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互促互进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张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乡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互促互进的。一方面，乡村振兴需要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互通。近些年，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大量资源，可是成效并不明显，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空间壁垒，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很多时候只是单方向的。只有打通城乡壁垒，重构城乡关系，发挥城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媒介作用，使城镇的资源，如人才、资本等流入乡村，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相对于城市，农村的基础较为薄弱，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问题较为严重，无法达到城乡互促互进、融合发展的状态。乡村振兴战略便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契机，通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使乡村与城市之间形成可以产生共鸣的平台，才能更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我国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和要素流动不等价，阻碍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

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境。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资源是发展的根本。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源倾斜，特别是脱贫攻坚时期，给予了贫困村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但是，在长期不均衡的城乡资源配置下，乡村发展较为缓慢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卫生资源等依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主要表现为资源和要素的不合理流动，也就是说，城乡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不等价。城市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从农村中吸取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资金及土地资源，相反城市先进的技术、金融、医疗保障等资源却并未等价流入农村，不仅无法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支持，反而造成如乡村空心化等现象的发生。如何破解乡村的资源困局，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2.乡村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无法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基础

薄弱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不仅会阻碍城乡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无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良好的基础。虽然在脱贫攻坚时期，贫困地区的“三保障”（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但是从质量上来说，农村地区在这些方面与城市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质量问题必然要得到解决，这也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些农户可能存在返贫风险，这对于乡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除此之外，公共资源方面如污水处理系统、电力供应、网络信号、农村非主干道的建设等，目前大部分农村所能达到的质量并不高，无法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城乡融合发展。

3.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抑制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互促互进

产业融合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只有产业兴旺，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在脱贫攻坚时期，虽然国家给予了乡村产业大量的帮扶政策，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产品的生产、初加工、再加工，以及衍生品的发展较为落后，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无法充分实现农业产业价值，更无法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足够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循序推进，各地在乡村产业发展中需要将重点集中到深加工品及相应衍生品，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是互促互进的，乡村振兴需要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互通，而城乡融合发展也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位居首位，是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目前城市产业体系相对比较完善，要想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需要从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入手。

纵向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政府应引导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突破农村只能参与最初生产和初加工的限制，打造农产品生产、深加工、衍生品制造一体化产业链，进而提升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户增收。同时，根据不断提高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不断升级的城乡居民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生产高质量、高端的衍生品，迎合大众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延长产业链，避免被大升级趋势淘汰。

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带头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进入乡村。乡村有企业所需要的特色资源，同样龙头企业也可以为乡村带来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从根本上为乡村经济注入活力，为城乡产业融合和乡村产业兴旺提供重要帮助。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农业带头人带领农民致富增收的作用。农业带头人作用不可忽视，在脱贫攻坚时期，懂经营的农业带头人带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村庄摆脱贫困的成功事例不在少数。此外，政府还可以鼓励农业企业或带头人探索建设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产业园、科技园等示范点。在乡村，这些示范点可以发挥强大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可以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大部分农村资源稀缺，技术水平较低，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先进技术创新的引导，尤其是应积极推广城乡之间的技术交流活动，如鼓励农业企业定期开展技术指导或宣讲活动。与此同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及互联网思维，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如采取“互联网+”等模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利用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保证农户增收；运用当代物联网技术，加快农业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体推进。

2.打造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人才队伍，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人才是实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乡村振兴同样离不开人才这把“金钥匙”。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

积极引进和吸引人才流入乡村。近些年来，“绿领”这个词多次出现在脱贫攻坚领域，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反哺农村，成为新型农业的带头人，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各地应完善农村人才引进政策，健全大学生下乡政策机制，继续优化选调生、村官选拔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大学生下乡支教，同时加大返乡就业大学生的政策补贴力度，为其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还可以给予回乡创业人才适当的优惠政策，包括免税、免息贷款等，全面激发其创新创业活力。此外，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的乡村，也可以通过打造相对良好的就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主动返乡。

加强农民职业素质技能培训。脱贫攻坚时期，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乡村振兴时期，在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同时，应当将重点集中于农民职业素质技能培训。根据不同村庄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例如派遣农业专家定期到乡村开展现代农业专业知识技术巡回宣讲；举办职业技能教学活动，提高农民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组织农民去科技园、产业园等示范点参观学习；通过互联网等教育方式培育“职业农民”；等等。

3.强化乡村生态建设，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局限于政治、经济，环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生态宜居”的提出也进一步说明了强化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完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近些年，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垃圾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村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给村容村貌、农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为此，应当继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废水处理系统、垃圾回收装置等，优化垃圾处理技术，完善垃圾处理体系，积极引导农民主动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共同打造美丽乡村。

传播绿色理念，引导农民改善生活方式。脱贫攻坚期间，一些地方虽然通过设立垃圾点、雇佣环保公司定期清理农村垃圾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但是不少农村仍然存在垃圾杂乱堆放、随意丢弃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环保意识较为薄弱。对此，在乡村振兴时期应更多地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介质，广泛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同时，可采用激励机制，定期举行卫生评比活动，根据每家农户周边环境卫生情况，给予排名靠前的农户一定的物质奖励。此外，可设立保洁员轮流制度，鼓励村民轮流当村庄的保洁员，逐步在广大农村地区形成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风尚。

4.利用乡村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乡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文化同样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的精神指引。乡村往往具备城市没有的资源禀赋，包括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应充分运用这些特有的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乡村，以更好发挥城乡互补功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保护与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可丢弃，它既是乡村社会的凝合剂，也是培育“乡风文明”的有效载体。应当通过定期举办文化活动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搭建文化交流平台，鼓励村民参与集体文化活动，在保护和传承中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旅游项目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能够加强城乡之间的生活、文化交流，更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目之所及的自然风光越来越少，许多城市人越来越向往农村生活，这对于乡村是重要的发展机遇。绝大部分农村位于相对偏僻的地区，往往具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方向。

作者：张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书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 总第3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