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宋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虞云国（宋史专家）：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上书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

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

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

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

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

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

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

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

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

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

由此可见，保证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思想空间和政治空间，对整个政治生态的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

来源：九州出版社读书会（ID：jzhpress），本文摘自《从陈桥到厓山》（作者：虞云国，出版：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