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合众声”(ID：Hmedia)，本文原刊于《中国周刊》，原题为《马礼逊：天朝的真相》

　　1807年1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从伦敦启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转道纽约时，一位美国商人带着一丝嘲讽问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吗?”那位虔诚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这样。”

　　事实证明，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个上帝都会挠头的地方。马礼逊很快发现，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一个专制王朝的傲慢与偏见。

　　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圣经》和第一部《华英字典》，还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意味更加深远。我们可以跟着这些文字，看到天朝强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危险的事业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伯兰一个简朴的农家。由于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马礼逊自幼便受到熏陶，17岁那年，他开始对传教事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接受语言、医学、天文、数学、神学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

　　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是伴随欧洲工业文明的曙光兴起的，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和独特的文明，都对西方教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伦敦传教会决定委派马礼逊到中国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欣然接受了任命，并悉心地准备自己的中国之旅。

　　当时，有人去伦敦大英博物馆访问，常看到这位青年坐在里面非常用功地看书，书上的方块字奇特而让人无法辨识。于是此人忍不住走过去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为什么要读它?年轻人回答，这是中文，是一种非常难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推动力”促使他去钻研。

　　经过8个月的旅行后，1807年9月8日傍晚，马礼逊抵达了目的地广州。岸边货船装卸的喧闹，河上民船来回穿梭时，船民们的大声喊叫，都让他感到极度兴奋。

　　然而，理想很快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负责迎接他的美国领事及英国商人，都不约而同地提醒他，“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中国及请中国老师教授中文有多么大的困难。”

　　19世纪初的清朝，执行的依然是雍正时期便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活动是被严厉禁止的。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一旦臣民们信奉了洋教异说，清廷的法令就难以实行，政权的合法性便难以维系。如同乾隆皇帝在《四库全书总目》序中说那样，西方宗教“悠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

　　1805年12月，也就是马礼逊来华前不久，嘉庆皇帝刚刚重申，广东省务必禁止一切传教活动，除了商人以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居留，有内地百姓暗中接应的，应当惩办。这是“整风饬俗之要务”。

　　因此，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一开始，他试图从衣着打扮上变得更像中国人，以期待和百姓打成一片，他练习用筷子吃中国饭，穿中国人的衣服。他按照中国人的姿势写汉字，这弄得他两侧肩膀非常疼痛。甚至于，他在头上挂了一根辫子，并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手指甲留得老长——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不讲卫生的习惯。

　　但他很快察觉，这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他跟其他外国商人不是一个圈子，于是他又像其他外国人一样，穿上了白外套。

　　另一个麻烦随之而来，正如马礼逊一开始被告诫的，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

　　马礼逊好不容易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这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当地官府发现，随时服毒自尽。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

　　就连中文书籍，马礼逊也是偷偷买来的，有一次，他的男仆和人串通，在买书时诈骗了他30元，马礼逊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令他更为不解的是，他发现自己要教中国人学英文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他在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学英文，只有少数中国商人跟西洋人学会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词，能够与西方人贸易往来，就以此为满足了。这似乎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中国人见到我们时称我们是番鬼，他们认为我们很奇怪，尤其当我坐下来用中文同他们谈话，非常好奇，年轻的中国人此时会有意举止轻浮，表现不敬重我。”

　　停滞的帝国

　　1809年，马礼逊受聘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从而终于获得了一个在华居住的合法身份。他在写给教会的信中心境复杂地说道，这项任命首先可以使他居留在中国，也可以促使学中文，当然也有薪水。但是这项任命不利之处在于，这将占据他很多时间，从事与传教无关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权宜之计，马礼逊一边担任公职，一边暗中翻译《圣经》，并向身边的人们布道。

　　成为了译员，意味着将和更多的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的优越感显然比普通百姓更强烈，在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后，马礼逊认为“中国官员们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由于中国和东印度公司发生了贸易纠纷，1816年7月，英国派出了一个以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与北京的宫廷调解。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成员。这使得他有幸得到了一次一睹天颜的机会。8月12日，英国使团船队抵达了天津，第二天出席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马礼逊注意到，英国特使和传教士只能坐在非常低的垫子上，而皇帝的随员则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上。

　　双方随后就觐见礼仪开始了一场长达八天的谈判，英国特使被要求使用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中方表示不强求这些礼仪了。但是，又催促使团立即动身赶赴北京，英国人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抵达了皇帝所在的圆明园，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衣服，就被领到了大殿门外。

　　英国人提出，经过了一夜行程，使团已经过于疲劳，要求延迟到第二天会见。于是一位中国大臣进入殿内启奏皇上，说英国特使病了。皇上恩准其休息，并派了一位御医来看病。御医发现英国特使并没有病，回去如实禀告。这触怒了嘉庆皇帝，他随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解释真相。

　　嘉庆随即降旨要求使团立即离开，这次中英谈判宣告夭折。后来，皇帝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革去了相关责任者的官职，但中方没有就此次事件对英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使团离开中国的当晚，派人赠送给英国人三件礼物，称为“赠品”，也收受了使团三件礼物作为回礼，称为“贡品”。

　　与它的傲慢相比，这个专制政权的执行能力令人生疑。1809年底，马礼逊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提到，整个夏季沿海的中国海盗船不断在广东沿海烧杀抢掠，有数千居民被海盗杀害，有时在广州城的总督府都可以听到海盗放射土枪的巨响。但是中国官府的水师战斗力非常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广州府曾请英国人协助剿灭海盗，英国人表示只要中国总督正式提出请求，他们可以协助，但中国方面却再也没有下文了。

　　另一份相关记载是，1822年10月2日晚上，广州外国商行以北的一家中国糕饼店突然失火，并蔓延到所有外国商行。破晓前，马礼逊连忙用中文写求援信给总督府，要求派人来推倒危险房屋和维持局面，到了凌晨5点钟，又写了两封求援信给中国官员，同时又写了一封直接送往两广总督处，但中国官员竟然无动于衷。火灾最终导致数千间房屋和商号被焚毁。事后总督说，他没有收到马礼逊的来信。

　　这个帝国似乎处于全方位的停滞状态中。在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时，马礼逊在序言中写到“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或士大夫的目的是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政府的目的就是……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官职，来统治国家。知识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等，都不在政府的考虑之内。”

　　事实上，这个帝国也并不像它表面上这样自信。据马礼逊记载，1814年，中国北方发生叛乱，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这是天主教徒煽动的，导致朝廷下令秘密调查澳门天主教与葡萄牙人的动向，还颁布谕旨，禁止百姓阅读民间小说，因为小说内容常常讲述“官府压迫与百姓反抗的故事”。

　　权利与义务

　　或许是因为社会的停滞，在马礼逊眼中，中国人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在广州见到的那样，在路边和市场的摊位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出售不加遮盖的干巴巴的蔬菜。当地有一位名医，看病基本只用一种药，就是大黄，这位医生姓王，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大黄王”。当马礼逊在当地开设了一个诊所后的几个月内，广州周边地区数千个病魔缠身的人涌入这里。

　　另一种懵懂来自于法律制度上的，1822年，一艘英国兵船的水手与中国海岸上的居民发生了争斗，有中国人被杀。总督府要求英方交出凶手，根据中国的法律判处死刑。但英国人否认自己的人在此次事件中有罪。一些中国商人建议英方息事宁人，他们甚至建议英国指挥官，就说他们的船上有两人失踪了，这两个人就是凶手，因此也就没有引渡可言了。而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效，也是十分荒唐可笑不能采用的。

　　随后，马礼逊参加了对中国政府的谈判。他首先承认，在欧洲国家里，外国人犯了杀人罪，应当受到居住国法法律审判，但是他不认为在中国应当如此，

　　“对两个国家，或两个人而言，双方都各有权利与义务，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权利与义务。可是中国人却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护……事实上，中国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高兴而任意解释和判决的”。

　　马礼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1820年末，他写道，最近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的一位官员持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据闻凶手已经潜逃，而中国官员前来调查时，发现船上有人自杀，便认为凶手就是那个自杀者，草草结案，“这种奇怪的法律模式却绝对有效地执行了。”这场谈判以英方的获胜而告终，凶手最终没有被交出来，而两国之间因为此次事件受到影响的贸易往来也恢复了。

　　这项开“领事裁判权”先河的事件，往往被后人视为传教士“侵华”的铁证。在远赴中国之前，他曾说：“中国人有许多受到较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他们不会在我们之下，只会超过我们。”而在1824年，当他回国进行公开演讲时，这种评价变成了“中国人对落水即将溺毙的人无意去施救。他们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国政府的公堂里，对尚未认罪的男女严刑拷打”。

　　无独有偶，马礼逊的好友，1793年曾随马嘎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也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在1824年写给教会的报告中，马礼逊用耐人寻味的口吻，中国人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我们基督教新教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1826年5月，在英国休息了三年后，马礼逊重新启程回到了中国，并在这里工作到了1834年病逝为止。他被安葬在澳门。

　　七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文明的尝试终究被武力侵犯替代。这一年，一败涂地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拥有80万军队，而进犯中国的英军只有7000人。

　　这些苍白的数据，仿佛都是一个专制王朝的昔年旧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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