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在各种高度不同的社会里从贫困中崛起，最后变得富足，这让我们很难将他们的成功归为特定地点和时间的独特之处。


然而，海外华人在全世界遭受了几乎同样的仇视和憎恨。如果说欧洲中心论对于“黄祸”的刻板印象是这个现象的核心，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某些亚洲国家对华人也有同样甚至更强烈的仇视和憎恨。


▍仇华者莫须有的指控


许多针对海外华人的指责都和实际发生的仇恨特征没有什么相关性。


比如，有时仇恨者声称华人汇回中国的汇款会吸干本国的财富，有时他们声称华人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本地生根的旅居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海外华人的汇款和归国现象都有所下降。但是对于海外华人的仇恨并没有消退。


同样，仇恨者苦涩地抱怨说，华人没有被同化。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海外化程度可能最高的国家里，针对海外华人的仇恨也没有减少，而且这里在战后对华人的暴力活动反而更加盛行。


海外华人被仇视和憎恨的情况非常真实，但是这种憎恨和憎恨者给出的原因并没有什么关联。


简单的嫉妒本身也不是一个足够的解释。其他本地和外来群体往往比华人群体富裕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激起同样多的憎恨。


▍从贫穷到富裕


让华人显得与众不同的特点主要有两个。首先，他们在海外的职业生涯从非常低的经济起点开始。其次，他们在上升的过程中所走的路径也有其特点。


一方面，海外华人通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国家里从赤贫状态起步。另一方面，哪怕早期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实现富裕，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仍旧有新的赤贫华人到达这个国家。


所以本地人持续地用自己的双眼看着这个奇观，就是到达的时候比他们更穷的中国人最后反而超过他们。这样的故事在之后可能会带来很多启发和灵感，但是在当时他们让世界各个国家的很多人感到很难堪。


这样的例子还有，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斐济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东欧的犹太人和东南亚的华人所实现的从贫困到富足的崛起。


在富足的环境下出生的人实现更大的富裕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嫉妒感，但是不会像暴发户的成就那样伤害其他人的自尊心。


▍少数中间人的属性


华人在他们的经济崛起过程中所采取的路径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仇恨。


不论是来自同样的种族群体还是不同的种族群体，少数中间人的行为常常被谴责为“剥削”其他不懂经济的人，其中也包括其他受过教育但是不懂经济的人。


从生产者或供应商的手中购买货物，再用更高的价格将货物卖给消费者的行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被认为是某种程度上的欺诈。


而事实上，少数中间人为商品增加的价值并不是物理性的变化，而是地点和可及性的变化。而地点和可及性的变化往往不仅包含交通费用和存储风险，还包含长时间在店铺里工作为顾客提供便利。


同样被误解的还有中间人的另外一项职能，就是通过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形式进行的赊欠购买。被迫交付超过借款金额的还款金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谴责为“高利贷”。


这种商业活动常常遭到法律的禁止，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就像在商品零售领域一样，重要的错误是假设同样的事物被给予了两个不同的价值。人们自愿借贷这个事本身就说明，现在的钱和未来的钱并不是同样的。否则借贷者大可以等着积累起他们需要的钱，从而省下需要付出的利息。


▍出色的商业天赋


一些对中间人的批评相对温和，这些批评承认他们确实发挥了对他人有价值的经济职能，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客户了，但是谴责者认为他们为这一职能收取的费用“太高了”。


同样的模糊的指责几乎可以用到从事任何行业的人的头上，从出租车司机到学校教师再到卖报纸的人。在海外华人所处的情况下，事实上，他们通常通过收取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来建立自己在特定行业里的优势地位，以及通过收取更低的利息或要求更少的抵押来建立自己作为放贷人的优势地位。


华人被指责从事“破坏性的”或“割喉式的”竞争的次数几乎和他们被指责收取更高价格的次数同样多。有时同样的人会同时用这两个罪名指责华人，虽然这两个指责是相互冲突的。


但是这些事实都不意味着海外华人是无可指责或可以被完全理解的。在讨价还价和尖锐的行为属于常态的社会里，买方和卖方都极力地想要占对方的便宜，而华人在这个游戏中技艺高超，游刃有余。


然而，他们总是可靠地履行合同，甚至可靠地履行他们内部彼此的口头约定，这对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借贷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离开这些借贷能力，多数小的商业都无法生存。


确实如此，在更好的条款下借得更多的贷款是海外华人能够挤垮自己竞争对手的关键，这常常被称作一个“优势”。但是，如果这个词把表现相同的人所获得的不同收益和通过不同的表现获得的认可混淆起来，那么“优势”这个词会失去它本来的含义。


银行愿意贷更多的款给中国商人，因为事实证明给他们贷款风险更小。华人能够在更好的条款下获得贷款并转贷给其他人，这些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用了更多的时间了解每个个体。在没有官方记录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评估这些个体的偿还能力。


▍华人素质真的低吗？


周围的人可能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海外华人的个人行为，即使友好、礼貌的马来人也会认为海外华人的这种行为是唐突甚至粗鲁的。


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里，周围的社会可能会抱怨中国人生活在不卫生或没有美感的环境里，具有令人恶心的个人习惯。


这种指责并不能被武断地归结为偏见，尤其是考虑到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是赤贫的文盲这个事实。他们每天充满忧虑，为生存而挣扎，绝望地想要攒下一些钱维持以后的生活。菲律宾的华人生活就是一个例证：


在过去，华人店主和他们的华人雇员不论年轻还是年老都要每天工作16到18小时，即便在星期天也是如此。在这些繁忙的工作的间隙里，这些疲劳的男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总是会打瞌睡以缓解他们的疲劳。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张着嘴，口水会流出来……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形容华人最贴切的词就是“中国猪”。“中国猪”的刻板印象说的是早期华人对于个人整洁和环境卫生缺乏关注。贫穷的华人苦力或商贩雄心勃勃地想着攒下更多的钱。


再一次，历史证明这些抱怨和仇视水平并不存在相关性。事实上，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受过教育、成为专业人士、有着较高的举止标准的时候，歧视和针对他们的暴力变得更为显著了。


▍社团活动


华人在东南亚的整个历史中，秘密社团或堂会的犯罪行为和暴力活动以及华人对公共官员的贿赂让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周围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


秘密社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在满族统治时期，堂会因为其反对满族统治的抵抗运动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像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秘密社团从这个角色演变成收取保护费的敲诈者，或者从事其他犯罪活动或暴力活动的专业人士。


他们的影响在华人大规模移民的早期尤其突出。贿赂和腐败的程度随着政府整体政策有所不同，尤其和种族歧视政策相关。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自由主义统治之下的美国相比，前者的政府官员被华人贿赂的程度就会高得多。


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随着他们掌握的经济或其他权力而变化。东南亚国家在刚刚独立之后，总体上都会加强政府在其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尤其是提升他们的反华政策。华人对此的对策就是一方面加强当前的贿赂，另一方面和政府官员建立更加持久的经济联系。


▍民族意识的觉醒


除了与政府官员这种实用性的关系，海外华人总体上对他们定居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很少或基本上没有兴趣。


虽然华人更加担心经济成就而不是政治成就，但是在20 世纪他们开始对中国的政治表现出兴趣。孙中山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在海外华人中激起了反响。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也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这在海外华人和国内中国人中都激起了爱国主义热情。这种感情具有非常实质性的表现形式，就是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提供相当规模的捐款。


新政府的货币实际上是在旧金山由海外华人印刷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更加激起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组织起反对日本的抵抗运动，并且募集款项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在后来日本入侵和占领东南亚很多地方的时候，这些行为为海外华人带来惨痛的报复。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影响曾为海外华人带来某些不利的效果。


20世纪初，中国宣布把海外华人当作中国公民。这在东南亚造成持续几十年的政治后坐力和法律后果。


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国家主义在海外华人中崛起。这为周围社会提供了这样一种认知，即他们是外来人。这在东南亚各国的大多数人中激起了反向的国家主义情绪。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共产党政府在海外华人社区的政治和文化上都非常活跃。它们倡导即便永居海外也应热爱中国，并且将其渗透到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的宣传和教育中。但这些行为有时反而加大了本地人对海外华人的敌意。


▍与母国的命运绑定


在大规模移民时代的大多数现代史时期，中国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不能为海外华人提供太多的保护。


美国政府在1882年突然切断了中国的移民活动。和后来削减日本移民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君子协定”相比，这个做法更加彻底也更加单边。


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日本可以为生活在美国的日本男性争取到一项重大的妥协。他们的妻子可以到美国和他们会合，他们生活在日本的未婚妻可以进入美国与他们完婚。更重要的是，双边协定在本质上意味着日本没有受到公开的侮辱，不像被迫接受一个针对自己的国民的单边政策变更的中国。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接下来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在东南亚国家产生的影响是，这些国家通常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而且把它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华人群体当成潜在的间谍。中国当时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阻止针对海外华人的不公平对待的程度，但是已经强大到会激起这样的不公平对待的程度。


华人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从贫穷到富强的崛起都比爱尔兰之类的群体急剧得多，虽然后者积极地参与政治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华人对于政治的参与确实更加积极，比如印度尼西亚。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华人在这些国家比他们在远离政治的国家过得好。


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那就是华人在印度尼西亚遭受了比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更差的待遇。华人在马来西亚表现出来的政治活跃性引发了种族暴乱，进而导致“新经济政策”以及在教育、政府和经济领域针对华人的广泛蔓延的官方歧视。


不论更多的政治参与能够帮助海外华人这个论断听起来多么有道理，历史记录向我们展示的都是反过来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人的成就和他们所遭受的仇恨一样令人震惊。而这些仇恨者往往是得益于海外华人推动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人。


这种反应可能是人类本性的冷酷映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规律在亚洲、欧洲、非洲或西半球其他少数中间人的历史上也被发现过。


作者：[美]托马斯·索维尔，译者：刘学军，来源：人文学会（ID：HES1929）。（本文选自托马斯·索维尔 著，刘学军 译《移民与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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