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人们交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发生碰撞和摩擦,“气”才会产生。不同的对象之间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气”,不同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气”。根据陈柏峰的理解,“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出气”是达致平衡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能否出气,出气的方式、时机,乃至出气的对象,都不以当事人的个性和脾性为转移,而是由深层的村庄因素所决定。这里涉及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问题,即“气”作为一种激越的情绪和情感,无论是淤积内心还是释放出来,都需要相应的救济,否则会使当事人及其所处社会关系出现问题。


村庄中的“气”,一般产生于村民之间的密集交往。这种“气”的程度和救济机制视村庄的预期长短而论。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村庄的预期逐步缩短,村庄中的“气”及其救济机制也在变化。



“气”是村民在村庄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产生并积蕴于内心的一种负面情绪和激烈情感。无论是对于负“气”之人,还是村庄社会关系,都是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需要平衡,更需要排遣。除了当事人直接把“气”往对方身上撒之外,村庄还有其他的对有“气”之人的救济渠道。


村庄作为伦理与功能共同体,它在各方面都具有长远预期性。人们计较的不只是一时的利害得失,还有长远的、子孙后代的荣耀和面子。与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相比,村民更在乎光宗耀祖和荫庇后世。因此,农民便将眼光放得长远,将心胸放得更开阔,把今天受到的“气”放到明天去出。人们因为有着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就不一定要争口硬气,及时出气,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找时机,等待将来某个时候再把“气”撒出来。所以,在“气”未出胸口之前,人们一般不会将“气”衔在嘴边,更不会怄气,也不会影响交往。


村庄里的“气”,是因生活中的小事引起的,一般不会猛烈爆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地释放。村庄预期的长短,是“气”的救济机制的基础。预期越长,人们相互间接触越多,各种各样生气的机会和事情也就越多,但是长远预期使人们的气度增大,生的“气”很小,不会无限放大,出的气也不会是恶气。同时,长远预期的“气”不会寻找和苛求一时一地的短期释放,很少有气不过来的时候,绝少有硬气的存在。此时的“气”可以放在彼时出,今生的“气”可以来世出。总之“气”是一定得出的,只是出气的时间可以置换。


在预期长远的村庄,除了出气时间可以置换之外,“气”所针对的对象也可以转移,即在此事上受了“气”,可以在彼事上出气,或者在其他方面争了“气”。这与村庄的面子竞争是一个道理,在某个事情上丢了“面子”,而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争回面子,而不是将“气”、面子吊死在一棵树上。所以,村庄生活中人们一般不屑于长久地纠缠于某一件事情,不会在某一件事上怄气,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生活还要继续,交往回归正常,而不会为了逞一时之“气”将关系闹僵。退出某一件事情的争气和斗气,人们完全可以在其他事情上争气和出气。


“气”的对象的转移,也可以获得一种完整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用湘南的话来说,就是“有‘米’筛的没‘米筛’,有‘米筛’的没‘米’筛”:人家有米你没米,你很“气”,但是人家没有米筛而你有,于是你就“出了气”。这就是“气”物的转移,有了这个转移,人们的心态就平衡了,不会去闹出乱子。


另外,个体的“气”还可以通过转移为公共的“气”而得到消解,亦即经由密集的公共生活将个体私人的“气”给排遣掉:一方面表现为在公共场合“看人家的笑话”,即通过在编织或散布对方的不利言行、私密事情而达到“解气”的目的;另一方面,密集的公共生活本身就是排遣、宣泄的最佳场所,通过在公共空间发泄、吐露,也能够消消气。



因为村庄生活具有长远的预期,村庄的“气”也就有了时间“置换”和目标“转移”两套救济机制,也就使得“气”有了释放和排遣的渠道和条件,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和过于激烈的情感,使村庄社会关系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达致常识性正义衡平。但是,当村庄的预期缩短之后,村庄“气”的救济机制又会如何变化?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具有长远的预期,它将已有的“关系”延续和强化下去,使村庄具有人情味,并通过人情往来凝结成一个紧密的伦理与功能共同体,满足人们社会性、伦理性和功能性的需求。而当人们对村庄的预期变得越来越短之后,更多的人不再讲人情,不再讲面子,不择手段的风气在村庄内部迅速蔓延。每个人都依据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他人交往,而不再顾及以往的人情、交情乃至亲情,什么事情都是一次结算。这样,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一方面,在村庄中无利可图的人,就不与之交往,因此村庄的交往被利益算计稀释,迅速减少,表现为串门的少了,公共生活少了;另一方面,有利可图的则利益纷争渐长,村民之间分利必争,在利害面前绝不手软,耍尽阴谋。


于是,人们的“气”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释放方式得以排遣和稀释。村庄预期缩短,时间不再是人们考虑的因素,因此时间的置换变得不太现实,现在的“气”必须现在发泄,当下解决,不能延后,否则会被认为丢“面子”,是软弱的表现。这样,村庄的“气”就成了即时的气,成了不能“置换”的气。


同时,“气”的对象也不再轻易“转移”,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上受了“气”,就必须在他们身上出气、撒气,气要一对一的对应起来,不能有偏颇,不能转移到另外的事物上去。只有这样,“气”才出得顺当,出得理直气壮,才能达到常识性正义衡平,心态才会缓和。


“气”的救济机制完全更换了“气”的面孔,以前出的是细小、琐碎、柔和的“气”,现在整个的变成了硬气,每个人都不舍昼夜、不惜血本地要给自己出口硬气,真正的成了“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就为这一口气可以牺牲整个村庄,如请混混进村解决“气”的问题,破坏村庄交往规则。


当村庄“气”的救济机制更迭之后,“气”的释放方式也随之变更。原先“出气”讲究的是“事理”,与个体所依存的力量、势力没多大的关系,如今为了达到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释放“气”的方式首要的就是“身体暴力”,就是各自力量的对比,力量大的容易出气,容易获得正义衡平感,而力量弱小者则只能哑巴吃黄连,或者用更激烈的暴力方式解决自己的“正义”问题。



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的变更,背后所展示的是一个遭遇巨变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正被自由市场、人口大规模流动所侵蚀,乡土逻辑被其他的交往和行为逻辑取代。村庄预期缩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村庄价值生产体系的解体,人们可以随便逃离村庄,用不着在乎村庄的评价,可以完全退出村庄的面子竞争。利益才是人们追逐的对象,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通过对村庄中“气”的解析,我们认为,在村庄社会急剧变迁,而且此过程不可逆的当前,为了缓解因“气”造成的对个体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应该加强国家权力对村庄的介入,整合村庄秩序,为人们的生活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则应针对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极易遭受伤害的人群,给予他们应有的救济,给他们一个能够较好出气的场合和渠道,减少他们在变迁过程中的阵痛。可以通过加强农村的文化和价值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农村的边缘化地位,增加农民在主观方面的福利。

作者: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来源: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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