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从国家视角看乡村治理”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传统的乡村自治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打破之后，国家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力量和终极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同意或不禁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的历史趋势。


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归根到底要落在人上，所以首先必须确定各色人等的身份，然后施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才有基准，社会秩序和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会进行多种社会活动，因此会产生多重社会关系和打交道所需要的多重社会身份。那么，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就需要确定不同身份的性质和位序。


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或者说公民）是最基本的身份，是整个身份体系的“定盘星”，只有确定了国民身份的外延和内涵，才能确定其他各种身份的价值和相互关系。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现在很多农村和农民政策，不管是苛刻农民的，还是厚待农民的，都没有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这样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报。


国家应该首先确认和落实所有人的国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他属性把他们划分成市民、农民、X民……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整合和统一，不然，永远是城乡二元结构。就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来说，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总是弱势和吃亏的一方，好不了的。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关键不是什么资本下乡、技术下乡，我看关键是“身份下乡”。


只要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动自然会把城乡鸿沟弥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只要把这个因素调动起来，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决身份问题，其他生产要素再怎么下乡，人永远是两群人，鸿沟就永远在那里。


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流失殆尽，人都跑到城里去了。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原来农村的能人还是挺多的。现在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进城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培养“乡绅”，也不可能培养“乡绅”。根本的出路还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之间的利差不要相距悬殊，让农村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不是把农村当城市产业的试验场和“垃圾桶”。


目前有一小批知识精英回到乡村（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参与乡村建设，试图将城市文明导入乡村。我认为，知识精英参与乡村建设是好事，关键是怎么参与。不必刻意保留什么“乡村文明”，也不必刻意强调“乡村的自主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两分法本来就是上流社会强加给农村和农民的概念和观念。农民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也不想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他们也是人，也有按照现代标准过日子的追求。谁要觉得这个“乡村文明”很好，他自己来其中生活好了，不要让别人在其中生活，然后他来欣赏。


问题的关键不是保留所谓“乡村文明”或“乡村的自主性”，而是尊重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知识精英们参与乡村建设而不尊重农民的权利，无论扯什么“城市文明”、“乡村文明”，还是“乡村的自主性”，最终都没有意义，也一定会失败。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不是对农村和农民的尊重，而是对自身地位的失落或欣赏。只有离了乡的人，才会有“乡愁”。很多人产生乡愁，骨子里其实是欣赏自己有本事随时离乡而又随时能够回来。真正困守故乡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乡愁派”对农村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他们常常期望别人为他守着“乡”，然后他不时回来“愁”一“愁”。事实上是把农民和农村当作“意淫”的对象，而不是建设的对象，让人家给他当花瓶。


我在农村长期生活过，那些被一再怀念的农村不能说有多坏，但也没有那么好。那些一望无际的、让城里人大呼小叫的金灿灿的稻谷或油菜花，你知道是怎么种下去和收回来的吗？站在事外看，当然很爽；生活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有多苦。我现在也常常“乡愁”一下，但理性告诉我，“故乡”只是一个梦乡，是只能怀念，不能回去的。故乡永远没有梦乡甜美。


作者：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来源：南都观察家（naradainsights），本文原刊于新华日报2016年2月19日，原标题《冯仕政：从国家视角看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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