议中用China，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的马来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马方用China。

中方将此意见发出去，对方欣然同意。两国顺利建交。周恩来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问题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语是马政府工作语言的实情。此事不仅显示出周恩来的渊博知识，也显示出他思维的灵活与缜密。

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尽管新华社在雅加达设有分社，但中国国内媒体一律转述外电消息，以示中国对事件的客观立场。印尼右派媒体和军人则大肆攻击中国涉嫌支持事件，干涉印尼内政。克制了近两个月，中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摆具体事实据理驳斥对方攻击的谰言。

文中指出，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中国客观了解事实真相，冷静观察事态发展，转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事件，一直没有倾向性立场，直到10月18日印尼军人冲砸了中方商参处，中方才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在草拟备忘录时，错把18日写成20日，经逐级审批上报均未发现，最后还是被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他指出，第一次抗议照会的日期应是18日，不是20日，并让外事秘书钱嘉东核查。

我当晚值夜班，接到钱嘉东的电话，急忙翻查了下资料，便肯定地回答：“没有错，是20日。”钱嘉东耐心地说：“总理记得是18日，你们再好好查对一下。”放下电话，我仔细查阅了照会批件和剪报资料，发现果然错了。照会落款日期是18日，周恩来审批日期也是18日，第二天即19日递出，20日见报。我们错把见报日期当成了照会日期。

我赶紧打电话报告钱嘉东。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若不是周恩来把住关，对外定会造成不良影响。我非常内疚，此错在我。在起草文件时，错误日期是我提供的。

第二天，全处开会，集体检讨，除对周恩来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记忆力表示无比钦敬外，都表示今后要树立极其负责的工作作风。周恩来日理万机，竟然连一个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使我终生为训。

外交工作时间性很强。大多数上呈的报告和电报都是“急件” “特急件”，甚至“特急提前”。过去没有电脑打字，所有文件均由文印处排字铅印。实在来不及，就只有手抄，有时连誊清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将手写草稿上送。

有一次，我们上呈一份手书报告，其中把没有简化的“藏”字写成了习以为常的简体字，部、司领导均未发现。周恩来审批文件时发现了，便旁批了“仓颉造字”四字。

批件退回后，大家争相传看，纷纷赞叹总理批阅文件的仔细，也共同理解总理是借以教育下属认真运用规范化的简化汉字。自此大家都称周恩来是我们的“一字之师”，抄写文件也格外用心，没有把握时，就查阅字典或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汉字表，彻底杜绝了用字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在外交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对案件的处理和交涉的用语都缺乏应有的节制。

在与印尼的照会战中，中方照会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为了增强气势，且受“文革”氛围的影响，我有时不免用些斗争性强烈的红卫兵式的语言。司、处领导在审批修改时，把一些过激的词句去掉，但尽量保留其中蕴含的锐气。

一次，我在一份抗议照会中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恩来审批时，把“惹”字改为“欺负”，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字之改，使语义境界和中国的形象大为提高。

“不好惹”是当时典型的造反派语言，显得强势，比较解气，痛快淋漓，但给人一种强悍、矫情甚至蛮横的意味，用在政府对外文书中确属不当。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此事，强调对外交涉和抗议文书中，不要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类话，还是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比较好些，不要给人一种似乎中国人不讲道理的感觉。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关系骤然恶化，从高度热络跌到冰点。当时的印尼右派指使军警和暴徒屡次冲砸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多次打伤中方人员，且愈演愈烈，不断升级。

中方的抗议照会也越发越频，抗议的等级和调子也越来越高，从抗议、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直至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翻译室的领导向我提出，三个“最”字连用，无法译成外文，不可能连用三个“最”字。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1966年4月15日印尼武装军警再次冲进中国驻印尼使馆，开枪把中国使馆护旗人员打成了重伤。

我们在起草照会时义愤填膺，但绞尽脑汁，想不出足以表达事件严重性和中方态度强硬性的词语。无奈之下，还是连用了三个“最”字。周恩来审批时，改成向印尼提出“最紧急” “最强烈”的抗议。一个“最紧急”就使事件的严重性和中方立场的强硬程度凸显出来。

周恩来之细，来自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自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端负责，来自他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高尚品格，来自他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

【印尼九三〇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〇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