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年代，也是各种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代，这期间，晚清史占去了大半个历史时期。

　　中国在晚清七十多年(1840—1912年)这一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难道真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尔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

　　台湾学者王德威并不是历史专家，但是他的一句话足以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史：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宣统皇帝于公元1912年2月12日正式逊位，中国最后的王朝宣告结束。七年之后，1919年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定性在此不作评论，但是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有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即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知识分子参与的“觉醒”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那么，这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分子从何而生?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七年时间岂能打造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此为疑问之一。

　　再者，北洋军阀时期，混战无穷，白骨千里，列强利用中国内讧争相攫取我民族权益，大大延宕了中华民族近代化进程，让时人及后人深恶痛绝，慨叹我民族命运之多艰。然而，大小军阀从何而生?须知在晚清政府统辖下，它们曾被称为“新军”，乃中国军队近代化之模范军队，何以一夜之间堕落为各自为战的邪恶军阀?如果整合得当，它们应该是忠于国家(帝国)而不是效忠“某大帅”的私人武装。从军阀混战的破坏程度之大，我们可以猜想这支破碎的军队近代化水平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晚清政府试图穷国家之力打造40镇(师)50余万人规模的陆军新式部队以及重建海军，甚至作出了“二十至廿五青年须服正规役三年及预备役两年”的规定，何以其经营成果反而危害后世?

　　——此为疑问之二。

　　此类疑问不胜枚举。也许终究不会有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但是至少启示我们，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绝非是一个“无为”的阶段。

　　近代中国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趋势。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我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的抱残守缺、部分官僚的自甘堕落使这一惨境雪上加霜，这表现为向下沉沦的趋向；但是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中开启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这则表现为向上发展的趋向。

　　残缺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百年之后，今人有责任恢复历史本来的记忆。

　　清人龚自珍曰：“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当代学者钱穆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事实上，在晚清七十多年当中，在清廷之外，下有底层贫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上有革命人士高呼打破现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在清廷内部，也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革，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无不在孜孜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多年(1901—1912年)的新政时期，其革新方案内容涉及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改革。

　　其变革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

　　文教方面：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设置中央学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

　　经济方面：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设立商部，聘请日本专家编撰经济法规，奖励工商失业；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

　　法制方面：废除酷刑，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裁撤旧部，改组官制；推行地方自治，鼓励民间报业发展；

　　军事方面：编练新军，创设警察；政改方面：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设立国家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地方准议会机构咨议局，进而筹建责任内阁。

　　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已经十分熟悉，但相信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晚清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不单当今，即使在当时，由于其主持者是清廷内部力量，反对舆论也通常把它称之为“假维新”、“假立宪”。

　　其实现代化运动本来就应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即传统政治权威以合法性为基础，运用官僚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体制创新，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当时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1906年前后一再说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的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

　　美国历史学家玛丽·C·瑞德也认为：当时中国以极其旺盛的精力，按照日本模式，从上而下努力从事改革，它“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断言中国正在与日本进行“长距离的赛跑”，中国“似乎落后不到二十年，但是她是能赶上的”。

　　西方人士的只言片语当然不能准确概括时代全貌，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当时灰色中国确实存在着一线曙光和希望。

　　当是时，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东亚传统领主中国，而且在十年之后击溃沙皇俄国陆、海军队，在近代第一次以非白种人的身份击溃了当时的“欧洲宪兵”专制俄国，自此初步奠定了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海外革命者还是国内立宪派精英，乃至改革派官僚，纷纷瞩目这个过去的蕞尔小国。

　　舆论之下，政府乃耗费巨资派出“出洋考察五大臣”，周游世界，重点考察日、德等后起国家，出洋大臣归国之后不约而同倾心于日本政体，认为日本模式乃东方后起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一年之后，中央政府派出以达寿为首的大型政体考察团，深入研究、了解日本宪政体制以及经济运作模式。

　　清政府将考察团建议提交朝廷大臣，权臣之间经过数次激烈廷辩，民间舆论媒体经过声势浩大的争论。1908年8月，最终决定以日本政体为蓝本，循序渐进展开宪政改革，“九年预备”由此而生，乃决定九年之后正式开设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九年要做之事分门别类详细造册，敕令中央各部堂及地方官员切实执行。

　　但是，清王朝还是在革命的枪声中瞬间倒地。

　　清末新政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何功亏一篑?

　　帝国大臣多属发迹于民间的官僚精英，为何个个在史书中都成为反动面孔?

　　难道帝国四万万人真的统统治国乏术?

　　通过对新政三个阶段的分析，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用“假新政”来概括清末新政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新政中社会变化之大、之快远远超出今人的想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帝国的迅速崩溃，其原因非但不在于新政中统治层的保守，而是在于保守半个世纪之后突然走上了政治激进之路，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各种改革齐头并进，各种潜藏的社会矛盾最后以爆炸的方式迸发而出。

　　再加上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晚清政治权威急剧衰落，以至达到恶性循环的程度——政府和民间、中央和地方、汉人与满人互相猜忌、日益对立，最终失衡。

　　期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帝国权臣，以及梁启超、张謇、杨度等宪政派中坚力量，坚信中国当务之急乃是建立起开明专制政府，完成日本式的立宪革新，但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和政治压力，同时自身的严重缺陷也使其近代化努力大打折扣。他们的开放与保守，在今天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去评判。及至晚清，中华民族的沃土上已沉淀着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累。这样的主体性定位使中国历史历经数次凤凰涅槃绵延至今，但也导致身在其中的历史人物在民族变局时刻延宕时机，收获与失误并存。看清这一点，将更有助于我们看清“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但晚清中国在官僚体制之内似乎无法搜寻出一个令多数国人信服的所谓“政治家”。

　　从这个角度说，清末新政最终走向崩溃不止是帝国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近代化之路上的悲歌一曲。

　　作为今人，应该充分尊重前人的历史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历史不能再重演，更因为无论革命派、立宪派，还是众多无派无党所倚重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期我中华国富民强、扬眉吐气，政见之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所反映的只是救国、强国之路的不同。清王朝由辛亥革命推翻，有它必然不可逃脱的命运所在，及至帝国最后阶段，“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而被变革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体就只能走向革命，“舍革命而无由”并不是后来革命党人的杜撰。因此，清末新政改革的失败、革命的发展、清王朝的灭亡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所以，辛亥革命也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存在“早熟”问题，更不是革命“中断”了改革。但是这一切又绝对不是说历史不可省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后人任凭历史的长河流淌而过漠然视之，不去时时淘洗，可能看不到秽物，但是也有可能错过金子。

　　这是一段民族改革史、嬗变史，更是革命与改良的探索史。

　　本文以清政府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变法上谕”(节选)结束这篇文字：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

　　——这份上谕字字见血，“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一句可谓切中肯綮，

　　无论敕令的文字能否得到切实推行，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自此正式开启。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公家人必读”(ID：gjrb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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